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会议亦称公会议，是全体主教会议之意，有全球性的或教区性的会议之分。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罗马天主教会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Second Vatican Council，拉丁文：Concilium Vaticanumsecundum，简称梵二会议）。它是自公元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以来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二十一次大公会议，也是罗马天主教在现代召开的第一次大公会议，也是截至目前为止最后一次大公会议，在罗马梵蒂冈举行，故名。最多达2540位教会领袖出席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其中至少4位以后出任教宗。中间经历了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1958-1963）和保禄六世（Paul VI，1963-1978）两位教宗；共含四阶段一百六十八场全体会议。这次公会议还发表了十六项文献：即四项宪章，九项法令和三种宣言。

公元4世纪基督教会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建立和睦关系并很快取得罗马帝国国教地位后，在整个中世纪统治西方世界的一直是两大权威，即教宗与皇帝，或曰教权与皇权，两者之间既有斗争，也有结合。8世纪教宗国建立，13世纪时教权达到顶峰，罗马天主教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也是最顽固的封建堡垒，罗马天主教会是封建王权的精神支柱。罗马天主教会和封建统治者结合在一起，发动宗教战争，奴役广大劳动人民，推行殖民主义，罗马天主教会于1215年在教宗英诺森三世当权时开始设立宗教裁判所，在几个世纪中，迫害了无数无辜的人和科学家、进步人士。教会内部则充满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成为人们抨击和嘲讽的对象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罗马教会在达到鼎盛时期后，在战争的损耗和社会进步的冲击下，迅速地由盛转衰，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近现代种种哲学思潮、社会学说对中世纪神学的冲击

二、国际政局对教会的震动

三、科技进步对宗教世界观和天主教神学的冲击

四、教会内部各种反对派引起的冲突和造成的影响

五、教会陷入空前的困境

面对如此困难，一个严重的、关系到教会的前途和命运的抉择摆在梵蒂冈的面前。过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当前的世界是个大大改变了的世界，天主教会从组织到神学，从教会法到礼拜仪式，从活动方式到对外关系都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这种不适应，使教会明显地衰落了。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新的急剧变化，各种新思潮十分活跃，世界进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历史时期，许多国际因素都对罗马天主教会作出新的抉择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首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分裂。其次，亚非拉众多国家相继独立，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梵二会议的发起者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有着丰富的阅历和开阔的眼界。他的继任者教宗保禄六世也有长期的教会生涯和担任代理国务卿等教廷重要职务的丰富经验。他于1963年6月继任教宗后，把梵二会议进行到底，主持制订和发表了梵二会议的全部文件并把会议的各项改革决议付诸实施。

1959年1月25日，刚当选教宗几个月的若望二十三世在罗马圣保禄教堂对枢机主教团发表讲话，宣布召开大公会议的决定。为此，罗马教廷随即成立了几个筹备委员会，负责各种准备工作。他们向全体枢机主教、主教以及教廷各部、各修会、修院、天主教大学和神学院系发出了2500封信，就大公会议的议案广泛征求意见。它们收到了两千多封寄自世界各地教区和教会机构的复信，在此基础上起草了会议的各种议案和文件草案。这些筹备工作用了三年多时间。

1959年6月5日，圣神降临节，教宗宣布成立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筹备委员会，此次大会正式进入筹备阶段。筹备委员会组成如下：一个中央委员会；十一个组，神学组、教区行政组、教会纪律组、修会组、圣事组、礼仪组、教育组、东方礼教会组、传教组、教友生活组及教宗宫廷礼仪组；三个秘书处，新闻事业秘书处、基督徒合一秘书处和总务秘书处。

中央委员会、组和秘书处，均由一位主席、多位委员、若干专家顾问和很多秘书组成。组和秘书处的任务是：参考世界各教长和各圣部的建议，然后研究教宗指定的问题。中央委员会是由教宗自己或者自己的代表为主席，委员包括枢机主教、宗主教、主教、修会会长、组的主席和秘书处的主席，共有70多名。中央委员会的任务是：督导及配合各组及秘书处的工作，向教宗汇报成果，并负责起草未来大会的进行程序。1962年10月11日，梵二会议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全体枢机、各教会机构和组织的负责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14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主教、主教等共2200名，再加上四百多年来第一次应邀派来的非天主教宗教团体的观察员、驻梵蒂冈外交使团成员和男女平信徒代表等等列席旁听，使参加会议的总人数达到两千五百多人。

1960年11月14日，教宗主持筹备会议的开幕典礼。 1961年6月至1962年6月期间，中央委员会共进行了7次聚集，召开了55次会议，审查了72项提案，为正式会议做好了准备。教宗在筹备阶段的末期，通过通谕和广播，呼吁所有教友为此次会议祷告，并钦定大圣若瑟为此次大会的在天中保。另外，工作人员也进行圣伯多禄大殿的粉刷装饰工作。大会会场就设在圣伯多禄大殿。

梵二会议分为四个阶段，共计十次全体会议。其中从1962年10月11日至同年12月7日的第一阶段会议是在若望二十三世主持下进行的。1963年4月11日若望二十三世发表《世上和平》通谕。同年6月3日去世。他的继任者教宗保禄六世继承他的方针。从1963年9月29日开始主持了后面三个阶段的会议并主持制订和发表了会议的全部正式文件。1965年12月8日，梵二会议正式闭幕，前后历时共三年多。

会议第一期

1962年10月11日上午8时30分，此次大会的开幕式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主教超过2400名，还有意大利总统和很多国家元首列席。大会开幕后，首先选举各个小组的委员。法国主教团代表全体教长，起草了《大会告全人类书》，表达了关怀全体人类和愿意为全体人类服务的诚意；并提出大会特别关心的两个问题：国际和平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然后，大会进入了审议草案阶段。第一个讨论的是《礼仪草案》。其中较受争议的议题包括：（1）礼仪中的语言；（2）礼仪当如何适应不同地区文化的需要；（3）地方主教团在礼仪问题上的职权等。最后，大会通过了这个草案的序言和第一章。在第一期会议中，大会也讨论了《启示渊源草案》、《大众传播工具草案》、《东方礼教会合一草案》和《教会草案》。因为大多数教长不满意《启示渊源草案》，教宗指示把草案退给有关小组重写。而《大众传播工具草案》，大会则要求把它缩短成若干原则和一个牧灵训谕。对于《东方礼教会合一草案》，大会希望它能与基督徒合一组的另一草案以及《教会草案》中论大公主义一章，合并成一个草案。关于《教会草案》，最后由于时间所限，只进行了初步讨论，来不及得出任何结论。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第一期的会议，于1962年12月8日闭幕。

在第一期会议结束前教宗宣布：将把70多个草案缩编成20个（其后再缩编成17个）以提高大会进行的速度。还要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用来督察各个小组的工作，务必使他们提出的草案不致相互冲突。这些是大会休会期间主要的工作。

会议第二期

1963年9月29日，大公会议第二期会议开幕。新教宗保禄六世指出大会的目标是：1）认识教会本身，特别是有关主教的职务和主教与教宗的关系。2）教会的革新。3）各基督教会的合一。4）教会面对现代世界。

会议第三期

1964年9月14日，大会举行了第三期的开幕式。教宗和来自19个国家的教长，围绕着祭台举行共祭仪式，这是礼仪改革的最初成果。教宗在开幕致词中特别强调，教宗首席权和世界主教团之间的关系，两者不仅没有冲突，而且是相依共存的。在第三期会议中，旁听员大幅增多，包括了7位女平信徒，21名男平信徒和8位修女。

会议第四期

1965年9月14日至1965年12月8日：第四阶段共有五次公开会议和四十一次全体会议。这阶段和以往不同的是，讨论的时间比以前减少了（大会讨论了四项草案：信仰自由、教会在现世牧职、教会传教工作、和司铎草案）；相对地，表决的时间则增加了不少。大会还特别召开了三次公开会议，隆重地公布各种经大会再三表决通过的文献。这次大会公布的文献共十一种，比前三次所公布的总和还要多。它们依次是：《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司铎之培养》法令、《修会生活革新》法令、《天主教教育》宣言、《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1965年10月28日）；《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教友传教》法令（1965年11月18日），《教会传教工作》法令、《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信仰自由》宣言、《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1965年12月7日）。

主席团：由十位枢机主教组成。在此次大会第一期内，这十位枢机主教轮流代表教宗主持大会。在另外三期内，他们则成为大会的“元老院”，监视大会的进行。

大会特别事务处：审察由各个教长提出的重要的新问题，在需要的时候，向教宗汇报或向他提供意见。

大会法庭：大会行政问题的上诉法庭，用来解决大会教长之间和各个机构之间发生的纠纷。

全体成员：当时的教会法典规定：枢机主教、宗主教、首席主教、总主教、定座主教、兼理教区首长及若干修会总会长，有权利参加会议并享有投票权。在此之外，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还邀请了所有无定座主教，而且给予他们投票权。所以，参与这次大公会议的教长人数，最多时高达2540位。

10个小组委员会和基督徒合一秘书处：这11个单位，都由教宗任命1名主席和9名委员，加上从与会的教长中选举的另外16名委员组成。由他们向大会提出草案，并按照教长们的建议修改、甚至重写草案。

神学及法律专家：协助各个小组的委员们编写草案，随时准备向大会作出解释或者报告。他们可以列席全体会议，但是因为他们并不是教长，所以除非被邀请或者被询问时，不能发言。此次会议，教宗任命了460位神学及法律专家，其中包括235位教区神父和225位会士。著名神学家K.Rahner便是其中之一。

观察员：由东正教、基督新教和其他非天主教团体所派来的代表构成。观察员可以列席全体会议或公开会议，但是没有发言权。

贵宾：由基督徒合一秘书处邀请，并以个人名义列席此次大会。贵宾并不代表某教会或团体，也没有发言权。旁听员：由获邀请列席的教友组成，没有表决权，只有在被邀请的时候才可以在大会发言。

最多达2540位教会领袖出席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其中至少4位是在后来出任教宗：枢机主教乔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是后来的保禄六世、结束本会议者；主教阿尔比诺·卢恰尼是后来的若望·保禄一世；主教卡罗尔·沃尔蒂瓦是后来的若望·保禄二世；约瑟夫·拉青格是后来的本笃十六世。

因为梵二会议是要在全教会推行全面改革的会议，许多崭新的观念被摆到桌面上向传统的旧观念挑战，所以持不同意见者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是争吵和抗议，个别的与会人员怀着强烈的不满愤而退出会议。梵二会议讨论的议题有：罗马天主教会和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或其他宗教）、现代社会、圣餐礼仪（liturgy）仪式的关系。经过多次的反复酝酿、讨论、修改和投票表决，梵二会议陆续通过并发表了16个文件。它们可分为三种类型：

四个宪章

（1）《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

（2）《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Dei Verbum）

（3）《礼仪宪章》（Sacrosanctum Concilium）

（4）《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

九个法令

（1）《司铎之培养法令》（Optatam totius）

（2）《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Presbyterorum ordinis）

（3）《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的法令》（Christus Dominus）

（4）《修会生活革新法令》（Prefeetae caritatis）

（5）《教友传教法令》（Apostolicam actuositatem）

（6）《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d gentes divinitus）

（7）《大公会议法令》（Unitatis redintegratio）

（8）《东方公教会法令》（Orientalium Ecclesiarum）

（9）《大公传播工具法令》（Inter mirifica）

三个宣言

（1）《天主教教育宣言》（Gravissimumeducations）

（2）《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humanae）

（3）《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ostraaetate）上述梵二会议文件，以及梵二会议期间发表的教宗通谕和教宗讲话，阐明了罗马教会在许多问题上的理论、立场、观点和政策，显示出罗马教会进行革新的范围之广和规模之大。其中有些文件只是纲领性的，许多具体细节有待进一步充实。梵二会议后罗马教廷成立了几个委员会，陆续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梵二文件内容及制订改革细则的文件。此外，从教廷到各种教会机构、大学和神学家们还不断发表训导文集、专著、论文等来阐述和进一步丰富梵二会议的思想体系。梵二会议是罗马天主教会革新运动的开端，革新成为会后几十年来教会活动的中心内容，所以无论是教会人士、神学家，还是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以及政界人士、新闻记者和国际问题评论家等等，几乎只要论及当代的罗马天主教，就每言必称大公会议、“大公会议”一词被人们在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既指会议本身，又指会议的精神，还指从会议开始的运动。梵二会议的思想经过不断丰富，形成完整的新神学体系。梵二会议的革新从许多方面改变了罗马天主教会，使它以一个现代化宗教的面貌，呈现在世界面前。

梵二会议的发起者教宗约翰二十三世于1963年4月发表的《世上和平》通谕是梵二会议期间发表的第一个重要文件，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不仅面对全天主教会，而且面对全世界和全人类的教宗通谕。这个通谕早在1962年10月梵二会议开幕前就已拟就，并在教会高层人士之中作了传达。《世上和平》通谕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阐述了天主教会在当代世界中的社会政治总纲领和教会革新政策的总方针，并得到随后发表的梵二会议全部正式文件、尤其是被称作“梵二会议的一面镜子”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全面呼应。梵二会议第一次向全教会和全世界宣布，罗马天主教会为“适应时代”，决定“对教会实行革新”，“教会向全世界开放”，教会要“与所有一切有良好愿望的人对话”。这个适应时代、改革开放和开展对话的新精神就是梵二会议的宗旨。其中对教会的革新是全面的，包括神学革新、教会组织的改革和礼仪改革。教会的开放有几个层次的内涵，即从组织上开放教会，开展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也包括教会内部教廷等高层组织对地方教会、主教、神父和平信徒的开放；从思想上开放神学，目的是吸收当代各种哲学思潮和科学技术的成果，使神学得到丰富和实现适应当代社会的现代化；从教规上开放《圣经》，破除了不准信徒在没有神父指导下自行读经的禁令，不仅可以使信徒熟知《圣经》从而加固其信仰，也可以扩大《圣经》在社会上的影响，而梵二会议破天荒第一次宣布的对话政策，则更是一改近两千年来“唯我独尊”的态度，愿意“与分离的基督徒对话”，以便“争取基督徒的统一”，以及愿意与敌视了许多世纪的其他宗教和解，以便互相理解。梵二会议还表示要对教会实行“共同管理”，要给予地方教会一定的自主权，要实行教会各阶级的平等，要奉行“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的原则等等。

在宣布上述改革开放和对话的新精神的同时，梵二会议还对一些传统的做法有所改变。它宣布本届大公会议与历届大公会议不同，其目的“不是重复教父们的教导”，“不是制订新的神学教义”，也“不是谴责异端”，而是仅以革新为目的。为了有利革新，梵二会议不再强调“教宗永无谬误论”，这一变化引起广泛的注意。梵二会议淡化“教宗永无谬误论”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实行教会内部的革新，也为罗马天主教会与其他基督教会和其他宗教和解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

梵二会议的召开，在教会内外和世界范围内引起各种不同的强烈反响。这些不同意见之间的争执造成教会内的长期冲突。

在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有长期的天主教传统的国家，都有天主教会内极端保守的派别激烈反对梵二会议的革新。法国的勒弗尔（Marcel Lefebvre）便是其代表人物之一。这些极为传统的派别又被称为传统派。他们反对梵二会议的一系列改革，认为这是把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原则引入了天主教，进而指责梵二会议为非法，并把矛头直指教宗，宣称发动这场革新运动的教宗是异端分子。

与此同时，一些激进的派别从相反的方面抨击梵二会议，认为改革太不彻底。这些派别自称进步派。教徒则称它为自由主义派。其代表人物之一即瑞士神学家汉斯·孔，他曾担任梵二会议的神学顾问，因对梵二会议的保守不满愤而退出会议。

大多数教会内外的舆论界都盛赞梵二会议，认为这是“反改革”的结束、“君士坦丁时代”的结束，是“清除教会内的封建主义”的一次革新运动的开端，认为这次大公会议给天主教会带来了希望和活力。一些西方共产党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热烈欢迎梵二会议的改革，认为罗马天主教会从此有了“进步性”和“人民性”。苏联、东欧集团则认为梵二会议实行改革开放和对话的新政策是“冷战”结束的又一个迹象，并立即开始了与罗马教廷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