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北距成都市约60千米，南距眉山市约20千米。自20世纪20年代起，遗址所在的岷江河道内陆续发现有文物出水；2005年，岷江河道内修建饮水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一段木鞘，内藏7枚银锭；2011年，岷江河道内取沙，发现了金册、西王赏功等文物；2013年，以来江口沉银遗址遭到严重盗掘，2016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20世纪50~80年代，在彭山江口镇岷江岸边曾发现有被江水冲刷出的零星文物。

2005年4月，彭山县江口镇岷江河道内施工过程中，发现一圆形木筒，内有7枚银锭。

2011年4月，在岷江河道取砂石过程中，发现了一批文物，包括金册、西王赏功钱币和银锭等。

2013年以来，彭山区公安部门在打击犯罪团伙的过程追缴回多件文物。

2015年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彭山召开江口沉银遗址保护与考古研讨会，经专家论证，该遗址极有可能为文献中记载的张献忠江口之战地点。

2016年4月，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2016年11月25日，开始修建围堰，“江口沉银遗址”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是：东至公路，西至河堤，南至岷江大桥南1000米，北至双江汇合处向北500米，南北外延500米。

2016年12月26日，进行首次考古发掘。

2017年1月5日，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正式启动。

2017年3月20日，彭山江口沉银考古取得重大进展：出水文物超过一万件，实证确认了民间流传的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

2017年4月13日，在眉州市举行了“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成果通报会”。截至2017年4月13日，发掘面积共2万余平方米，出水文物3万余件，初步发现直接与张献忠大西国相关的文物上千件。

2017年5月12日，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点被岷江河水淹没，这标致着此次考古所有工作全部结束。

2018年4月，江口沉银考古发掘再次出水各类文物12000余件。其中，出水了一枚珍贵的蜀王金宝，系国内首次出水明代蕃王金宝，但已经碎成了10多块。

2020年4月29日，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第三期考古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召开，公布最新发掘成果。此次发掘出土文物10000余件，其中重要文物2000件。

2022年11月，随着“荣世子宝”金印等一大批文物出土，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截至2023年4月，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共完成六期围堰考古，共计出水文物7.6万余件。

江口沉银遗址的堆积为砂卵石夹细沙，黑褐色，厚3~6米，覆盖于红色砂岩构造的河床之上。砂岩河床由于长期被岷江流水侵蚀，形成多条大致南北向的冲刷槽。枯水期，岷江水面距离河床表面约为2~3米，河床表面至河底基岩的距离约为5~6米。河床表面向下发掘约3米开始发现文物，但比较零星。遗物主要发现于河床底部红砂岩的沟槽中，少量夹杂在砂卵石堆积之中。

2017年4月，首次发掘共出水各类文物30000余件，种类以金、银、铜、铁等金属材质为主。其中包括张献忠大西国的金封册、铸造的“西王赏功”金币及币范、“西王赏功”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铭刻大西国国号的五十两银锭和运载银两的“木鞘”等；明代蜀、楚、荣、吉等藩王府的金封册、银封册、金宝、银印和铭刻万历、天启、崇祯等年号的五十两银锭等；此外还有戒指、耳环、发簪、手镯等各类金银首饰；铁刀、铁剑、铁矛、铁箭镞等各类兵器；金碗、金锁、金纽扣、金顶针，银碗、银勺、银筷子、银镜、银带扣，铜镜、铜绦钩、铜锁、铜钥匙，铁秤砣、铁篙杆等各类生活用具。出水文物时代明确，自明代中期延续至明代晚期；来源地域广泛，北至河南、陕西，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云南，东到江西，范围涵盖了明代的大半个中国；等级较高，包含了诸多张献忠大西国及明代皇室文物。

2018年1月24日，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正式开启第二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历时近3个月，发掘面积10000平方米，共出水文物12000余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枚蜀王金宝。

2020年1月10日，第三次水下考古正式开始挖掘，4月28日结束，前后历时3个多月，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勘探面积10000平方米，出水文物10000余件。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铸造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2013年被人从岷江河中盗掘后转卖，后警方介入，将此印追回，是张献忠沉船文物中的核心文物，对考证沉船文物性质极为关键。

蜀王金宝在江口沉银二期考古发掘中，出水过一枚，不过遗憾的是，金宝已经碎成了10多块。

明朝藩王金宝，也被叫做金印章。根据明史记载，册封亲王时往往会用到金册或金宝。不过每一代藩王都会有自己的金册，而每个王府拥有的金宝则只有惟一一枚，作为明代亲王在藩地发布政令、与中央书信往来的信鉴，每个藩王府唯一的一枚金宝，在分封时就代代传袭。

蜀世子宝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铸有“蜀世子宝”四字。遗憾的是，印上的龟形头部暂未发现。“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拥有， 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蜀世子宝”是国内首次发现世子金宝实物，也是唯一的一枚。经过测量称重发现，这枚金银印台边长10厘米，厚3厘米，含金量高达95%。

西王赏功金、银币

大顺通宝钱币

“大顺通宝”是张献忠铸币，系仿照“崇祯通宝”所铸造的小平钱，用于正常流通，但直径比一般的“崇祯通宝”大。

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对历史研究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张献忠大西军是影响明末清初历史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对四川乃至全国清代以来的历史，产生过重要而且深远的影响。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将为解决诸多有关张献忠的历史传说提供科学依据，为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征战历史、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原始资料；同时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对认识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状况、物质文化形态，乃至明末清初以来的社会历史走向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中与李自成齐名的农民领袖，陕西延安人。在明末大起义的潮流中揭竿而起，成为了农民起义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其前半段起义生涯中，多采用流动作战的方式，起义军的活动范围遍及陕、晋、豫、鄂、赣、湘、皖、川等广大中西部地区，并在占领武昌后建立大西政权；而后期在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七月，攻克成都以后则正式建立了政权，称帝，并且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权建设，这时期直到清大顺三年（1646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与清兵作战时中箭身亡。其间1646年大西政权内外交困，张献忠想顺岷江南下转移财物，在彭山江口镇河道内遇杨展武装战败沉船，大量财物沉于江底，即为彭山江口沉银遗址。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首刻于成都锦江边石碑上的童谣曾广为传唱。

距离成都市50千米以外的彭山区江口镇，也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这里的民谣，“石牛”和“石鼓”换成了“石龙”和“石虎”。在江口镇的东山顶上，有石龙和石虎的雕刻件与歌谣相呼应。

在彭山区文化馆副研究员倪兴国看来，这些民谣中隐藏着一个历史之谜。相传，张献忠退出成都时，携带千船将士和数量惊人的金银从府河沿岷江顺流而下，大败于江口，遂将金银沉于彭山县境内的岷江河中，并在沉银地作好暗记。

遗址的性质是战场遗址。一是从发掘出水的文物看，出水文物主要有五大类：抢劫明朝藩王的财物、州县官府的库银、民间百姓的金银财宝、张献忠自己铸造的货币、打仗用的兵器。从考古发掘来看，众多出水文物中，还有金耳环、发簪、金戒指、手镯，这是张献忠掠夺四川百姓的最直接证据。

二是，文献上记载张献忠和杨展在此激战。从整个堆积上可以看出，出水文物是零星地堆积在卵石层中，不是很集中地堆放，说明当时是一个动态的环境。这样引申出来，是一个无意识的沉银，而不是主动沉银。这些都和历史记载相结合，两者结合起来，就能确定这是战场遗址。

2018年6月26日，江口沉银——四川省眉山市彭山江口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开幕。

2021年12月26日，“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展览包括“大西沉浮”“明代风华”“考古新章”三大部分，展出金银册、金银货币、金银首饰、日用器皿、武器等各类文物近500件套。

2016年10月，四川省公安机关破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四川眉山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案，追回各类文物千余件，其中一级文物8件、二级文物38件，三级文物54件，涉案文物交易金额达3亿元。“张献忠沉银”倒卖案：金印金册首次曝光。

“江口沉银遗址”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遗址保护范围为东西各至河堤，南至岷江大桥，北至府河、南河交汇处，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2010年，江口沉银遗址被眉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8年4月，江口沉银遗址荣获“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1年10月，江口沉银遗址入选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

中国长寿城自驾至江口沉银遗址交通路线：中国长寿城-滨江大道一段-彭山岷江第二大桥-江口街-江口沉银遗址。全长11.4千米，车程18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