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词派是南宋形成的派流。其风格清空骚雅来源于姜夔。而姜夔的清空、骚雅分别源于苏轼、辛弃疾。苏辛都是无意为词的，他们的清空、骚雅都是通过诗歌化的途径实现的。姜夔在引诗济词方面和苏辛是相同的，但他有意为词，将词的音律、创作风格和审美理想纳入一定的法度之中，将原来并无必然联系的清空、骚雅联成一体，形成一种新的词风。南宋江湖词派理论和创作就是阐释和普及这种清空骚雅词风的

江湖词派是南宋形成的派流.其风格清空骚雅。

宋词以“骚雅”为审美理想，这是由词体的特质决定的。词原名曲子词，所谓的曲子就是从西域各国传入的燕乐。这种胡夷里巷的俗乐，以其娱人娱己，导欲助淫的独特魅力流行极广。但是燕乐并不是专为词体而专设的，它也不需要借助词体而流传。隋唐时代的曲子和词之间多有龃龉，有些词就是当时的歌诗，如李益、李贺的歌诗，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甚或天下以为歌词；而绝大部分词是各行各业的人歌唱他们的生活，敦煌曲子词内容庞杂，题材丰富，涉及到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宏开境域，凡百涵容，无所不至。”（任二北《敦煌曲子初探》）这些所谓的“词”，只不过借用曲子的调便于记诵而已。

《花间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雅词选集，它无疑具有规范词体的作用。《花间集》所选体裁多为小令；内容以言情为主，其他题材也是从言情派生出来的。这些“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和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欧阳炯《花间集序》）的诗客曲子词，不仅适合于歌唱，还具有主题专一情感丰富、言情小词归诸雅正的特点。遗憾的是入宋以后，纵欲享乐，不思进取之风大炽。荡子思妇变成了狎客妓女，狂嫖豪赌取代了春闺秋怨。柳永的闺门淫亵、羁旅狎妓之词风靡天下，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些文人士大夫词也和民间俗词一样的品位低下。究其缘由，主要是由词乐淫靡所致。柳永以后的词人，往往舍词乐而论词。苏轼引诗而济词，丰富了词的表现形式，充实了词的情感内容，指出宋词诗化的道路。这种以诗为词之风到南宋辛弃疾时达到高潮。辛弃疾词器大声宏，借助诗歌的手法达到了情感的骚雅。姜夔恪守法度，用言情咏物、节序风物等近俗的题材，通过比兴寄托、咏物吟志等常用的抒情方式，也达到了词意的骚雅。

根据张炎《词源》对清空、骚雅的描述，姜夔的清空出自苏轼，骚雅脱胎于辛弃疾。和苏辛不同的是姜夔把词的创作纳入一定的法度。他根据自己对音乐精神的理解，改造唐宋乐谱，使市井俗乐与传统雅乐的精神相通；他总结化用才学的法度，从众多的典故中汲取其共同意义，把具体的情感升华为空灵模糊的意趣；他用近俗的题材，表现出雅正的情感。他从词体的特征出发，因势而利导，随俗而雅化，使清空与骚雅连成一体，形成一种新的词风。

宋人以才学为词，抒发的情感比较空泛。沦落江湖，远离政治风波，使江湖词人抒发的情感多是一种清雅的意趣。姜夔词的情感是孤云野飞、去留无迹的意趣，由于它无所定指，以致《暗香》《疏影》的主题千余年来尚无定论。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风尘小吏的词作虽然有一定的现实感受，但主要还是以抒情为主，并具有结体为虚的特点。张炎、王沂孙等人抒发的是宋社既屋的亡国之痛、遗民故老的黍离之悲，这种情感很难落实到具体的事件之上。散处江湖，与社会现实比较隔膜，促成了空灵情感与骚雅人品的结合。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创作风格和思想内容的完美结合，并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张炎认为宋代词学的创作风格是趋向“清空”的，而审美理想是趋向“骚雅”的。到了姜夔的笔下，才把它们绾结起来。姜夔恪守本色，一切从法度出发，这使清空和骚雅的结合成为一种必然。姜夔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雅化，南宋中后期词人极工极变，皆不出姜夔的划域，并且各具姜夔的某种风格特征。后来这些相近的风格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词学流派。这就是以姜夔为典范的南宋江湖词派。而江湖词派的三部词法，两部词选，还有频繁的词社聚会，都是在实践和传递姜夔的清空骚雅词法。像这样同时具备词人、词作、词选、词论、词社等五种因素比较典型的词学流派，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姜夔（1155～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南宋王朝和金朝南北对峙，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复杂。战争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使姜夔感到痛心，但他由于幕僚清客生涯的局限，虽然为此也发出或流露过激昂的呼声，而凄凉的心情却表现在一生的大部分文学和音乐创作里。庆元中，曾上书乞正太常雅乐，一生布衣，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他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格律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