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宋 陶谷 《清异录·梵嫂》：“ 相国寺 星辰院 比丘 澄晖 ，以艳倡为妻……忽一少年踵门谒 晖 ，愿置酒参会梵嫂， 晖 难之。”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佛言：人怀爱欲不见道。”又说“人系于妻子宝宅之患。甚于牢狱桎梏锒铛。”故出家为沙门者，不得近女色、蓄妻子。陶谷《清异录》载：“相国寺星辰院比丘澄晖，以艳娼为妻，”时人讥称“梵嫂”。上述记事，一方面披露了不少地方确有僧人娶妻的事实，另一方面，记述者无不对这种现象表示抨击。

出家人不能结婚成为佛门一个普遍的态度，并影响到了道教的戒律。唐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规定僧道不得结婚。宋初陶谷《清异录·释族·梵嫂》载，时有相国寺星辰院僧人澄晖，“以艳倡为妻，每醉点胸曰：‘二四阿罗，烟粉释迦。’”又自诩“没头发浪子，有房室如来。”生活过得“快活风流，光前绝后。”后有一个无赖少年来谒，愿意埋单摆酒，只要让他一睹这位“梵嫂”的芳容，澄晖没同意。隔日，澄晖所居僧院的牌额被人蒙上新纸，上面调侃地写着：“敕赐双飞之寺”，一时为笑。当时还有道士与尼姑结为夫妇的，进士杨何“父本黄冠，母尝为尼，”好事者传为笑谈：牝驴牡马生骡子，道士师姑养秀才。

而在宋代的岭南地区，因为距离中原辽远，礼教束缚较弱，民风原始野俗，加之当地海上贸易发达，商业及高利贷业非常兴盛，寺院资产普遍比较雄厚。因此当地富裕僧人“例有室家，”多有娶妻者。早在唐末，高州刺史房千里所著《投荒杂录》中有：“南人率不信释氏，......间有一二僧，喜拥妇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曰师郎。”到了宋代，宋初郑熊随军平定南汉，所著《番禺杂记》还曾记载番禹一带和尚娶妻，人们称之为“火宅僧。”南宋时人庄绰《鸡肋编》中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以致“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既剃度乃成礼。”这甚至使得当地的僧帽制作有自己的独特工艺，制帽时“止一圈而无屋”不加帽顶，以便僧人新婚时“簪花其上。”当时有位北方人参加富商之女与某寺僧人的婚礼，场面热闹宾客众多，等新郎出见，“视之，乃一僧也。”惊奇过后他即兴题诗一首：“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来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

据《元史·哈麻传》载，西蕃僧人伽嶙真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秃鲁帖木儿将伽嶙真推荐给元顺帝，帝习而喜之，“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蕃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可见，当时的宫妓，不仅要表演歌舞，侍奉统治者，还要充作君臣施行房中术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