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是汉献帝刘协的第三个年号，从196年至220年。
建安文学独具特色，诗词成果斐然，其表率作家主要是“
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从建安十四年到建安二十二年的八年，是建安文学最繁荣的阶段。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总结道：“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意思说，曹丕、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干、应玚、刘桢等人，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他们都爱好风月美景，邀游于清池幽苑，在诗歌中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描绘着宴集畅饮的盛况；激昂慷慨地抒发他们的志气，光明磊落地施展才情。他们在述怀叙事上，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在遣辞写景上，只以清楚明白为贵。这些都是建安文学家们所共有的特色。
“
建安七子”中，王粲文学成就最高，被誉为“七子之冠冕”。他以诗赋见长，其创作的诗赋数量几乎等于建安其他“六子”的总和。《初征》《登楼赋》《槐赋》《七哀诗》等是其作品的精华，也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和诗词代表作。然而，才华横溢的王粲却死于瘟疫。《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曰：“（王粲）着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
建安
文学批评也就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开始，其发生首先起源于当时的文学写作实践。汉末建安时期的诗文写作将基本合于后世文艺学观念的文学独立于经、史、子以外，这也是一般所说的文学的独立，随着文学写作的普及，对作品的评陟自然而然会发生，这就是文学批评，代表这个时期文学批评产生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对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发生原因的解释，有许多种观察视角，其中，除了总体条件构成且成熟外，有一种看似偶然的外在因素的刺激作用。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是产生曹丕写作《
典论·论文》的直接诱因。
代表建安文学理论成果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主要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文学的价值问题、批评家态度问题、作家的个性与写作间的关系问题、作品风格的形成以及不同作家具有不同风格的问题、文体的问题等等。这是一篇专门讨论诗赋写作的论文，从其讨论的内容看，完全合于后来的文学观念。此文据《文选》所录称为“论文”，又五臣注说：“文帝《典论》二十篇，兼论古者经典，文事有此篇，论文章之体也。”明曹丕《典论》有二十篇，篇皆有题，故《文选》所载“论文”实为曹丕所定(文中之“而作论文”，已明示题目)。曹丕以“文”为专论，明确表示文学的自觉和独立，其后才有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论》，这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可是非同一般的。曹丕《典论·论文》触及到了文学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总结起来有：文人相轻问题、批评应该具有的态度问题、作家写作的优劣问题、文体问题、文章价值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以及曹丕的阐释，见出汉末人对文学性质和特征的认识如此深刻而高明，这很令人感到惊讶。
汉魏洛阳故城，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文献记载“南宫太极殿，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北宫德阳殿可容万人，完全是文石作坛，画屋朱梁，玉阶金柱，有珠帘玉户如桂宫之称：。城内最大寺院为永宁寺。
东汉太学遗址在城南，当时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多达3万余人。 南城墙壁早被洛河冲毁，仅存三面城墙的残垣。东垣残长3895米、宽14米，西垣残长4290米、宽20米，北垣残长3700米、宽25~30米。残垣一般高1~2米，北垣东段最高有5~7米。汉魏洛阳故城是中国保存较完整的古城遗址之一，196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魏洛阳城是在西周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后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建都于此，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
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于公元25年称帝，定都洛阳；建安末年曹丕代汉，建立魏国，仍以此为都，汉魏两代为繁盛时期，因称汉魏洛阳故城。
根据有无防御设施而将之分为“城址”和“遗址”两类。其中城址多为山地城址，少有平原城址，城址则有一至四道不等的城垣。遗址除了不同规格的聚居址之外，还有祭祀遗址、防御遗址和了望遗址等。较为重要的遗址包括，
炮台山古城遗址、兴隆山遗址群、
北斗七星祭坛遗址等。其中北斗七星祭坛遗址是中国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以天文星座布局构建的古代城市。炮台山遗址和北斗七星祭坛遗址，是三江平原汉魏时期东夷民族文化的主要标志，同时也说明，包括道家思想在内的华夏文明那时已经传播到了偏远的北疆。
三江平原汉魏时期遗址，分布密集，保存完整，类型丰富，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对于研究东北地区古代史、东北边疆史以及与中原关系等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