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孟伦（1908年4月—1988年12月14日），字石臞，四川省郫县人。中国现代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古典文学专家。

殷孟伦先生早年在成都读书，当时四川学风颇盛，廖平之后，若林思进（山腴）、龚道耕（向农）、向楚（仙乔）、赵世忠（少咸）、蒙文通（尔达）、庞俊（石帚）、向承周（宗鲁）、刘咸炘（鉴泉）、祝同曾（屺怀），诸学者竞爽于蜀中（刘师培于民初也曾一度在蜀授教），其中赵少咸先生为当代屈指可数的音韵学家，对殷先生格外赏识，关系最密，影响也最大。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中，殷先生周游于这些学者之间，或直接奉手，或间接熏陶，于是打上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色，确立了一生治学的起点定位。此后，殷先生力求深造，慕明趋光，遂考入当时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正式向黄侃先生拜门称弟子。此时学中更是名师云集，群星交辉，先生又问学于汪东（旭初）、汪国垣（辟疆）、吴梅（癯庵）诸先生，复请益于章太炎先生，于是学术视野愈益开阔，学术趋向愈益明确，学术思想也逐渐成熟。毕业后，为进一步汲纳新知，于是在1935年又远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做盐谷温教授的研究生。在此期间，先生翻译了L．R．Palmer的《现代语言学导论》和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

1937年归国后，先生先后任教于四川大学，兼职于中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于1953年调入山东大学，直至1988年去世。在此期间，先生一直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史哲》编委、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省语言学会理事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会副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等职。当时山东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之所以在全国高校中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与殷先生的贡献是有着很大关系的。

他早年曾受业于赵少咸（世忠）、黄侃（季刚），并接受过章太炎的启发和指导。曾在黄侃门下学习和工作多年，受到黄侃细致、系统而具体的指导，从而在传统语言学的文字、音韵、训诂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发表论文著作《“闻”的转义用法时代还要早》（《中国语文》1960年第5期）、《“闻”的词义问题》（《中国语文》1962年第11期）、《谈谈汉语词汇研究中的断代问题》（《文史哲》1981年第2期）等论文。在客观地研究、评介前人的语言学论著方面，著有《评魏建功拟〈文字学教材纲要〉》（《斯文》1943年第3卷第12期）、《〈尔雅〉〈方言〉简析》（《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2期）、《〈说文解字〉〈释名〉简析》（《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段玉裁和他的〈说文解字注〉》（《中国语文》1961年第8期）、《王念孙父子〈广雅疏证〉在汉语研究史上的地位》（《东岳论丛》1980年第2期）等文章，分别指出这些论著在语言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

他对《红楼梦》《史记》等的语言运用艺术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著有《略谈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语言艺术的认识》（《文史哲》1955年第2期）、《略谈红楼梦的人物语言——以王熙凤语言作例》（《文史哲》1955年第4期）、《试论司马迁〈史记〉中的语言》（《文史哲》1956年第2期）、《通过〈魏其武安侯列传〉来看司马迁〈史记〉的语言艺术》（《文史哲》1956年第6期）、《从〈论语〉看孔子的语言教育论》（《文史哲》1980年第3期）等。

著有《莫友芝与〈韵学源流〉的关系质疑》（《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判定此书为伪作，纠正了人们此前对该书的错误认识。在训诂、音韵方面，著有《程瑶田〈果臝转语记〉疏证》（1943年编入《四川大学文学集刊》）、《果臝转语记疏证叙说》（《学原》1949年第2卷第9期）、《略谈训诂学这门科学的对象和任务》（《文史哲》1957年第6期）、《训诂学概论》等论著。此外，他还有《中国语文学概说》（成都普益书局，1949年）、《中国语言文字学导论》（1949年自印）、《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注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古代汉语函授讲义》（山东大学，1962年）、《商君书新注》（集体编写，山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古汉语简论》（合作，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聊斋诗词》（合作，齐鲁书社，1983年）、《子云乡人类稿》（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等论著。

知识结构与治学特点

晚清张之洞撰《书目答问》，在所附《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中论及治学次第，云：“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以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这是对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总结，也是对此后研究国学者所开示的取径法门。殷孟伦先生作为在当时国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又受学于章、黄一系，自然是循此而行，形成了他知识结构中的层次性与浑然性。殷先生一生服膺于顾炎武、王念孙、段玉裁诸清儒之言，顾氏云：“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王氏云：“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段氏云：“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所以殷先生早期从赵先生学时就对“小学”尤其是音韵学有了很专精的研究。继从黄先生学时除了精读《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尔雅义疏》进一步接受音韵训诂学外，开始对群经下大功夫。先生自述他从黄先生求学时的情况时说：“先生让我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裁成，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先生于是告诉我，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书增广至二十四种，我都照先生教导读完了。”这是殷先生的知识内在结构与层次。先生又自言：“三十年代初，我侧重于诗歌文辞之学，四十年代起，致力于语言文字学。”则是由于个人兴趣及客观需求形成的次序，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这样，先生治学，先立核心，再将知识层层积累，范围一步步拓展开去，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诸科有序、浑然一体的系统。先生曾对我讲：“现在学科愈分愈细，自然是学术发展的自然趋势，而且易于出成果，可是也造成了一些弊病。搞语言的不通文学，搞文学的不通历史，甚至搞唐宋文学的不通六朝，稍微越出一点自己的方向范围便出错误甚至笑话。这种严重的知识缺项使整体知识不到位，是需要补偏救正的。”先生常讲“颛守与兼揽”（即精与博）的关系。他说：“能颛守而不能兼揽，则失之于‘陋’，就会成为庄子所说的‘不该不徧，一曲之士也’；能兼揽而不能颛守，则失之于‘杂’，又会成为荀子所说的‘闻见杂博，而倜然无所归宿’。”先生治学，能将各科知识相互贯通，思路相互启悟，资料交互运用，方法相互借鉴，就是因为将精与博的关系处理得十分得当。记得有一次先生见我拿着一本某书的“索引”，便说：“索引只能够为做学问提供方便，但绝不能拿它来做学问。有的人写文章，看起来旁征博引、头头是道，似乎很渊博，但一经深究，却肤浅之至。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资料大都是从各种索引或辞书中转引来的，有的把意思都弄错了，原来他根本就没从头到尾读过那部书。”又说：“做学问，自己肚子里总要有那么几部不需要索引的书才行。”现在都使用电脑了，连“索引”都有些“过时”了，先生这些话，更值得铭记。

殷先生作为一代博雅的通人，成就是多方面的，大致归纳一下，从语言文字学、古代文学与考据三方面谈一谈，而且只能从其代表性的著作略作一下述评。

孟伦先生早年，曾编有音韵学讲义，多承黄（侃）、赵（少咸）之说，取材丰富，条理分明，对汉语音韵学的传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33年，《安徽丛书》第二期收录了清代学者程瑶田的《果臝转语记》，先生于1943年《四川大学集刊》上发表了《果臝转语记疏证》的长文（1985年出版《子云乡人类稿》时，只收录了该文的《叙说》部分），以精湛的音韵学知识和丰富的文献例证，严谨地把握音转的规律，对程瑶田之文作了详尽深入的阐发。按清儒以音转贯通义训求得名之源的专文，以王念孙《释大》最有代表性，但王氏仅取单名，而程氏之作则专取语，“华夏之语，单复兼行。单以立名，复以广用”，单复双究，始为全面，故二氏之文，相得益彰。殷先生发现，程氏之作，其音转理论本于戴震《声类表》，于是以戴释程，以程证戴，“举戴表以律程论，依程记而张戴表”。这样，一方面证明了程氏之说皆符合戴氏的音转理论，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戴氏理论在具体运用中的科学性，从而把以双声叠韵为主要形式的复音词之间所隐藏的音义关系发露无遗。我们现在常用的工具书如朱起凤的《辞通》、符定一的《联绵字典》，往往从音转上联系解释字面不同的联绵词，但多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研读一下殷先生此文，那么对古代联绵词自然会有更深入的认识、更准确的判断和更广泛的拓及。

1957年，先生在《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简释》一文。该图乍看起来确实复杂费解，尤其是当等韵学发展得愈来愈成熟、愈来愈精密之后，人们也就更少去关注它了。清代戴震写了《书玉篇卷末声论反纽图后》，不过他的目的只在于说明“反切字音，咸溯源叔然”（按：指孙炎），并非出自神珙，并没有对此图本身作任何研究性说明。及至江有诰，在他的《等韵丛说》中对此图才作了分析和解释。虽说要言不繁，可是确实过于简略了，没有进行全面的阐明。先生撰此文，对图式的结构、概念的内涵、方法的原理、目的的确认，一一作了极为深入细微的阐发，破千载之迷雾，指明此图是“根据双声叠韵取音的方法，有了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一种简易的熟练反音的方式”，在汉语音韵学发展过程中给予了一个准确而又合理的价值定位，填补了汉语音韵学史中的一个空白。

先生晚年，尤多致力于训诂学，撰写了一系列这一方面的论文，比如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等作了专书研讨。清代“段王之学”已形成了一个有理论、有方法、有效验的学科，将汉字形、音、义三元素及其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十分透彻。他们的成就已经为“语言文字学”的独立奠定了实绩性的基础，已使“小学”从“经学”的附庸而蔚为大国成为可能和必然。清末章太炎先生之所以正式将“小学”改称“语言文字学”，主要就是因为有以段、王为代表的乾嘉学者的实际成就。因此，对他们的著作抽绎其理论和方法，归纳其原则和条例，这对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传统语言文字学是极为必要的。先生在这些论文中，发覆表微、钩深启蕴，不是简单地作价值评判，而是致力于探求他们的研治理念与研治方法，从中发掘出了具有启悟性的、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语言文字有指导意义的元素。同时，先生还撰写了《略谈“训诂学”这门科学的对象和任务》《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等文章，对“训诂”这一古老概念进行了科学的界定，承“故”融“新”，在对前人成就的总结和深刻认知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构想，为“训诂学”日后的发展取向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尔雅》一书，更是先生专精研治的典籍。《尔雅》一书的价值人所共知，这里不必费辞，需要说明的是，先生精切地认识到《尔雅》的性质，一方面“《尔雅》之书，实依他起，必附诸经籍，其用始显，反之则无用”，另一方面“它又总结了曾经行用过的古汉语的词语，加以类聚群分，勒成专书，这便为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勾画出了一个大的轮廓。惟其如此，这就使《尔雅》由主要以服务于古代文献的阅读为目的的著作，进而成为独立研究词汇这一学科的开端的著作”。他明确提出，《尔雅》既有它的附属性，又有它的独立性。这样，对《尔雅》的研究必然要一方面以群籍证明其义训，另一方面又要以其义训来解读群籍，进行双向求证，彼此互验。同时又要以音贯义，通过音同、音近、音转的途径来探求义训的相关与文字的相假。实际上，乾嘉以降研究《尔雅》的学者已都遵循这种法则，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随着学术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我们今天已不能惬意。以最通行而影响最大的郝懿行《尔雅义疏》来说，郝氏对《尔雅》中文字的声韵部类的归属和转变的规则都欠精当，或失于疏误，或失于拘挛，以至于王念孙、黄侃都对其书大加删订，这是其一。其二是取证材料也不甚完备，后继研究者无论是对文字的校勘还是对佚说的辑存，都有新的成就，取证材料愈益广博，精见卓识层出不穷。然而都散见于各家著作，未能汇采以全面疏释本书。先生则全面搜集了郝氏之后直至近代各家之说，博系其通，细别其异，取精用宏，撰写了《尔雅郭氏纂疏》一书。这不同于“汇纂”“诂林”之类的编辑类著作，而是理法具备、断制精确、有伦有脊、自成系统的一部义疏式的典籍，可以说是研究《尔雅》集大成的巨著。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后几卷尚未写定，稿存于家，尚待整理，只以“举例”的方式发表并收入《子云乡人类稿》中。

殷先生在古代文学方法方面的成就，最有代表性的是《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这是先生早期（1935年）的著作。明代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在所收的每一家文集之前，均撰写了该家《题辞》，采撷故实，阐发特色，对各家的文章分别作了简明扼要的述评。不仅表达了他自己的文学观点，而且文风洒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只是因为散列于全书，不便于给读者一个整体观。先生将各篇“题辞”聚置别录，成一专书，为之作了极为详备的注释，引证了大量史料，语语核其指归，事事发其根据。张氏重在“评”，先生重在“证”，以文献辅证文学，两者俱彰。资料繁富得当，有人称为“碎金遍地”，成为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必读之书。

先生又曾撰《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一文，从《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切入，探讨了萧统之所以不选经、史、子部类文章，重要原因在于指出“文章”与“文学”概念的不同，确认《文选》是“文章”选本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选本，得出了“《文选》是一部在当时有先进文学观点的存留到现在的文章选本”的准确结论。这对于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中注意避免不对应概念，是有普遍意义的。

这里仅举先生在专书考据和专题考据方面的两个典型例子。

在对专书考据方面，先生在1963年发表了《莫友芝与〈韵学源流〉的关系质疑》一文，对近代在语言学界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署名莫友芝的《韵学源流》一书作了深入全面的考察。先生揭示出此书68处取材的来源，并结合莫氏的学养，明确指出莫友芝当不是此书的作者。其实，《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已对此书作出过质疑性的述评，认为像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钱大昕等人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友芝概不援引，未明其意”，云“莫氏声韵之学本不精深，如欲撰述此书，但当搜辑旧说排比有序，稍加按语，其功已大，不必自作聪明擅定取舍也”，不过认为此书应是莫氏《声韵考略》的初稿。先生《莫友芝与〈韵学源流〉的关系质疑》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认为“编者知道莫氏著作有过《声韵考略》这样名称，所以嫁名莫氏，以图为世所重”。我们说此书作者是否为莫氏已不是十分重要了，先生通过内证法，由精确的文献事实判断而自然得出的对学术价值判断的重新认定，这才是重要的。

在专题考据方面，先生在1974年发表了《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文史哲》1974年第4期）一文。此时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篇文章的产生是由于读了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所涉及李白出生于碎叶城而诱发的，问题的发现却是通过分析欧阳修撰《志》的文例而对《新唐书·地理志》中一个句读的正确认知。先生说，对于一个字的“理解属上或属下，不仅是文意问题，而且关系到历史的客观实际不容颠倒错乱，关系至为重大”。句读一准确，文意便讲通了，文意一讲通，问题也就显示出来了。先生征引了大量文献资料，驳正了历史上各种误解，揭示出产生这些误解的原因和过程，指出“唐有两碎叶城”“碎叶镇即焉耆”说的错误，得出“碎叶在中亚，焉耆无碎叶”的结论，从而解决了一个历史地理领域中的大问题。而历史地理学本不是先生的主研方向，但是能写出这样高水平的论文，足见先生学问的渊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