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制度，即大汉王朝（主要指西汉）的治国思想及指导理论。主要分为西汉初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

以“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治国。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深受秦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重刑轻儒，看不起儒生。陆贾在他面前谈论《诗》、《书》，他张口就骂：“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得也很干脆：“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他又给刘邦讲了一通打天下与治天下不同、治天下必须以仁义道德为先的道理。刘邦似有所感悟，让陆贾把他想说的话全部写出来，刘邦赐其书名为《新语》。刘邦62岁那年，回到故乡沛县，置酒大宴父老。在返回京城的路上，他特地绕道去了曲阜，以隆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中国历史上皇帝祭孔之先河。此番不辞劳苦祭祀孔子的举动，看来是陆贾的《新语》对他发生了作用无疑。

刘邦死后，继位的汉惠帝面对社会经济残破的现实，为了巩固汉朝统治，决定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于是，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很受统治者欢迎，大行其道。惠帝二年，汉相萧何卒，习“黄老之学”的曹参代为汉相，“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此后，终高后、文、景之世，汉朝在政治上执行的都是黄老无为之治。

事实上，刘邦虽是武人，但从夺天下开始就兼用霸、王之道。据皇甫谧《帝王世纪》云：“观汉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乱，不偕尺土之资，不权将相之柄，发迹泗亭，奋其智谋，羁英雄鞭驱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义成，或以权断，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这也为其后代君主的在“汉家制度”上的改弦更张埋下伏笔。

世宗孝武皇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争议）。与“内儒外法”

到汉武帝刘彻君临天下时，社会经济已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统治者已有条件大有作为，于是黄老无为思想的历史使命也宣布结束，统治政策再次面临调整。同时由于长期执行黄老无为思想，也给社会造成若干弊端：纵容诸侯王骄横不法，听任豪强地主兼并不轨，忍受匈奴人不时入侵等等。这种时局迫使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改弦更张，改变政策。

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了世宗孝武皇帝刘彻时，则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开始重用儒术，武帝时期兼用儒、法、道、阴阳、纵横等各家人才，汉朝从此开始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历史， “ 霸道”，即法家思想；“王道”，即是儒家思想。霸王道杂之，是将法家、儒家思想兼而并用，或“外儒内法”。武帝刘彻时期对儒家的采用，使得儒家思想得到重视，尤其是汉元帝以后，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废弃，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二千多年的主流思想。

汉武帝在重视德治的同时，也特别重视刑罚的作用。史载，元光五年（前130年）七月，汉武帝重用张汤、赵禹条定法令。据程树德《九朝律考》云：“汉萧何作《九章律》，益以叔孙通《傍章》18篇，及张汤《越宫律》27篇，赵禹《朝律》6篇，合60篇，是为《汉律》。”但实际上，张汤、赵禹制订的不仅仅是《越宫律》和《朝律》。据《汉书·刑法志》云：“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这些律令的特点是以严刑峻法来督责官吏严格执法。此外，汉武帝时期还制订了《腹诽法》、《沈命法》等。汉武帝一朝是继刘邦之后汉代立法的第二个高峰期。经过这次修订，法网更密。从此，汉初种约法省禁、漏网吞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在汉武帝的繁法严刑和当时沉重的赋役负担之下，民不堪命，因而从天汉二年（前99年）起，从燕赵到江汉，百姓蜂起。此外，北伐匈奴之事也接连受挫，更加剧了日趋恶化的社会矛盾。有鉴于此，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罪己诏——《轮台诏》。在此诏书中，汉武帝宣布实行政策的改变：在统治方式上，从严峻刑法转向宽松温和；在百姓负担上，从横征暴敛转向轻徭薄赋；在经济措施上，从垄断财利转向力农富民；在对外关系上，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至此，德、刑之用方趋适中。

中宗孝宣帝继续武帝的治国政策，实施“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方针；汉元帝将“独尊儒术”真正发扬光大。

昭、宣两朝的大政方针是武帝《轮台诏》厘定的。当汉宣帝继承帝位时，在思想教育界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公羊学”。汉宣帝深受其祖父刘据对《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态度的影响，在他的直接支持下，《谷梁传》被立为官学，由是《谷梁》之学大盛。但在政治统治中，汉宣帝更重视刑罚的威慑作用。据《汉书·盖宽饶传》云：“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但宣帝览奏大怒，下盖宽饶狱，盖宽饶举刀自刭。皇太子刘奭为盖宽饶鸣不平，劝谏汉宣帝重用儒生，也惹得汉宣帝大怒，差点褫夺他的太子之位。直到初元元年（前48年）刘奭即位，复重用儒生。儒学不仅在思想界，而且在政治上均取得统治地位。由此德治压倒刑治，成为此后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主要方式。

《汉书·元帝纪》载：宣帝的太子刘奭（汉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这段记载，为我们了解汉代后期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直到初元元年（前48年）刘奭即位，复重用儒生。儒学不仅在思想界，而且在政治上均取得统治地位。由此德治压倒刑治，成为此后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主要方式。

唐代封德彝认为，“霸王道杂之”的制度并没有给汉朝社会带来长治久安。《旧唐书·魏征传》：“帝尝叹曰：‘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封建彝对曰：‘三代之后，浇诡日滋。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征书生，好虚论，徒乱国家，不可听。’”这种观点显然是妄下断言、不符合历史实际。考之汉史，从汉惠帝至景帝，德、刑基本适中；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至征和四年（前89年）间，德、刑失衡；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轮台诏》，德、刑又趋适中；昭、宣两朝，德、刑也较为适中，从而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由此观之，从汉武帝时开始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而且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自汉以后，中国古代各皇朝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鉴“汉家制度”的经验教训，以强化其统治。

如唐太宗谓群臣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宋太宗谓宰相曰：“治国之道，在乎宽猛得中，宽则政令不成，猛则民无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明太祖则主张“为天下者，文武相资，庶无偏颇。”以上诸帝所谓“文武之道”、“宽猛得中”、“文武相资”、“宽严相济”，讲的都是王霸之道。可见，“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已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