江騖(1921~1968.02.02),原名廖哲华，又名廖智，笔名江鹜、冷莽、山雨。女。云南昆明人。生于教师家庭，自幼酷爱音乐、文学、美术。中学时代主演过名剧《娜拉》。她目睹女人的苦痛比男人深重，立志要做一个新女性，长期女扮男装。1939年毕业于昆华女中，当过中学语文、音乐教师、报社校对、编辑等。最后，她决心以音乐为武器，献身革命事业。1942年8月，与朋友组织了“T.V.F 声乐队”(T代表昆工，V代表女职，F代表朋友)，次年改名为海啸声乐队，任指挥，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1943年任昆明文化界联谊会常委、“音联”常委。1944年9月，昆明警备司令部下令解散海啸声乐队，又改名为云大南风合唱团，继续抗日救亡运动。从40年代起创作了大量歌曲，如《杜鹃曲》、《和平小调》、《最后胜利是人民的》等，传唱甚广。当时出版条件困难，她自己选编，设计版面、封面，校对，装帧出版了音乐刊物《教学唱》。1947年夏，到香港避难，以代课糊口，年底转到湖南，任长沙《新潮日报》和邵阳《劲报》编辑。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奔赴湘中游击区，化名林大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中2支队团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省文工团团长。1951年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1952年调上海文艺出版社任编辑。“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968年2月2日夜，含冤离世。1979年9月27日， 上海市委宣传部及上海市出版局党组召开大会，为江鹜平反昭雪。

江鹜原名廖哲萍，1921年出生于昆明市。她的父亲在她只有三岁时就外出闯荡，后来因病早逝。她的母亲是昆华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擅长音乐、美术，曾当过中学教师，对少年江鹜的成长影响很大。江鹜从小喜欢与男孩 一起玩耍，从小就和弟弟一样的男孩打扮，她性格开朗、活泼好动，是个典型的“假小子”。

她从小便特别喜欢唱歌。12岁时考进昆华女中初中部，爱好运动和演戏。江鹜尤其喜爱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音乐大师的作品，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高中二年级下学期，因家境困顿，她不幸失学，只好去云南省呈贡县中教音乐和美术，从此开始了时断时续的教书生涯。1939年毕业于昆华女中，当过中学语文、音乐教师、报社校对、编辑等。最后，她决心以音乐为武器，献身革命事业。在昆华女子职业中学教书时，她曾去“国立艺专”听课，学弹钢琴，学谱歌曲。此后，即以“江鹜”之名向重庆音乐前辈李凌主编的《新音乐》投稿。

在几经流离、饱尝国难之苦后，江鹜又回到昆华女子职业中学教书。1942年8月，她和弟弟及其他一些志同道合者， 组织了一个“T.V.F声乐队”(T代表昆工，V代表女职，F代表朋友)，次年改名为“海啸歌咏队”。江鹜管队务，又兼音乐指挥。在这里，她充分展示了创作才能和指挥才能。因“海啸歌咏队”经常演唱进步歌曲，遂引起校方的怀疑。江鹜终以“共党嫌疑”而解聘失业。不久，她毅然投奔到当时云南的最高长官龙云所部——朱家璧将军所在的团里，当了一名音乐教员。1943年任昆明文化界联谊会常委、“音联”常委。在部队，她发现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在传阅共产党编辑发行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便觉得这是个充满朝气、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她在这里，与士兵们打成一片，还学会了射击等军事技能。她还千方百计挤时间深入民间、深入生活，搜集了许多民歌。1944年9月，昆明警备司令部下令解散海啸声乐队，又改名为云大南风合唱团，继续抗日救亡运动。

1945年日军投降，昆明民主气氛相当浓厚。在此期间，他们的合唱队发展到200多人。江鹜配合当时形势，创作了《大家的事情大家干》，被人们广泛传唱。她还以“山雨”的笔名，在上海《新音乐》杂志上发表歌曲作品。著名的歌曲《金凤子开红花》就是这个时候的代表作。

“金凤子，开红花，一开开在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今天望，明天望，望着老天出太阳，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金凤子开红花》曲调流畅动人，歌词更道出了无数老百姓的心声，所以，歌曲甫一发表，便在云南乃至全国流行开来。

1947年5月，她参加了昆明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反动派在黑名单上记下了她的名字，因而，她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赴香港。不久，经地下党员引介，回到内地，于1947年10月到湖南《新潮日报》担任编辑，并结识了叶苓、李龙牧等进步人士。1948年春，早已是地下党员的叶苓奉命到邵阳开展工作，他挑选了江鹜前往。他们一同进入劲报社，叶苓任总编辑，江鹜任副刊编辑。7月，江鹜由邵阳地下党负责人叶苓介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热情活跃的《劲报》副刊编辑

中共邵阳中心县工委就是在劲报社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劲报社还是邵阳地下党的工作据点，县工委很多重要决策都在这里作出。当时的劲报社，内部条件十分艰苦，外部条件尤为险恶，叶苓、江鹜等人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工作。

江鹜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副刊编辑。报纸副刊，是她进行革命活动的主阵地。除了编发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引导读者向往光明之外，她还发挥自己擅长音乐、文艺的优势，在青年学生和教师中，开展各种适合青年特点的进步活动。

针对有些青年热衷于风花雪月，有脱离现实的倾向，江鹜和战友们开办了一个文艺研究小组。他们把许多青年吸收进来，通过对文艺作品的研读，引导大家舍小我、为劳苦大众谋福祉。她还不舍昼夜，精心组织了22个共300 多人参加的读书会和文学社团，发动文学爱好者在副刊《耕耘》《习作》上踊跃投稿。除发动叶苓、覃文魁、刘少川等地下党人经常撰写联系社会现实的文章外，她自己也连续撰文，倡导新音乐、新文化，介绍进步文艺作品和革命歌曲。她主持的副刊办得泼辣生动、活泼有趣、很有特色，深受读者的欢迎。不少青年学生在江鹜的引导下，激发了开展进步文艺活动的热情。如赵海州、朱之屏、张建文（李群）等，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或继续从事革命文艺工作，而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有的还走上了高级干部的岗位。在江鹜的指导下，学生们还在邵阳的学校里组织了文学社团——“大众社”，先后办起了《大众》《现实》《绿洲》《平凡》等刊物和壁报，进一步团结和教育了更多的青年学子，为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江鹜引导青年、组织青年的另一渠道，就是开展进步的音乐活动。这种活动易于为大众所接受，更能为广大年轻人所欢迎，对唤起民众与黑暗势力作斗争起了很大作用。正如有的战友所说，当时江鹜教唱的一首首好歌，就是一团团火把、一把把匕首，点亮了大众的心灵之光，也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她先在劲报社组成歌咏队，每星期定期教唱进步、革命歌曲，如《古怪歌》《山那边哟好地方》《一根竹竿容易弯》和她自己创作的那首《金凤子开红花》等。歌咏队越办越大，后来发展到50余人。为避免引起反动派的注意，也为了扩大教育面，她又采取以学校为单位开展歌咏活动的办法。江鹜在歌咏队员朱之屏、郑有理的协助下，编发了一种32开本、名为《大家唱》的活页音乐刊物，广为散发，受到广大师生和老百姓的欢迎。同时，江鹜还发挥自己的特长，身体力行，亲自到宝郡联中和邵陵中学教音 乐，在课堂上直接影响和教育青年学生。

在培养发展党员方面，江鹜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她区分不同对象的思想情况，给予有差异的思想上的启发和学习上的指导。她往往是先引导学生们读一般的进步文章，再读《子夜》《徘徊》《阿Q正传》这样的进步小说和《母亲》这样的苏联作品。尔后，再引导学生阅读《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条件成熟后，则带领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解放前夕，则带领大家着重学习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纲。

由于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培养工作，她后来发展的党员素质都比较高。当县工委决定举旗开展武装斗争时，很快就有大批学生党员投笔从戎，高举义旗。正如邵阳地下党负责人叶苓所说：“江鹜在这一时期，她的艺术才能和组织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至邵阳解放前，邵阳文教界得以充分发动起来，是与江鹜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活力四射、意志坚强的团政委

1949年6月中旬，中共邵阳县工委决定：游击队莫新春、唐道光、李梦麟部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中二支队建制，编为三团，辖第四、第五大队，任命江鹜化名林大伟为团政委。据战友们回忆，江鹜身为政委，肩负着党的重任，在前后四个来月的时间里，满怀革命热情，做了许多艰巨而有成效的工作。

在全团党支部（原为临时支部）正式成立后，根据形势需要，三团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全团先后发展党员40余名，大大加强了党在部队各基层单位的领导。作为支部书记，每发展一名党员，江鹜都会亲自谈话，提出要求。

出于部队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需要，党支部和三团团部决定，开展整军和军事训练工作。江鹜身体力行，深入到基层指战员中，思想发动工作做得甚为扎实，还带头在山地田野摸爬滚打，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江鹜对战友们充满阶级感情，对属下嘘寒问暖，犹如春风化雨，但在原则问题上却毫不含糊。战友们还清楚地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天上下着小雨，指战员们还在酣睡。忽然听到值班的哨兵大喝一声：“谁？”对方没有回答。夜色中，只见一个人影飞快逃窜，于是哨兵连续大喊。熟睡的指战员们翻身起床，拿着枪就出房追赶。在大家的合围下，抓住了逃窜的人——原来是团里的一名中队长。这名中队长革命斗志衰退，更是担心队伍不久就要打仗，生出贪生怕死之念，进而发展到拖枪出走。为严肃军纪、稳定军心，在江鹜的直接指挥下，支部研究决定，将这名中队长处决。这一举动，震慑了队伍中的极少数意志不坚定分子，更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士气。在江鹜亲自主持下，对那名中队长所在的金称市（地名）支部进行了学习整顿。江鹜进一步因势利导，对全团指战员进行了教育，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得以大大增强。

战友们回忆，身为政委的江鹜，很注重从精神文化生活上唤起指战员们的战斗豪情。她发挥自己的特长，带领部队自上而下地开展了教唱革命歌曲和跳秧歌舞活动，全团的政治气氛相当活跃。她还自编了一首《豌豆秧》的歌曲：“豌豆秧，才发芽，狠心的毛狗吃了它，对门的哥哥才长大，背时的保长抓了他……哥哥扛枪上前线，保卫家乡报国家。”这首歌曲比喻形象深刻，通俗易懂，发人深省，令人振奋。唐贵元是本团的一位中队长，他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英勇牺牲。就在这次战斗临阵前，他还在高唱《金凤子开红花》：“……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可见，江鹜的思想政治工作非常深入人心且富有力量。

江鹜是个女人，但为了革命事业，也为了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她一直化装为男性。由于她时时处处谨慎、严格 要求自己，所 以，无论在《 劲报》工作时，还是在三团的艰苦斗争中，都无人察觉到她是一位女性。在三团工作期间， 无论是在行 军途中、练 兵场上，还是全团集会场合里，她都以政委的身份出现，没有疾言厉色，总是和风细雨地去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令指战员们佩服。作为一个女同志，在前后几个月的艰苦的武装斗争中，风餐露宿，翻山越岭，既要同凶残的敌人做斗争，又要克服女性在生理上、生活上的种种不便，把自己的女性身份隐藏起来而不使同志们怀疑，这需要付出惊人的毅力！

永远飘香的“金凤子花”

全国解放后，三团整编后进入地方系列，许多同志转业到地方工作。江鹜先分配在邵阳军分区政治部，任文化科长兼宣传队长。时间不长，于1950年春调到刚成立的邵阳地委文艺工作团任团长。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她对初创的文工团的建设，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是队伍建设。当时参加文工团的，大 部分是青年 学生。他们 热情高、干劲大，但生活根底浅、缺乏锻炼。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江鹜带领团员们参加了当时的火热斗争。1950年春，他们参加了邵阳县四区的减租反霸斗争。与此同时，深入群众，采集民歌。那年夏季，又远赴新化锡矿山，下井劳动，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在那里，既听劳模作报告，又为工人们演出歌剧《血泪仇》。之后，全团又参加了邵阳县第一批土改。经过几次群众运动的磨练，全团同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在全团队伍素质有了提高的基础上，江鹜便下功夫大抓业务建设。平时她领着团员们苦练基本功，还和同志们一道，编演了小歌剧《田园新歌》。该剧歌颂了解放后的新农村的新生活，剧中情节并不复杂，却有一种崭新的格调和意境。他们还配合当时的政治任务，先后演出了《李闯王》《王秀鸾》等大型剧目，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1951年8月，江鹜由邵阳籍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推荐，调上海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学习。不久，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后改为上海文艺出版社）任编辑。在出版社的前后十余年，她潜心本职工作，不舍昼夜，认真阅稿改稿，笔耕不辍。在她的编辑任上，她还特别热心发掘和培养青年作者，努力为他人作嫁衣裳。她及时发现并热心帮助了当时还是工厂技术员的程树榛。在江鹜的扶持帮助下，程树榛一发而不可收，推出了代表作《钢铁巨人》，后来担任了《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

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正义感，那时，她对盘踞上海意识形态领域的张春桥、姚文元之流，颇为不满。私下里，她曾对姚文元有过鄙视的言论。说姚的文章“不辨方向”“简单化”“盛气凌人”。“文化大革命”一爆发，这些言论便成了江鹜的“滔天罪行”。

不仅如此，造反派还无中生有，横加许多不实之词，说她“隐藏枪支”，说她“组织自由民主党”，说她是女扮男装混入党内的特务分子。1968年2月2日，造反派一些打砸抢分子，对江鹜进行非法审讯，严刑逼供，竟将她打得口吐鲜血、遍体鳞伤。江鹜实难忍受如此身心折磨，毅然从窗口一跃而下，年仅47岁。“四人帮”粉碎后，上海市有关部门于1979年为江鹜平反昭雪。1988年10月，《江鹜之歌》一书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并由生前战友及9个胞妹在昆明立“江鹜纪念碑”志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