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学主张和
派别。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推行所谓“党治文化”。1930年，面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组织了一批政客和文人
王平陵、
朱应鹏、
范争波、
黄震遐等，提倡“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他们先后发行《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并于1930年 6月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宣言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与“保持残余的封建思想”的文艺列为“两个极端的思想”，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将使新文艺“陷入必然的倾圮”。提出要突破“新文艺的危机”，就要努力于“中心意识底形成”。而他们所说的“中心意识”，或所谓“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同年 8月，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委会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中，揭露民族主义文艺的反动本质，指出这一文艺派别乃是“法西斯蒂组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茅盾、
鲁迅、
瞿秋白等相继撰文予以批判。茅盾在《“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中,指出“他们的所谓‘民族’实在只是统治阶级;……他们所谓‘民族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鲁迅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中，指出它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下的流氓政治所产生的流尸文学，对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
鲁迅分析了
黄震遐的《陇海线上》、《黄人之血》和邵冠华等人的作品，指出他们“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
瞿秋白在《屠夫文学》（后改名《狗样的英雄》）和《青年的九月》等文里，也对这些人及其作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揭露了“民族主义文艺”的虚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