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公会议 Vatican Councils 天主教会在梵蒂冈召开的世界性最高教务会议，共两次。天主教将其列为第20与第21次公会议。

教皇庇护九世于1869年12月8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744名教长(主教、修会会长等)，其中欧洲代表500人,其余来自亚非拉传教区的代表，绝大多数也是欧洲籍。会议预定讨论信仰、教义、教规、修会、传教以及教会与世俗政权关系等问题。当时欧洲政局动荡，意大利面临革命，普法战争迫在眉睫。思想界中浪漫主义与反理智主义思潮流行。天主教中出现对立的两派：以沃德、曼宁等为代表的教权派，主张加强教皇权威，教皇永无谬误；以法国奥尔良主教杜潘洛普，德国教会史家赫斐勒、窦林格尔，奥地利枢机主教劳歇尔以及英国的纽曼等为代表的民主派，自称继承康斯坦茨公会议传统，主张公会议高于教皇，否认教皇的绝对权威。窦林格尔的著作《教皇与公会议》根据历史资料论证教皇特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而在会议召开前夕被教皇列为禁书。

罗马教廷，另组老公教会。

7月19日普法战争爆发,会议遂仓促结束。同年10月宣布无限期休会。

天主教会从上到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各国教会充分运用自主权，从各个方面进一步推动改革，出现了神学多元化、礼仪民族化、教会生活民主化的势头。同时各国教会人士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一些第三世界的教会人士声言教会是穷人的教会，参加反对军事独裁政权,争取人民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西欧、北美各国教会人士则多投入反战、反军备竞赛的和平运动。

会后天主教会的急剧变化，引起教会内部保守派人士的不安，认为20年来，教会正从“自我批评走向自我破坏”，以致面临“信仰危机”，走向衰落。1985年召开的世界主教特别会议，没有接受保守派人士的估价，宣称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改革中出现的缺点和困难，是由于对会议精神误解和执行上的错误所致。

会议上首先讨论信仰纲领和教规问题，听取了修改《日课经》的意见。由于进程缓慢,会议于1780年2月规定了终止辩论付诸表决的办法。 4月24日公布经过修改的信仰宪章，谴责泛神论、唯神论和无神论，并规定信仰与理性的界限。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与相继于1962～1965年召开。自第一次梵蒂冈公会议以来，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天主教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约翰二十三世就职后，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筹备和召开了这次会议。会议主题是：认清处境，赶上时代，实现教会的现代化。

会议于1962年10月正式召开。出席者共2860位教长，其中枢机主教、总主教及 1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教2000余名，其他宗教团体的观察员、外交使团成员及教徒代表300余名。本次会议邀请非天主教观察员参加,并公开报道会议情况。由于大批神学家以主教顾问身份参加，当代神学争论亦被带入会议。会上保守派与革新派之间争论十分激烈，两任教皇在争论中起着缓冲作用。这次公会议共举行4次会议，投票表决通过了16个文件,大多是采纳了两派都可以接受的观点。

第一次会议于1962年10～12月举行，未作出实质性的决定。次年6月,约翰二十三世去世。保罗六世继位后，会议继续进行。第二次会议于 1963年9～12月举行。会后发布《礼仪宪章》和《大众传播工具法令》。1964年1月,保罗六世访问耶路撒冷,会见东正教牧首阿德那哥拉一世。1964年5月教廷建立非基督教徒联络秘书处。

第二次大公会议是天主教会历史上第21次大公会议。起初，人们以为它是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续会，但后来天主教廷作出了澄清了：它将是另一次新的大公会议，取名“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出席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天主教教会领袖最多达2540位，其中至少四位在后来出任教皇：枢机主教乔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后来成为教皇保禄六世；主教阿尔比诺·卢恰尼后来成为教皇若望·保禄一世；主教卡罗尔·沃尔蒂瓦后来成为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约瑟夫·拉青格后来成为教皇本笃十六世。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是历代大公会议中，在组成上十分理想的一次会议。原因是：

1.大会的筹备和进行丝毫不受外界的干扰，完全由教会主动；

2.出席的教长（平均接近2200人）空前众多；

3.第一次有非裔主教和亚籍主教出席。

主席团：由十位枢机主教组成。在此次大会第一期内，这十位枢机主教轮流代表教皇主持大会。在另外三期内，他们则成为大会的“元老院”，监视大会的进行。

大会特别事务处：审察由各个教长提出的重要的新问题，在需要的时候，向教皇汇报或向他提供意见。

大会法庭：大会行政问题的上诉法庭，用来解决大会教长之间和各个机构之间发生的纠纷。

全体成员：教会法典规定：枢机、宗主教、首席主教、总主教、定座主教、兼理教区首长及若干修会总会长，有权利参加会议并享有投票权。在此之外，教皇若望廿三世还邀请了所有无定座主教，而且给予他们投票权。所以，参与这次大公会议的教长人数，最多时高达2400位左右。

10个小组委员会和基督徒合一秘书处：这11个单位，都由教皇任命1名主席和9名委员，加上从与会的教长中选举的另外16名委员组成。由他们向大会提出草案，并按照教长们的建议修改、甚至重写草案。

神学及法律专家：协助各个小组的委员们编写草案，随时准备向大会作出解释或者报告。他们可以列席全体会议，但是因为他们并不是教长，所以除非被邀请或者被询问时，不能发言。此次会议，教皇任命了460位神学及法律专家，其中包括235位教区神父和225位会士。著名神学家K.Rahner便是其中之一。

观察员：由东正教、基督新教和其他非天主教团体所派来的代表构成。观察员可以列席全体会议或公开会议，但是没有发言权。

贵宾：由基督徒合一秘书处邀请，并以个人名义列席此次大会。贵宾并不代表某教会或团体，也没有发言权。

旁听员：由获邀请列席的教友组成，没有表决权，只有在被邀请的时候才可以在大会发言。

在1959年6月29日所颁布的《忝登伯铎宝座》通谕中，教皇若望廿三世指出这次大公会议的目标将会是：“发扬圣道、整顿教化、革新纪律。”

1959年6月5日，圣神降临节，教皇宣布成立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筹备委员会，此次大会正式进入筹备阶段。筹备委员会组成如下：

第一

一个中央委员会；

第二

十一个组：神学组、教区行政组、司释及教民纪律组、修会组、圣事组、礼仪组、教育组、东方礼教会组、传教组、教友生活组及教皇宫廷礼仪组；

第三

三个秘书处：新闻事业秘书处、基督徒合一秘书处和总务秘书处。

中央委员会、组和秘书处，均由一位主席、多位委员、若干专家顾问和很多秘书组成。组和秘书处的任务是：参考世界各教长和各圣部的建议，然后研究教皇指定的问题。中央委员会是由教皇自己或者自己的代表为主席，委员包括枢机、宗主教、主教、修会会长、组的主席和秘书处的主席，共有70多名。中央委员会的任务是：督导及配合各组及秘书处的工作，向教皇汇报成果，并负责起草未来大会的进行程序。

1960年11月14日，教皇主持筹备会议的开幕典礼，宣布本届大公会议的重点：“不仅在根据启示和传统，强调某一教义或纪律，更在重振基督的真精神，加强基督徒生活的价值和光辉。”典礼后，各部门便开始工作。 1961年6月至62年6月期间，中央委员会共进行了7次聚集，召开了55次会议，审查了72项提案，为正式会议作好了准备。

教皇在筹备阶段的末期，通过通谕和广播，呼吁所有教友为此次会议祷告，并钦定大圣若瑟为此次大会在天的中保。另外，工作人员也进行圣伯多禄大殿的粉刷装饰工作。大会会场就设在圣伯多禄大殿。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程序，分为公开会议、全体会议和小组委员会议。

公开会议由教皇和全体教长一并出席举行，是大会中最为隆重的一种，也欢迎其他国家的政要和首长出席。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上，公开会议共有10次：第1至第4期的开幕式，第2、3、4期的闭幕式和大会在第4期期间颁布不同决议的仪式（1962年10月28日、11月18日和12月7日）。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16项决议，有5项是在第2和第3期的闭幕式上颁布的。其余11项，是在第4期上述3个仪式上颁布的。颁布决议时，大会会对决议进行表决，只有获得全体三份之二的赞成票的决议才能通过。决议获得通过后，教皇和教长们会在决议上一一签名。全体会议的主要作用是讨论和表决各项决议草案。此次大会共举行了168次全体会议。教长们会先研究某一决议草案是否能作为讨论的基础，如果多数教长认为不能，那么草案会被退回有关小组令其修改或者重写。相反地，如果可以，那么教长们会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来发表该草案的意见，小组会依据教长们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最后，大会对修定后的草案作三次表决。在第1次表决时，教长们可以投赞成票、反对票或有条件赞成票。然后小组会对草案作最后的修改。第二次表决，教长们就只能投赞票或者反对票了。最后，等到草案里的每一章都获表决通过后，大会会对整个草案作一次整体的表决，从而完成审查决议草案的程序。小组委员会会议就是在小组各个成员之间召开的会议。会议上，小组委员和大会的专家和顾问负责起草或修改大会的各项决议草案。

（1962年10月11日至12月8日）

1962年10月11日上午8时30分，此次大会的开幕式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主教超过2400名，还有意大利总统和很多国家元首列席。在开幕式上，教皇指出大公会议的任务是：“使教会自我革新，推进基督徒中间的合一，为能向人类更有效地宣讲福音。”大会开幕后，首先选举各个小组的委员。法国主教团代表全体教长，起草了《大会告全人类书》，表达了关怀全体人类和愿意为全体人类服务的诚意；并提出大会特别关心的两个问题：国际和平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

然后，大会进入了审议草案阶段。第一个讨论的是《礼仪草案》。其中较受争议的议题包括：（1）礼仪中的语言；（2）礼仪当如何适应不同地区文化的需要；（3）地方主教团在礼仪问题上的职权等。最后，大会通过了这个草案的序言和第1章。在第1期会议中，大会也讨论了《启示渊源草案》、《大众传播工具草案》、《东方礼教会合一草案》和《教会草案》。因为大多数教长不满意《启示渊源草案》，教皇指示把草案退给有关小组重写。而《大众传播工具草案》，大会则要求把它缩短成若干原则和一个牧灵训谕。对于《东方礼教会合一草案》，大会希望它能与基督徒合一组的另一草案以及《教会草案》中论大公主义一章，合并成一个草案。关于《教会草案》，最后由于时间所限，只进行了初步讨论，来不及得出任何结论。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第1期的会议，于1962年12月8日闭幕。

在第一期会议结束前教皇宣布：将把70多个草案缩编成20个（其后再缩编成17个）以提高大会进行的速度。还要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用来督察各个小组的工作，务必使他们提出的草案不致相互冲突。这些是大会休会期间主要的工作。

1962年6月3日，教皇若望廿三世因病逝世，终年82岁。1962年6月21日，原枢机主教乔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被推选出来继任教皇，定名保禄六世。当选后第二天，新教皇便宣布将继续进行大公会议。后来，新教皇调整了大会的结构：加设了由4名枢机主教组成的督察团，负责主持全体会议；并以新成立的“协调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大会特别事务处”。

（1963年9月29日至12月4日）

1963年9月29日，大公会议第2期会议开幕。新教皇保禄六世指出大会的目标是：

认识教会本身，特别是有关主教的职务和主教与教皇的关系。教会的革新。各基督教会的合一。教会面对现代世界。

教皇还特别指出：“如果天主教会应该为过去教会的分裂承担责任，那么天主教会将会谦逊地呼求天主的宽恕。如果天主教会曾经开罪过其他非天主教的弟兄，那么天主教会也会求他们宽恕。另一方面，天主教会也会诚心地宽恕所有开罪过天主教的人。”

开幕式后，审议草案的工作亦随即开始。以下是第二期会议的重点：

讨论《教会草案》，包括：论教会为奥迹；论天主的子民；论教会的圣统组织，特论主教；论平信徒；论教会内成圣的义务。

其中较重要的议题包括教会与非天主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关系、教皇与世界主教团的关系、恢复执事职、平信徒为普通司祭等。经讨论后，教长们多接受：“主教的职务乃继承自宗徒团，而世界主教团与罗马教皇在一起时，拥有对教会的最高管辖和训导权；但这并不削弱教皇首席权的地位。”此外通过表决，大会将《圣母草案》纳入《教会草案》之内。

讨论《教区行政草案》，包括：论主教与圣部的关系；论助理主教及辅理主教；论全国主教会议；论教区及教省的划分；论本堂及教省的划分等。讨论《大公主义草案》，包括：论天主教大公主义的原则；论大公主义的实行；论与天主教分离的基督徒；论天主教对非基督徒，特别是犹太人的态度；论信仰自由。

因为教长们对第4章和第5章不能达成一致，所以大会只接受第1章至第3章为讨论的基础。谈到大公主义的原则时，大会草案指出：“天主教本身也需要认错和悔改，并重视分离弟兄所拥有的真理、成圣方式和福音价值。”

在第2期会议期间，大会还表决了《礼仪草案》余下章节和《大众传播工具草案》。这两个草案在第1期会议时已有讨论。

1963年12月4日，大会举行第二期会议的闭幕式。在闭幕式上，经表决，教皇隆重地颁布了决议《礼仪宪章》和《大众传播工具法令》。在颁布决议时，教皇用了崭新的用语即：“教皇偕同各主教，批准、规定和命令这些议案，并公布集体的决定。”由此可见，教皇再也不是单独行事，而是用他的主席权，偕同全世界主教们，一起宣布共同的决定。

在第二期会议休会期间，教皇往圣地朝圣，在那里会见了东正教的宗主教。在会面时，两位教长出了互相赠送礼物外，并一起诵读若望福音第17章，祈祷信徒们合而为一。这次会见充分表现出教皇召开大公会议的目标就是：“革新教会和渴望与分离弟兄们的合一。”

（1964年9月14日至11月21日）

1964年9月14日，大会举行了第3期的开幕式。教皇和来自19个国家的教长，围绕着祭台举行共祭仪式，这是礼仪改革的最初成果。教皇在开幕致词中特别强调，教皇主席权和世界主教团之间的关系，两者不仅没有冲突，而且是相依共存的。在第3期会议中，旁听员的大幅增多，包括了7位女平信徒，21名男平信徒和8位修女。

以下是第3期会议的重点：

继续讨论《教会草案》，即审查：“教会的末世性”和“论圣母”两章。在“论圣母”一章中，草案没有提及“圣母为教会之母”，但保留了“诸宠中保”的称号。草案中清楚说明：“基督是天主与人类间唯一的中保，圣母中保的角色完全隶属于基督。”这点曾引起教长们激烈的争论。讨论《主教在教会内的牧职草案》，这是第2期会议《主教及教区行政草案》经修订后而形成的新草案，此草案共有3章，就是：主教与普世教会；主教与教区；及主教与自己教区以外各种组织的关系。

讨论的结果是，主教们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式，必须抛弃以前的排场和官僚作风，改变为简单朴素的，以基督为榜样的生活。

讨论《信仰自由草案》：这本来是《大公主义草案》中的一章。这是一个迫切的议题，因为许多人批评天主教会在天主教会不占优势的国家要求信仰自由，却在天主教会占优势的国家抵制信仰自由。讨论后的共识是：“大会公认当有信仰自由，但不能陷入宗教上的不可知论或旁观主义，大会承认真理应为众人所接受，但同时尊重每人主观良心所指示的，因为这是人善和恶行为的最近准则。” 讨论《犹太教和非基督宗教草案》：这也本来是《大公主义草案》中的一章。在讨论这个草案时，教长们一致请求删除控告犹太人杀主耶稣基督的罪名，还有些教长要求在此草案内取消犹太人或犹太教字样。所以，草案最后被定名为《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的宣言》。 讨论《启示草案》：这是第一期会议《启示渊源草案》经修订后的新草案，此草案共有6章，分别是：论启示本身；论启示传授的两个管道－圣经与圣传；论圣经的灵感与无误；论古经；论新经；论阅读圣经。

草案中强调“圣经的无误”是指圣经中所教导的真理无误，并鼓励教友们应该勤读圣经。

讨论《教友传教草案》：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是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个谈到教友的大公会议。此草案有5章，分别是：论教友对传教的权利和义务；论教友传教的几个范围；论教友传教的目的；论教友传教的不同方式；论传教时教友与圣职人员；教友与非基督徒的关系。

重点是要重建平信徒的地位，并且让他们主动地参与教会生活。

讨论《司铎草案》：教长们大都觉得草案的条文太平庸、太重法律而缺少灵性。大会希望草案应该具有更扎实的道理及牧灵属性，并超越法律主义的束缚，所以大会将草案退回给有关小组重写。 讨论《东方礼教会草案》：这个草案的重点是要表达尊重珍惜东方礼仪的传统，并且保存这个传统。草案中包括恢复宗主教的制度和权力，恢复东方礼司铎施行坚振的权利，主日罢工得弹性实施，恢复五品等级制度，并为避免东方礼教会被拉丁礼过分地影响而变质，确定凡是由东方礼教会归正的人不能参加拉丁礼教会等。但有教长质疑由西方教会掌握的公会议，有没有权力来为东方公教会立法。最后，大会建议将此草案的名称改为《东方公教会草案》，并加上一条条文说明这条法令的一切措施，都是临时的，直到天主教会和分离的东方教会达到圆满合一时为止。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草案》：发起与全世界的对话是教皇若望廿三世一贯的立场，也是这次会议的基本意向。这个草案共分为4章，就是：人的使命和受造世界的价值；教会在受造世界内的任务；教友在今日世界中；和现代世界的重大问题。

还有些问题以附录的形式提出，就是：

个人在社会中、婚姻与家庭、文化、经济与社会生活；国际大团体与和平。

草案强调人生目标不只是暂时的，也是永生的，暂时是为永生作准备。因此，本性与超性界不是分离的，而是合而为一的。本性与恩宠，俗务与灵修，也不是分离的，而是合而为一的。

除了以上的草案外，大会第3期还讨论了其他4个较短的草案，就是：

《论教会传教工作草案》；《论修会草案》；《论基督徒教育草案》；《论司铎之培育草案》。

此外，关于《婚姻圣事草案》，大会决定把它交由教皇处理，因此这次大会没有对“婚姻圣事”发布任何决议。

1964年11月21日，大会第3期闭幕式，教皇和24位教长代表举行共祭，气氛非常融洽。其后，经表决，教皇和教长们共同颁布了3个决议，就是《教会宪章》、《东方公教会法令》和《大公主义法令》。

在第3期会议休会期间，教皇赴印度出席“国际圣体大会”。透过这次出访，教皇亲自实践了大公会议的几个方针，就是：实践传教职责，与非基督徒对话和与现代世界对话。

（1965年9月14日至12月8日）

1965年9月14日，第4期会议开幕。教皇宣布为实践世界主教团与教皇间的合作互助，他将建立一个世界主教会议。开幕式后的第2天，教皇收到了君士坦丁东方礼宗主教的贺电，预祝此次大会的成功和圆满结束。以下是第4期会议的要点：

讨论《信仰自由草案》：因少数教长反对原草案，这个草案在休会期间被重写。但重写后仍有很多反对的意见。有教长认为信仰自由只适用于天主教内部，对于其他宗教则不能享有此项权利。另外，有教长认为信仰自由的思想会降低公教人员传教的热情，并使天主教会陷于自相矛盾，因为在历史上教会曾借用过政权来镇压其他信仰。但也有教长指出教会承认历史上的错误并不会减损教会的权威。最后，在有很多反对票的情况下，草案获得通过。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草案》：这草案在休会期间被改写。修改后的草案分为两部份，第1部分说明教会关怀并愿意服务于全人类，还有描述世界在各方面的进步和改变的情况和由此引发的严重问题。第2部分讨论现代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婚姻、文化、经济、政治、和平及推动联合国组织。其中对于正义战争和核武器等问题，大会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讨论《教会传教工作草案》：这草案在休会期间被扩写为较长的草案。讨论集中在改组“罗马传信部”和强调“主教在传教区的首要角色”。此外，草案强调“非基督宗教是为准备人获得救恩，是人类获救的特殊途径，但只有公教会才是人类获救的正常途径，为此传教工作仍是教会的迫切职任。”讨论《司铎草案》：这个草案在休会期间被重写。新的草案指出了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司铎在教会内的角色、司铎的灵修、出世与入世两要素的如何相互配合等等。

在第4期会议期间，除了上述的讨论以外，大部份的时间都用在表决上。最后，在1965年10月28日、11月18日和12月7日的公开会议上，教皇联同教长们发表了余下的11项决议。而且在12月7日那天，天主教和东正教彼此废除了加给对方的绝罚，在罗马和东方的法纳耳（Phanar），双方同时宣读了相互宽恕书，取消了1054年两教会对对方判处的绝罚，使基督教东西两教会合一的希望放出光芒。

1965年12月8日，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举行闭幕式。教皇在全体教长和教众前举行感恩祭。在讲道中，教皇强调天主教会关怀众人，特别是在铁幕内沉默教会中的教友，和所有远离教会，甚至与之为敌的人。在奉献礼中，教廷授予五位主教1亿元意大利币，为帮助各地教会的急需。感恩礼完毕时，教皇为一块基石祝圣，并准备为纪念圣母与教会的联系，在罗马近郊兴建一座命名为“教会之母”的圣堂。此外，为具体地表露《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教导，表示教会愿意走向世界各阶层的人，与他们对话，教皇准备了6份“告书”，分别是《告执政者书》、《告思想与科学者书》、《告艺术工作者书》、《告工人书》、《告贫困患病及受苦者书》及《告青年书》，在感恩礼后由枢机主教们朗读。最后，在向各教长作临别赠言时，教皇清楚指向将来，他说：“各位，启程的钟声已响起，你们即将离散，去会晤全人类，带给他们基督福音的喜讯和衪革新的教会，为这目标，我们大家已经一起辛苦工作了四年。”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决议总共有 16 篇。

第二阶段（1963年）公布了两篇决议：

《礼仪宪章》

《大众传播工具法令》

第三阶段（1964年）公布了三篇决议：

《教会宪章》（即《万民之光》）

《大公主义法令》

《东方公教会法令》

第四阶段（1965年）公布了11篇决议：

《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司铎之培养法令》

《修会革新法令》

《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

《天主教教育宣言》

《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

《教友传教法令》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即《喜乐与期望》)

《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

《教会传教工作法令》

《信仰自由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