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哲学是
先秦哲学的继续和综合发展，它奠定了中国哲学儒道并存互补的新格局，培育了中国哲学的基本性格和主要特征， 并且直接孕育了具有强烈理性精神的魏晋哲学。
汉初记取秦亡教训，缓和矛盾，休养生息，黄老之学盛极一时。随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其后
谶纬之学兴起，同时出现了王充等人的反正统思想。东汉后期，佛教传入，道教兴起，社会危机频仍，哲学思想呈现复杂的新局面。
汉武帝时出于巩固封建统治，论证
儒家纲常伦理绝对性的需要，董仲舒以儒学为宗，吸收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天人感应论。称天为百神之大君，天人相类，人副天数，天人感应。主张“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以天人感应论为基础形成了流行于两汉的谶纬之学。王充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提出天道自然的观点，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之学进行了批判。
在先秦天道观的基础上，汉代哲学家提出了关于宇宙生成的见解。《淮南子》认为“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分成天地。《周易乾凿度》提出“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汉代哲学还普遍使用了“
元气”这一概念说明宇宙的生成。如董仲舒提到“元气和顺”；王充认为天地万物“俱禀元气”；何休指出：“元气者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西汉后期京房易学出现，形成以象数解释
宇宙的形成的新的见解。
先秦哲学已有形神关系的讨论，《
管子》提出“天出其精，地出其形”，荀子认为“形具而神生”。汉代哲学继续这一关于肉体与灵魂，生理与心理关系的讨论，桓谭提出烛火之喻，认为“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王充主张“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他还通过论证阐释了人死不为鬼的道理。汉代哲学对形神关系的讨论对后世唯物主义哲学形神观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汉承秦制，但比较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即司马迁所说“通古今之变”。汉代学者对此的认识差别很大。董仲舒主张历史在形式上按三统循环变迁，但实质上“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朝代的更替在于天意。《淮南子》认为历史是因时而变的，故应制宜而适，不一定要废先王之道，也不必法古。扬雄也认为历史有因有革，“可则因，否则革”。司马迁否认“天道有知”，力图从人事解释历史的变迁，但未完全摆脱历史循环论。王充提出今胜于古，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规律，称之为“时数”，提出“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国家的治乱有其经济的原因，但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有宿命论倾向。东汉末年，仲长统否定君权神授，面对社会危机他提出各王朝由盛转衰是历史的“大数”，期
冀大乱过后“来世圣人”重整社会。汉代进步的思想家承认历史是进步的，并注意到经济因素和百姓的作用对历史的影响，从而发展了先秦的进化历史观。
汉代学者在先秦天道观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人性问题，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认为人性是自然资质，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3种，主要讨论对中民之性的教化问题，认为情与性相联系，主张养性制情。扬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者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主张以封建道德标准来修养善性。王充从元气论出发，认为人“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至善至恶的人性一般不可变，“中人之性，在所习焉”。汉代将人性分出等次是同社会的等级制度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