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惠渠歌》，又名《
京兆樊惠渠颂》，是
东汉文学家
蔡邕所作的诗歌，是描写和歌颂
京兆阳陵县
泾河渠的一首诗歌。该作品是是现存最早的一首诗序体作品。
东汉光和五年（公元182年）
南阳鲁阳人
樊陵出任
京兆尹，在获知阳陵百姓耕作不便的情况下，在
泾河岸修建灌溉引水渠。这在
东汉末年政治荒废的情况下无异于一次盛举。这条渠后被当地人唤作樊惠渠，其位置在今
咸阳县东。
“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喾之世，
咸墨为颂，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备。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事兼
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时迈》一篇，
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
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邱明、子高，并谍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阎《橘颂》，情采芬芳，
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至于秦政刻文，爱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
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嘉后，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巡》，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又
崔瑗《文学》，
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及魏、晋辨颂，鲜有出辙。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
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
风、
小雅、
大雅、颂，是诗理的极至，颂是这“
四始”的最后一项。“颂”的意思就是形容状貌，就是通过形容状貌来赞美盛德。从前帝喾的时候，
咸黑曾作颂扬功德的《九招》等。从《诗经·商颂》以后，“颂”的写作方法就完备了。教化影响到一个诸侯国的作品叫做“风”，能影响到全国风俗的作品叫做“雅”，通过形容状貌来禀告神明的作品叫做“颂”。“风”和“雅”是写人事，所以有“
正风”、“
正雅”和“
变风”、“变雅”；“颂”是用来禀告神明的，所以内容必须纯正美善。鲁国因颂扬
周公之功而编成《鲁颂》，宋国因祭祀祖先而辑录《商颂》。这都是用于宗庙的雅正乐歌，不是一般宴会场上的歌咏。《周颂》中的《时迈》一篇，是
周公亲自写作的；这篇贤人写成的颂，为颂的写作留下了典范。每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思想，表达其思想的口是堵塞不住的。春秋时晋国民众用“原田每每”来赞美晋军，鲁国人用“麛裘而”来讽刺孔子，这都是直接说出，不用歌咏，以简短的话来进行讽刺。左邱明和孔顺，都把这种话当做“诵”来记载。这是有了变化的不正规的颂；颂本来是用以告神的，这种变化已渐渐用于人事了。到了
屈原的《橘颂》，内容和文采都很美好，它用相似的东西来寄托情意，又把“颂”的内容推广到细小的事物了。至
秦始皇时的石刻，乃是称颂秦始皇的功德。即使汉代的惠帝和景帝时期，也有描述形容的颂产生。所以，颂的写作是一代一代地相继不断了。如
扬雄表彰赵充国的《
赵充国颂》，
班固歌颂
窦融的《安丰戴侯颂》，
傅毅赞美汉明帝的《显宗颂》，
史岑称述邓后的《和熹邓后颂》，有的学习《周颂》，有的模仿《鲁颂》或《商颂》。这些作品虽然深浅不同，详略各异，但它们赞美功德、显扬形容，其基本法则是一致的。至于
班固所写《车骑将军窦北征颂》，
傅毅所写《西征颂》，就把颂写成长篇的散文，岂不是因过分的褒奖而违反了“颂”的正常体制！
马融的《广成颂》和《上林颂》，有“雅”的用意却写得很像赋，为什么如此玩弄文词而远离“颂”的特点呢！还有崔珍的《南阳文学颂》，
蔡邕的《
京兆樊惠渠颂》，都是把序文写得很好，而精简了“颂”本身的篇幅。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对颂的评论，基本上是精确的，但其中说在颂的作品中“杂有一些风、雅的内容”，而不弄清其根本意义，这不过是徒然声张一些不合实际的议论，和古代对于
铸剑可黄铜白锡相杂的谬论差不多。到了魏晋时期的杂颂，一般没有超越正常的写作规则。曹植的作品，以《皇太子生颂》为代表；
陆机的作品，只有《汉高租功臣颂》较突出。不过，他们的作品中褒扬和贬抑混杂在一起，那是魏晋时期颂体已有所变化的作品了。
诗序体是
悄然兴起于
东汉末年的一种新型诗歌体式。诗序体的产生，虽然是受了“赋序合一”等的影响所致，但与
蔡邕对其之艺术实践大相关联，因为《蔡中郎集》的《
樊惠渠歌》一诗，是现存最早的一首诗序体。此外，
蔡邕善于从事“文序合一”之创作的举措，也为诗序体的问世提供了坚实之基础。由于诗序体开创了诗歌审美的新格局，所以魏晋六朝的诗人们均特别喜爱这一新型的诗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
陶渊明。而此，所体现的则是
蔡邕对文学史之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