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制度分析》是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著经济学著作，于2001年首次出版。

《比较制度分析》共15章，由三部分组成。

1、元制度：基本类型介绍

第一部分是全书的理论基础，主要介绍与博弈论相关的概念，运用均衡制度模型分析了制度结构的一些基本要素——元制度。

第1章对相关域内元制度的运行方式及其自我实施的性质加以概述。从第2章开始，讨论了公共资源以及嵌入其中的社会交换域，从中推导出了习俗性产权规则和社区规范，它们作为这些域参与人策略互动的内生结果而出现。第3章分析了交易域，从中引出了在没有政府干预下治理和促进交易和市场的各种各样的自主性制度类型。第4章集中分析了组织域，界定了各种富有现实意义的组织和准组织结构，然后研究其相对的信息效率以及治理问题。第5章分析了组织场，其中不同的组织结构以及不同的人力资本类型（信息加工能力）共同演化成一定的组织规范，然后讨论如何利用来自组织多样性的收益。第6章转向政治域，探讨在政府作为博弈参与人的情况下，各种国家形态作为政治交换博弈的稳定结果出现的条件。作者在第1编所界定和讨论的制度被称为元制度，原因在于它们均是在单一域得出的，没有借助域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因此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原始的形态。

2、制度分析的博弈论框架

建立在第1编准备性的分类研究基础之上，第2编着重于建构关于制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其中伴有阐释性的案例。第7章给出了关于制度的一个精确的博弈论定义，作者把制度视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和均衡的概要表征，然后讨论了制度的作用。第8章系统地研究了跨域的博弈关联如何导致新制度形式产生以及（非帕累托有效的）制度安排的多重性，以揭示其中的深层逻辑。在第1编使用的重复博弈或进化博弈模型有助于对单个制度进行严格的分析，但涉及新奇性和创新性时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第9章放弃了参与人动机客观固定的假设，引入参与人用于主观的认识博弈结构的个体主观博弈模型概念，通过研究参与人在面对外部冲击或内在危机时如何相应地在认知上修改其主观博弈模型，作者试图描述制度变迁的一种可能的机制。第10章转向制度变迁的客观机制，并讨论了导致路径依赖现象的制度间的历时性关系。

3、制度多样性分析

在第3编中，作者主要运用这一理论框架集中讨论发达国家的组织域。理解这些国家公司治理结构衍生和维持的方式和原因，它们与邻近制度环境——如政治域和金融交易域——相互作用的方式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还有全球市场一体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并试图探讨制度多样性是否会逐渐消失这一重大问题。

第11章根据组织结构的不同类型，将公司治理机制划分为几种相应的形态，然后讨论它们与其他域的制度可能存在的互补性。第12章给出了关于关系融资的新定义，论证在日益加深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过程中，一些基于意会信息的关系融资类型仍将保持经济活力。第13章结合关系融资的经典例子——日本主银行制，考察了一种制度起源、兴盛和陷入危机的过程。第14章探讨了硅谷模式，分析在什么条件下和在何种意义上它构成了产品系统创新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制度创新。第15章，结合已有分析，首先归纳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几种重要模型，然后对全球范围内整体性制度安排在全球一体化加深和信息技术大发展的情况下仍然呈现多样性的原因提出一些猜测性解释。

一、制度观与制度演化理论

和传统经济学不同，青木昌彦把制度放到博弈论的视野中进行考察。正如亚当·斯密曾经指出的，国际象棋是按照棋子自身的行动规则（动机）进行的游戏，人类社会的博弈也与此相似。青木昌彦继承了诺思关于制度的看法，把制度视为博弈规则，并假定当事人有限理性等。和诺思不同的是，青木昌彦相信制度存在于当事人的意识中，并且可自我实施；制度作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或信息浓缩）。作为意识的一部分的制度可以存在于参与人的意会理解中，也可以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符号表征中，但无论如何，它都起着协调人们信念的作用。因此，青木昌彦认为，博弈的要素包括博弈的参加者、已规定好的博弈规则和使这些规则得以实施的机制以及人们对于博弈如何进行所拥有的共同信念，而在此基础上达成博弈的均衡性。简言之，制度就是人们对于博弈如何展开所拥有的共同信念。

和诺思一样，青木昌彦假定环境变化带来获利机会，参与人需要调整决策以寻求利益最大化，这可视为一个博弈过程。即使参与人无法、甚至也不需要推断其他参与人行动决策规则的全部细节（即参与人有限理性），但在反复博弈中，也可以了解有关参与人在行动决策中可能采用的规则的一些显著特征。参与人根据这些浓缩信息得出自己在各种可能情况下的行动规则（即策略）。所有参与人根据他们对别人行动规则的主观认知（信念）形成自己的行动规则准则，这些规则准则是不完备的、浓缩的。当这些浓缩认知稳定下来并不断再生时，参与人自己的行动规则才能趋于稳定，成为参与博弈的有用指南，反之亦然。当参与人的信念和行动规则一致时，纳什均衡出现了。

均衡被参与人共同遵守，在均衡条件下，每一个参与人对他人选择行动规则的预期稳定下来，这种预期沉淀为共有信念，参与人相互之间通过共有信念进行持续博弈。制度在这种预期稳定和共有信念形成过程中产生，并作为均衡的概要表征协调着参与人的信念。参与人基于共有信念决定随后的策略选择，导致均衡的再生，均衡的再生反过来又强化了关于它的概要表征。经过这样一个反复过程，制度不仅内生出来，而且稳定下来，并作为客观之物呈现在参与人的意识中，被参与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制度本身也获得了自我维持功能。

青木昌彦认为，现实经济社会里还存在不同市场经济模式，如日本式，美国式，法国式，英国式等等，对于理解这种制度的多样性转型国家应转向哪种市场经济模式，制度如何演化，以及博弈论的多重均衡性的问题，青木昌彦认为，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比较制度分析的形成就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青木昌彦运用他的理论，对当代经济中复杂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分析，包括公司治理机制、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硅谷模式等。他介绍说，比较制度分析虽然是对微观经济的考察，但对于人们对宏观经济的把握也有所帮助；并且，他所归纳出的整体性制度安排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各国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因而具有较强的可借鉴性。

青木昌彦的制度演化论是一种内生性博弈均衡的制度观，他通过建立主观博弈模型来说明他的制度演化思想。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移动过程，其中伴随着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和对制度共同认知的变化。虽然自发性和诱导性（人为作用）制度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别，但它们在变化过程中必须满足一个共同条件：在初始政治域，必须有超过临界规模的参与人修改对于域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认知，并以分散化或相互协调的方式联合釆取新策略，这样才能导致新均衡序列的出现。青木昌彦在用博弈论进行制度分析时，按对博弈主体假定的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不同，把博弈模型分为古典博弈模型和进化博弈模型。他认为进化博弈则适合于分析以惯例和习俗形式体现的制度的自我实施性。同时，青木昌彦在用进化博弈模型分析制度演化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古典博弈模型（子博弈精炼均衡），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古典博弈模型在分析问题时也还是有效的。这样在青木昌彦的研究框架中，他就很好地把主流经济学的完全理性框架和基于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框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应用于对转型经济的制度结构演化的分析。

对于在全球一体化加深和通信信息技术大发展的情况下，全球范围内整体性的制度安排仍然呈现多样性的原因，青木昌彦认为，各种制度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这是制度体系比较稳定的原因之一。社会博弈的某一领域将发生怎样的均衡（即制度），是由其他领域里已存在的均衡（制度）决定的，最终有可能出现数个均衡并存的局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相同的制度在不同的社会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青木昌彦认为，与其说这是一种制度的扭曲，毋宁说这是制度随环境和条件变化的演化。青木昌彦认为，新制度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参与人的实际博弈行为。前东欧国家的激进改革之所以在经济绩效的意义上失败，是因为这种制度尽管得到了某种形式的认可，但却超出了绝大部分参与人的认知水平和行动能力。在计划经济中生活了几十年的参与人，无论是官员，企业管理者还是民众，谁都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谁都不知道如何去设计和操作市场规则，由此造成宏观层面上制度供给能力不足，改革决策频频失误，各微观主体自发创新能力弱，自觉适应新规则的能力也弱。即使有所谓的理想制度移植过来，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制度变革是相对的概念（相对于不同主体的制度博弈能力而言），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适应的过程。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改革的战略策略选择适应了这样一个过程。在渐进改革过程中使参与人获得了学习机会，提升了博弈能力，建立起与当时的博弈主体能力相适应的制度规则，使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相互调整，相互适应，从而保证了改革与发展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

二、比较制度分析的核心内容与研究领域解读

（一）企业理论

比较制度分析理论运用了博弈论的方法，研究了企业的合作博弈思想，把企业看成股东作为一方联盟，雇员作为一方的联盟，企业的管理政策和组织内部的分配看成是股东、雇员合作博弈的结果。该理论是企业的一般化理论，新古典企业理论和工人控制企业理论可以看成是两种特殊情况。

（二）市场经济微观结构

青木昌彦结合日本情况对传统市场经济微观结构的观念进行了批判，如等级制是市场的唯一替代物，厂商是股东的财产，市场导向的契约是唯一的激励手段等，指出日本企业内横向协调的信息结构、厂商行为是股东和雇员的合作博弈的结果、企业内部以级别等级制为激励手段的特征。日本企业融资也区别于英美的市场导向制度，而是银行导向制度，尤其是日本企业的主银行的相机治理结构。日本企业各方面特征之间、企业内横向协调、工人的背景导向技能不完备的劳动市场、管理层受工人和股东的双向控制、企业内等级的激励手段，主银行的相机治理结构是相互联系的，构成内在一致的整体，他运用制度互补性说明了这一点。日本企业制度和西方企业制度在要素市场环境和内部结构关系不同，提出了两个问题：日本现在的企业制度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形成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对于第一个问题，早期他强调了政府设计的作用，认为日本政府在战时引入的制度安排随着民间工作组织的演化，经过民主化改造后仍然可行，后来认为政府政策、环境因素、自发因素和历史偶然事件均对日本企业制度发生过影响，但不存在单一因素足以促进它的产生，是制度的共时关联的动态过程导致它的产生。对于第二个问题，早期运用进化博弈论分析了组织惯例和人力资产的共同演化，认为一旦这两种均衡在历史上形成，虽然它们不是最优均衡，但要改变比较制度分析非常困难。进化博弈可以解释给定发展约束（组织结构各种类型）的条件下，组织惯例多样性的现象，但不能解释这种发展约束是如何决定的（哪些组织结构是可能的），他提出了主观博弈模型。

（三）公司治理结构

青木昌彦在指出前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相机治理的模型以次优的方式解决团队生产中免费搭车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青木昌彦转向硅谷模式研究，考察了硅谷信息结构和治理结构的特征。指出硅谷模式信息包裹的信息结构特征和VC—联赛式治理结构之间的互补性，认为模块化是新产业结构的本质。进一步地，他从信息结构和治理结构之间的互补性，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分析，对应组织不同信息结构应有不同的治理结构。最后用博弈论的统框架对公司冶理结构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他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将公司治理结构界定为在公司组织域控制利益相关者（投资者、工人经理）相机行动决策的自我实施规则（包括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公司治理结构有可能是多重的，在讨论公司治理的自我实施机制时，特别注意了组织域和金融交易域的制度关联和来自其他互补性域（劳动交易域和政治域）的制度约束（即制度互补性）。

（四）比较制度分析的四个应用范例

20世纪90年代，青木昌彦组织了世界银行经济发展研究所四个国际项目的研究：日本主银行体制及其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中的相关性研究（1991—1993）；转型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1993—1994）；东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1993—1995）；经济发展中的社区和市场（1999）。青木昌彦对日本主银行制度进行了介绍，认为对转型经济有借鉴意义。针对日本银行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提出了关系型融资的新定义，认为竞争加剧不定损害关系型融资。基于意会知识的关系型融资仍将保持活力。青木昌彦对于转型经济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指出了“内部人控制”现象，提出了多样化的转型道路，不仅包括股东主权和竞争性资本市场模式，也可以依企业的财务状况转移控制权的相机治理结构，特别强调了公司治理结构与其他制度安排之间的互补关系，认为转型方向不确定，只有一系列制度的有机发展才能决定银行机构和资本市场在公司治理结构上的相对重要性。针对“东亚奇迹”，研究了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市场增进论”，认为政府政策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而不是将政府和市场仅仅视为相互排斥的替代物，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亲善市场论”。运用博弈论，青木昌彦认为社区规范是内生的，在既定技术和地理条件下，社会经济因素在多种规范选择中起着重要作用。这四个项目的研究是比较制度分析应用很好的范例。

（五）比较制度分析理论框架

青木昌彦提出了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和均衡的概要表征制度观，运用博弈论分析了制度的多样性和演化：从制度互补性的角度论述了整体制度安排的多样性，引入主观博弈模型从主观（认识）机制，以及制度的历时互补的客观机制，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得岀了全球范围内整体性制度安排在全球体化加深和通信信息技术大发展的情况下仍然呈现多样性的结论。

《比较制度分析》的一个突出贡献是论证了博弈模型中通常存在的多重均衡问题，为制度的比较性和历史性分析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由此，一个本来被理论界视为困惑性的结果成了经济学的一个新兴领域——比较制度分析的起点和基础。另外，该书综合和发展了许多本来是分散的、零星的研究努力，汇集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下，并试图赋予新的意义和影响。该书代表了当时国际比较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最新理论发展，在经济学界引起较大反响。该书把比较制度学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试图为新比较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新的理论基础。

青木昌彦（Masahi ko Aoki，1938—2015年7月16日），日本经济学家。曾就读东京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后在哈佛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是比较制度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和日本经济。作为新比较经济学中重大的方法创新，以青术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CIA）”学派采用众多新理论，包括组织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对制度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主要著作包括《企业合作博弈理论》（1984）、《日本的经济制度分析——信息激励谈判》（1988）、《经济制度的发展与多元性》（1995）、《比较制度分析》（2001）等。2015年7月16日病逝，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