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4幕话剧《残雾》写于1939年，取材于重庆的社会现实，剧中的洗局长一面高喊抗战，道貌岸然，一面贪财、好色、弄权，他不仅利用职权玩弄女性，还与汉奸勾结，为其窃取情报，后来事败被俘，使他身陷囹圄。他不得已供出了女汉奸，而此时这位神通广大的女子，却公然到一位政府要员家中赴宴去了。老舍的这部戏剧，意在拂去笼罩在抗战形势下的“残雾”，把讽刺的锋芒直刺腐朽的统治。剧中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俏皮。1939年11月，该剧由怒吼剧团在重庆首演。

老舍（1899－1966），中国小说家、剧作家，北京人。从1939年春天起，老舍在4、5年的时间内将创作的重心放在话剧创作上，先后写出了许多话剧。

4幕话剧《残雾》取材于抗战初期重庆的现实生活。剧中的主要人物洗局长是个贪权、好色、爱财的官僚市侩，他身为政府局长，口头上把“抗战救国”的口号喊得山响，实际上却在利用职权玩弄女性、并乘机大发国难财。洗局长和女汉奸徐芳蜜相识后，答应为徐提供情报，终因泄露机密而获罪被捕。但正当洗局长供出徐芳蜜是汉奸的时候，徐芳蜜却被“要人”的太太派车当场接去赴宴了。此剧，人物性格鲜明，语言机智、俏皮。

《残雾》是老舍话剧编剧代表作，是以笑讽世的喜剧。

抗战以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由于其政治黑暗，官僚腐败，消极抗日，因此激起人民群众的不满，遂掀起一股讽刺喜剧的创作潮流。

老舍的喜剧，意在拂去笼罩在抗战形势下的“残雾”，把讽刺的锋芒直刺腐朽的统治。剧中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俏皮。

时间　二十七年初秋的一个上午。

地点　重庆。洗局长家客厅。

客厅里不十讲究，可也不算不讲究。装饰与布置大概是家人的集体设计，大概

也就是不十讲究而又不算不讲究的原因。左壁设红木长几，几上有古瓶一尊，座

钟一架。壁上悬大幅北方风景油画。右壁设方桌，覆花桌布，置洋磁茶壶茶碗成套。

正壁悬对联，字丑而下款值钱。堂中偏左有太师椅一把，铺红呢垫，是为“祖母

椅”。距祖母椅不远，有洋式小圆桌一，上置镀银烟灰碟及洋火盒一份，炮台烟一

听，四把椅子。另有一大躺椅，独立的在正壁对联下。电灯中悬。电话与对联为邻。

左壁有门通院中。开门略见花草。右壁有门通内室，故悬绸帘。地板上有地毯。

人　物刘　妈——北方人，逃难，失去一家大小，屈作女仆。

三十上下岁，真诚干净，最恨日本。

洗仲文——洗局长之弟，有点思想而不深刻。爱发愁，可是也会骂人打架。二十三

四岁，穿洋服，稍微有点洋习气。

洗太太——洗局长之妻，大学毕业而以作太太为业，既不新又不旧，既不美又不丑，

想独立而无毅力，受压迫又欲反抗。四十一岁，衣服还看得下去，脸上可

已不多擦粉。

淑菱——洗局长之女，十八岁，“新时代”的女儿，似生下来便知如何抹口红者。

洗老太太——洗局长之母，六十多岁，只求饱暖，有小牌打，乐享晚年。没有思想，

颇有身。杨茂臣——四十岁，职业无定，作汉奸也可以，作买办也可以，

现在正作着各种的官，官小而衔多；化零为整，收入颇有可观。

杨太太——茂臣之妻，与丈夫精诚团结，形影不离。

有心路，不顾脸面。三十六七岁，仍自居为摩登少妇。

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并不明白什么是小说，同样的，当我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我也并不晓得什么是戏剧。文艺这东西，从一方面说，好像是最神秘的，因为到今天为止，我已写过十好几本小说和七个剧本，可是还没有一本象样子的，而且我还不敢说已经懂得了何为小说，哪是剧本。从另一方面说呢，它又象毫不神秘——在我还一点也不明白何为小说与剧本的时节，我已经开始去写作了！近乎情理的解释恐怕应当是这样吧：文艺并不是神秘的，而是很难作得好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写家似乎都该记住：自满自足是文艺生命的自杀！只吹腾自己有十年，廿年，或卅年的写作经验，并不足以保障果然能写出好东西来！在另一方面，毫无写作经验的人，也并无须气短，把文艺看成无可捉摸的什么魔怪，只要有了通顺的文字，与一些人生经验，谁都可以拿起笔来试一试。有些青年连普通的书信还写不通，连人生的常识还没有多少，便去练习创作，就未免又把文艺看得过低，转而因毫无所获，掉过头来复谓这过低的东西实在太神秘了！

在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虽不知何谓小说，可是文字已相当的清顺，大致的能表达我所要说出的情感与思想。论年纪呢，我已廿七岁，在社会上已作过六年的事，多少有了一点生活经验，尝着了一些人间的酸甜苦辣。所以，我用不着开口“呐喊”，闭口“怒吼”的去支持我的文字。我只须说自己的话，说自己的生活经验就够了。

到写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岁了。在文字上，经过十多年的练习，多少熟练了一些；在生活经验上，也当然比从前更富裕了许多。仗着这两件工具——文字与生活经验——我就大胆地去尝试。我知道一定写不好，可是也知道害怕只足泄气，别无好处。同时，跟我初写小说一样，我并没有写成必须发表的野心，这就可以放胆去玩玩看了！不知对不对，我总以为“玩玩看”的态度比必定发表，必定成为杰作的态度来得更有趣一点，更谦恭一点，更有伸缩一点。一篇东西，在我手里，也许修改三遍五遍，此之谓“尽其在我”。及至拿去发表，我总是保留着——“不发表也没关系呀”！这样，我心里可以安适一点，因为我并没“强人所难”啊！发表之后，我还是以为这一篇不过是合了这一位编辑的心意，够上了这一刊物的水准；若以文艺的标准尺度来量一量，也许是不及格呀——发表了不就是立得住了。有此认识，乃能时时自策自励；虽然不一定第二篇比第一篇好得那么层层上升，可是心向往之，总可以免除狂傲；狂傲的自信原是自欺！

我的第一个剧本，《残雾》，只写了半个月。不会煮饭的人能煮得很快，因为饭还没熟就捞出来了！在那时候，我以为分幕就等于小说的分章；所以，写够一万字左右，我就闭幕，完全不考虑别的。我以为剧本就是长篇对话，只要有的说便说下去，而且在说话之中，我要带手儿表现人物的心理。这是小说的办法，而我并不知道小说与戏剧的分别。我的眼睛完全注视着笔尖，丝毫也没感到还有舞台那么个东西。对故事的发展，我也没有顾虑到剧本与舞台的结合；我愿意有某件事，就发生某件事；我愿意教某人出来，就教他上场。假使我心中也有点警觉——这是在是写剧本呀！——我心目中的戏剧多半儿是旧剧。旧剧中的人物可以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并可以一道出来五六个，而只有一人开口，其余的全愣着。《残雾》里的人物出入，总而言之，是很自由的；上来就上来，下去就下去，用不着什么理由与说明。在用大场面的时候，我把许多人一下子都搬上台来，有的滔滔不绝的说着，有的一声不响的愣着。写戏是我的责任，把戏搬到舞台上去是导演者的责任，仿佛是。

听说戏剧中须有动作，我根本不懂动作是何物。我看过电影。恐怕那把瓶子砸在人家头上，或说着好好的话便忽然掏出手枪来，便是动作吧？好，赶到我要动作的时候，马上教剧中人掏手枪就是了！这就是《残雾》啊！

写完，我离开陪都六个月。临走的时候，我把剧稿交给了一位朋友，代为保有。当我又回到重庆的时节，它已被发表了，并且演出了，还有三百元的上演税在等着我。我管这点钱叫作“不义之财”，于是就拿它请了客，把剧团的全班人马请来，喝了一次酒：别人醉了与否，我不晓得，因为我自己已醉得不成样子了。这是我与戏剧界朋友有来往的开始。

剧本既能被演出，而且并没惨败，想必是于乱七八糟之中也多少有点好处。想来想去，想出两点来，以为敝帚千金的根据：（一）对话中有些地方颇具文艺性——不是板板的只支持故事的进行，而是时时露出一点机智来。（二）人物的性格相当的明显，因为我写过小说，对人物创造略知一二。

到今天，还有人劝我，把《残雾》好好的改正一遍，或者能成为一个相当好的剧本。可是我懒得动手，作品如出嫁的女儿，随它去吧。再说，原样不动，也许能保留着一点学习进程中的痕迹；到我八、九十岁的时节若再拿起它来，或者能引起我狂笑一番吧？

因为《残雾》的演出，天真的马宗融兄封我为剧作家了。他一定教我给回教救国协会写一本宣传剧。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因为自己知道《残雾》的未遭惨败完全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说来说去，情不可却，我就拉出宋之的兄来合作。我们俩就写了《国家至上》。在宣传剧中，这是一本成功的东西，它有人物，有情节，有效果，又简单易演。这出戏在重庆演过两次，在昆明、成都、大理、兰州、西安、桂林、香港，甚至于西康，也都上演过。在重庆上演，由张瑞芳女士担任女主角；回敬的朋友们看过戏之后，甚至把她唤作“我们的张瑞芳”了！

此剧的成功，当然应归功于宋之的兄，他有写剧的经验，我不过是个“小学生”。可是，我也很得意——不是欣喜剧本的成功，而是觉得抗战文艺能有这么一点成绩，的确可以堵住那些说文艺不应与抗战结合者的嘴，这真应浮之大白！曾经我到大理，一位八十多岁的回教老人，一定要看看《国家至上》的作者，而且求我给他写几个字，留作纪念。回汉一向隔膜，有了这么一出戏，就能发生这样的好感，谁说文艺不应当负起宣传的任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