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下捉婿”是宋代的一种婚姻文化，即在发榜之日各地富绅们全家出动，争相挑选登第士子做女婿，那情景简直就是抢，坊间便称其“捉婿”，宋人笔记对“榜下捉婿”多有涉及。这种近似金钱交易的“捉婿”蕴涵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它说明宋时经济崛起，富裕起来的平民阶层渴望跨入上层社会。

“榜下捉婿”在宋朝流行

宋朝是中国科举制度最完善的时代，考试取士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科举胜出者名利双收待遇丰厚，致使人们把赶考走仕途作为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一旦金榜题名，那娶富豪家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马上接踵而至了。

但大宋官位毕竟有限，经不起天下人争抢，只有佼佼者才有望胜出。所以大家只得卧薪尝胆寒窗苦读，“不及第不成家”便成了一些人的誓词。连宋真宗赵恒都在诗中表达了这层意思：“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便造就了众多未婚大龄青年乃至大龄壮年。这也影响了大宋的女士们，“女怕嫁错郎”，既然做官的吃香，大家闺秀们便挤破头争当“官夫人”，于是出现宋朝特有的“榜下捉婿”怪圈。宋人把“择婿”说成“捉婿”，又戏称为“脔婿”，“脔”乃肉块，可谓比喻形象，又颇带讽刺意味。

宋朝科举制度

在唐代，取得功名后还要经过考试合格才有资格担任官职，到了宋代，只要是进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升迁的速度和级别之高也是其他途径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所以，宋朝政府的高级官员中，科举出身者占了压倒优势。就拿北宋时期的正、副宰相来说，科举出身的人就占到了90%以上，南宋比例更高，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可以说，宋代士人在经过“十年寒窗”的艰苦努力之后，一旦科举登第，得到的将会是精神、物质两方面的超值回报。

虽然前一个标准是主要的，但是后者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在古代社会中，女性出嫁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走进另一个家庭，也不仅仅是个人角色从女儿到妻子的转变，她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担当联系两个家族的纽带。这一作用在当时人眼中是被重视的。宋代也不例外。

因而为女儿选择理想的婚配对象常常是使父母伤脑筋的大事。不过，所谓的理想对象既不是女儿的个人意愿，也不是从女儿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父母主要是父亲从维系、发展家族的角度来考虑的。

在科场选婿者，不乏“饥不择食”者，将习俗所重视的阴阳吉凶、家世背景等都抛之脑后，甚至是这位新及第进士是否还是单身都来不及考虑。曾有一个新及第的年轻举人，体貌亦不凡，为一权势之家看中，其家便派出十多个壮丁将青年簇拥至其家，该青年既不拒绝，也不逃避，而是欣然而往。不多时，一位着高官袍服的人来到青年面前，问道：“我只有一个女儿，长得并不丑陋，愿意嫁与公子为妻，不知可否？”此青年深深鞠了一躬，推辞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固然是件幸事，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说，怎么样？”围观众人见状哄堂大笑，随即散去。

有时年龄也是可以不考虑的。有一个叫韩南老的人，考中了进士，很快便有人来向他提亲，他并未拒绝，而是作了一首绝句“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

“榜下捉婿”其实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宋代的婚姻观念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从魏晋南北朝、隋至唐中期，由于门阀制度盛行，婚姻对象的选择是有着严格的门第限制的。到唐中后期门开始衰落，经历五代，到宋代，门第观念已经淡薄。因为个人才能和钱财，而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则与宋代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因而，对于宋代此种婚姻观念的评价应该辩证地看，较之前代的门第婚而言，宋代的婚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不过对于后世的论财婚而言也可谓是一种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