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竞天（1908－－1977）山西寿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抗大总校政治教员、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处处长、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秘书长、晋冀鲁边区政府交通厅厅长、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中央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建国后，任铁道部第一副部长。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武竞天同志，原名武宝善，1908年生于山西省寿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1926年冬或1927年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间，阎锡山公开支持蒋介石反共，太原形势恶化。我党和国民党左派转入地下，“八七会议”后，多数党员干部分散到农村开展工作。竞天同志大约在此时即1927年5月间和组织失掉联系，离开太原，想南下去武汉。走到河南邓县，听到武汉政府正倒向蒋介石，宁汉合流，他又遭土匪抢劫，流浪了三个月。

此后，他辗转到了北平，在晋军李服膺部当了个文书，以资糊口。1929年秋，经朋友介绍到了天津，与王伯唐等合办《国民通讯社》。由于他工作勤奋，积极为党工作，天津地下党组织于1930年恢复了他的党籍，并指派他在党的天津市士兵委员会工作。不久，又调顺直省委做内部交通。

1930年5月，武竞天同志在执行任务时被捕。敌人为追踪党组织和领导人，对竞天同志施以酷刑，竞天同志矢口不一，经受了考验。判刑后，关押在天津河北第三监狱。在狱中，竞天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在党支部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反虐待、争生存的斗争。他积极参加了第三监狱的两次绝食斗争。在狱中，他还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近代史。

1931年5月，敌人把武竞天等三十名政治犯押送到北平，武竞天被关在河北第一监狱。从天津出发前，狱中党支部曾决定到北平后继续绝食，迫使敌人改善监狱的待遇，至少要达到天津第三监狱已争得的待遇。敌人对第一监狱的政治犯采取了绝对隔离措施。被关押的同志人自为战。竞天同志绝食九天。1933年到1936年期间，狱中同志经竞天同志联系，又组织了多次斗争，争取改善生活待遇、阅读书报等，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在狱中，他经受了严峻考验，博得了同志们的尊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通过宣传鼓动工作，争取了一位普通犯人加入了党组织，这个党员利用给监狱服劳役之机，为大家传递消息，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1936年6月，武竞天同志刑满出狱。同年10月到达陕西，进入中央举办的白区工作训练班学习。1937年初进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政治教员、政治股长等职，曾为初级班讲授过中国革命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的课程，他自己还听高级研究班的课。1939年8月，武竞天同志调中央组织部任干事，后任秘书处长。

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使竞天同志受到深刻教育。在“抢救运动”中，竞天同志受到诬陷，住进中央党校特别支部接受审查，经中央党校复查小组复审，澄清了事实真象。竞天同志自入党以后，虽一度与党脱离关系，但一直表现很好，他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六年，出狱后从北平到陕北，为党做过不少工作。为此，复查小组为他作出“历史上没有政治问题”的正确结论。

1945年日本投降后，武竞天同志由中央组织部派往太行山工作，初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秘书长。1946年起，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他被改任为晋冀鲁豫中央局财经部运输处长、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交通厅长，1948年任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长。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以极端负责的精神，为支援解放战争和发展解放区交通运输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在他任交通厅长期间，修建了河北邯郸到武安、冶陶的轻便铁路，修复了德石铁路。这对疏通解放区物资运输，支援解放战争，起了一定作用，从而在1948年受到当时华北人民政府的表扬。

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铁道部，滕代远同志任部长，吕正操同志和武竞天同志任副部长。当时，武竞天同志负责铁道部的日常工作，他把全副精力贯注到组建铁路队伍、完成繁重运输和抢修任务中。他精力充沛，事业心很强，工作不计时间，凡是报铁道部请示决定的事情，他都及时审阅处理，并且要求落到实处。对职工生活有关的问题，他都当作重要的事去抓。铁道部的几个住宅区和铁路医院等，都是在他领导下筹建起来的。遇有重大问题，他随时向代远、正操同志汇报或提交党组讨论。他勇于负责，北京新车站是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工程量大，工期短，质量要求高，任务艰巨，武竞天同志承担了这项任务。从研究设计方案，组建队伍，一直到材料供应和正式施工，他都一抓到底。他经常到工地去检查，有了问题，不论多晚，立即解决。经过全体工人和干部的努力，这项工程在1959年“十一”以前竣工，全部工程仅用了七个多月的时间，而且保证了工程质量。

武竞天同志虽然十分繁忙，但对工作抓得很细，从不粗枝大叶地想当然地决定问题。遇到一些大的复杂的事情，他坚持亲自做调查研究。例如1960年冬，有位领导干部反映：呼和浩特铁路局有个机务段的一些领导人有意弄虚作假，破坏生产，已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应逮捕法办。竞天同志知道后，立即到这个机务段亲自调查，终于弄清了情况，正确判明这个机务段的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内部矛盾，从而作出了正确的处理，这就避免了错误，保护了这个机务段的一些干部。

武竞天同志多年来分管干部工作。他认为要管干部，首先要全面地了解和熟悉干部，不仅了解历史情况，更重要的是了解现实情况。他经常找干部谈心，对铁路系统局一级的干部和部机关处一级干部的历史情况、思想状况以及家庭情况他一般都比较清楚。他和许多干部交了朋友。他认真地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他待人和蔼热情，从不疾言厉色。有的干部受了委屈，要找他谈谈，他总是让人家把话讲完，然后耐心地帮助干部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对犯错误的干部，他严格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去办。他不仅善于团结党内的干部，也善于团结党外的干部。对铁路上的一些技术专家，如石志仁、汪菊潜、庆承道、林诗伯、梅旸春等同志，都很尊重，遇事同他们商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还十分重视干部队伍的培训工作。在兼任铁道部党校校长期间，每次干部轮训班开学，他工作再忙，也要到党校去住上几天，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并帮助解决党校教学和学员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竞天同志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吃过苦头，他从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因此，他在全国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以十分慎重的态度来处理干部问题，坚决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57年反右时，他强调能不划“右派”的就不划。《人民铁道》报社的一位领导干部，当时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公职，1960年他把这个干部重新调回铁道部，还分配到部机关工作（这个干部的“右派”帽子已经摘掉，并负责一个局的领导工作）。甚至在当时他就想方设法恢复一些明显被错划的“右派分子”的党籍。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竞天同志也是尽力保护干部的。有的铁路局的领导干部在地方上挨了整呆不住了，他就设法把他们调到北京或别的地区工作。有人检举铁道部机关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局级干部曾叛变过革命，负责审查的单位未经核实就准备将这个干部定为“叛徒”，武竞天同志认为，对干部的历史问题不能草率行事，“叛徒”帽子有关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必须实事求是地把事实弄清楚。于是，他就请一位副部长亲自去调查处理，最后终于弄清了问题，证明检举人是错误的，并为这个干部做出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正确结论。但他的慎重，并不等于他不讲是非，不讲党的原则。有个铁路局的党委书记是老红军，进城后思想逐渐蜕化，道德败坏，引起党内外群众的强烈不满，武竞天同志把问题核实后，不顾有人反对，作了严肃处理。许多同志认为，竞天同志确是一位实事求是的有坚强党性的领导干部。

他对下级民主精神好，关系处理得也好。对中央正确的东西执行得很坚决。他唯一的缺点是对同级领导过分求全责备，这一关系常常处理得不甚恰当。

1961年邓小平同志过问了铁路工作，指出铁路必须集中统一指挥；铁道部对下面的单位要实行双重领导、以部为主的体制；要成立铁道部党委，立即重新成立铁道部政治部，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领导。铁道部响应小平同志号召，在部党委领导下，由竞天同志抓总，坚决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办。在竞天同志担任铁道部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监委书记和党校校长期间，他在部党委领导下，与铁道部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把加强铁路部门的政治思想工作当作首要任务。他按照中央精神，为1959年反右倾时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干部甄别平反，并且积极倡导轮流培训各级领导干部。经过几年的调整、整顿，铁路系统在三年困难期间一度出现的生产上和思想上的混乱状态，逐步得到扭转，运输生产和职工精神面貌都出现了新气象。后来他常常向周围的同志回忆这一段历史，感到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意见，给铁路工作带来了大转变。

竞天同志很关心职工的生活。三年困难时期，他要机关积极办农场，搞农副业生产，以改善大家的生活。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平时生活刻苦，衣着简朴，一直保持着延安时期的作风。他家里人口多，经济上不大宽裕。但每当朋友有困难，总是倾囊相助。有的老战友把孩子寄养在他家，他照顾得十分周到，超过对自己孩子的照顾。被他抚养的孩子，至今仍在怀念武伯伯对他们的教诲，年年到安放他的骨灰处凭吊。

“文化大革命”初期，武竞天同志就受到很大冲击。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党的机密。铁道部的干部档案等重要机密材料，经过周密计划，都被转移到当时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对一些被冲击的干部，他千方百计地加以保护。党校副书记樊西曼同志遭到诬陷而被人打死，他就把樊的两个年幼的孩子接到自己家里，以后又设法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1966年10月以后，造反派占领了铁道部大楼，他与吕正操等同志（那时吕正操同志任铁道部部长）一起，转移到比较隐蔽的地方办公，继续坚持领导全国铁路的工作。

1967年1月，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反革命分子点了吕正操和武竞天同志的名，他们两人被诬陷为铁路系统最大的“三反分子”和“走资派”。就在点名后的第二天，在上万人参加的大会上被批斗之后，武竞天同志仍住在办公室，接待来访的群众，考虑铁道部机关工作的安排。他要求一些干部在最困难的处境中，尽可能地维持机关的工作秩序，为消除当时的混乱状态出力。之后他又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长期关在“牛棚”里。在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上，他受尽了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和屈辱。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竞天同志的身心已受到严重摧残，丧失了说话能力。他听到这个好消息，高兴地流出了眼泪。不幸的是他没有见到泼在身上的污水被洗刷干净，没有等到拨乱反正，就于1977年6月12日去世了，终年六十九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铁道部党组于1979年11月为武竞天同志彻底平反，全部推倒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他恢复了名誉。（薄一波 郭洪涛 刘建章 张明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