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94年，梭伦以其威望和功绩当选为雅典城邦的“执政兼仲裁”（“首席执政官”），开始进行具有宪政意义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

梭伦（约前638—约前559），出身贵族，但青年家道中落，早年经营贸易，与商旅为伍，他反对贵族专权，同情平民，主张在城邦中实行公正立场，以城邦利益为重。

公元前594年，梭伦以其威望和功绩当选为雅典城邦的“执政兼仲裁”（“执政官”），开始进行具有宪政意义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

雅典当时的战神山议事会是国家权力结构的中枢。贵族借助这个机构操纵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

因此，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使它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城邦大事，选举行政官，一切公民，不管是穷是富，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设立了新的政府机关——四百人会议，类似公民会议的常设机构，由雅典的四个部落各选一百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它各级公民都可当选；设立了陪审法庭，每个公民都可被选为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陪审法庭成为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

这一切，为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

在梭伦进行改革前，雅典农民的境况是极其艰苦的，借了财主的债若还不清，财主就在借债者的土地上竖起债务碑石，借债者就会沦为“六一汉”，他们为财主做工，收成的六分之五给财主，自己只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财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

在梭伦改革之前，雅典行使的德拉古法以严酷著称、对偷窃水果、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们指责它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血写的，梭伦改革了这一酷刑。

他还采取了许多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如：

除自给有余的橄榄油外，禁止任何农副产品出口；凡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会一种手艺；奖励有技术的手工业者移居雅典，给予其公民权；改革币制；确定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等。

梭伦制定的这一系列法律条文，均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镶在可转动的长方形框子里，公诸于众。

公元前594年，雅典人找到梭伦，希望他来担任首席执政官，调解已经白热化的穷人和富人的冲突。当时贫富悬殊，许多穷人不仅自身贫穷，还欠下富人的许多债，还不起债的人们有一些按契约成了“债务奴隶”，有一些则被迫逃亡异地，于是民怨沸腾。愤怒的穷人希望平分富人的土地和财富；而富人却不愿意放弃自己得到的任何利益，一部分甚至骄奢傲慢，贪婪无厌。激烈的冲突似已不可避免，而一旦陷入内战，则可能倾覆城邦。

清晨，古城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兴致勃勃的人们正急切地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将在此宣布一项重要的法律。

只见梭伦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步登上讲坛，环顾四周，径直走到一个大木框前。

此时，嘈杂的会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人们凝神屏息，视线随着梭伦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个大木框。梭伦用手一拨，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刻在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便呈现于人们面前。

梭伦高声宣读了这项旨在打击没落氏族贵族、促进奴隶制经济发展的法律“解负令”，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作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并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声明：“此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顷刻间，掌声雷动，欢声四起，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更是起劲地欢呼，整个雅典城被一片异常热烈的气氛所笼罩。

改革后，财主再也不能这样做了，广大平民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厄运，那些因欠债而被卖到异邦的人由国家出资赎回了。正如梭伦在诗中所写的，他拔掉了竖在被抵押的土地上的债权碑。梭伦自然因此受到了广大平民的爱戴。

①废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债，禁止把欠债的平民变为奴隶。由国家出钱把因无力还债而被卖到异邦为奴的人赎回，并废除了“六一汉”制度（平民无力还债，不得不为债主耕种土地，关于税率，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按亚里士多德的记述，税率为六分之五，自己只能保留六分之一，所以被叫做“六一汉”。），这一措施史称“解负令”。

②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包括限制粮食出口，扩大橄榄油输出；实行货币改革，以利于商业贸易；奖励外地工匠移民雅典，提倡公民学习手工业技术；改革度量衡，铸造雅典新币，制定了一些有关财产继承、禁止厚葬、抚恤为国牺牲公民的亲属等法令。

③承认私有财产继承自由，消除了所有制上的氏族残余。

①废除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利，不再以出身而以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

按一年农产品收入的总量，把公民分为4个等级（按年收入的的谷物等产品的数量分别列为500斗、300斗、200斗和200斗以下四级）， 各等级的政治权利依其财力之大小而定。第一等级可担任一切官职；第二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除司库（即财政官，一种执政官）以外的高级官职；第三等级可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公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

同时，不同的等级所尽义务也有差别。例如，在军事义务方面，第一、第二等级提供骑兵，自备军械、军装和马匹。第三等级提供重装步兵，他们自备军械和军装，但不需提供马匹。他们是构成雅典军队的主要成分。第四等级主要是充当轻装步兵和一般水手，不用自带军备，只带棍棒。

②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并作为最高行政机关。

四百人会议由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了第四等级外，其他公民皆可当选。

③设立陪审法庭（也译为民众法庭，相当于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有权上诉。

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所有等级的公民经抽签方式选出。陪审法庭受理并裁决公民投诉或上诉的案件，扩大了公民的权力。

④制定新法典，取代德拉古的严酷法律，只保留了其中有关杀人罪的部分，使整个雅典法较有人道色彩。

梭伦当时担当了重任，无法守成而只能改革，在夹缝中的改革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但他成功了，不仅使雅典走出了困境，还奠定了此后雅典近两百年繁荣兴盛的根基。

在此分析一下梭伦改革的两点启示。

第一，梭伦始终恪守中道。

他没有满足平民的平分财产的要求，但下令取消当时所有的公私债务，这样，至少使当时的穷困者不再负担任何债务；同时，不仅废除了“债务奴隶”，也禁止今后任何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这就防止了自由公民分化成主奴两个阶级。

富人的借贷收不回来，财富当然要“缩水”，但他们已握在自己手中的财富却没有被剥夺，更无肉体被消灭之虞。

这可以说是梭伦的“短办法”、“快办法”，是一种主要表现于经济上的断然措施，就如在沸汤上浇上一盆凉水。

对此开始穷富双方都不满意，但慢慢也体会到它的好处。

当梭伦获得了双方信任，被赋予立法大权，他就考虑他的“长办法”了，这就是从宪法上规定，按公民的财产状况将他们分为四个等级，四个等级都有选举权，但只有前三个较富有的等级有担任官职的资格。

初看起来穷人的权利有限，他们不能担任官职，只能作为公民大会的成员或作为陪审员来参与国政。但这两种权利，尤其是后一种权利，在开始时似无足轻重，到后来却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绝大多数的争执最后都要经过这些陪审员来解决，包括高级官吏判决的案件，他们就渐渐成为法律和城邦的真正主人。而随着经济发展加“通货膨胀”，实际上后来几乎所有人也都有了担任官员的准入资格。

梭伦坚守中道，是因为他对人性有一种透彻的认识。他在改革中虽然帮助穷人，但并不赋予穷人和富人两方任何一方以道德上的优越性，他不讨好任何一方。他知道富人固然常常是“为富不仁”，但穷人占有了财富也会同样如此。过度积聚尤其僭取的财富像权力一样会腐蚀任何人。他在自己的诗中写道：“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富厚如属于没有教养的人们，厌足就要滋生不逊。所以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

现看来，他的那怕是暂时废除信贷的经济措施，对现代市场社会来说可能会是过于激进乃至灾难性的，而他的人分四等的政治主张在现代人看来，又会是过于保守乃至反动的，但它们在当时的情势下却不失为中道之举，因为重要的是其间所贯注的中道精神。

第二，梭伦将个人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而又使权力立足法律并重归法治。

梭伦一度取得了很大的、甚至是接近独裁者的权力，穷人和富人两方都曾力劝和想共拥他做大权独揽的“僭主”，但他拒绝了。这其中当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说，在那个位子上固然好，但很少有人从那里和平地走下来。更重要的是，他将城邦的福祉看得比个人的权力更要紧，他也有自己在权力以外的爱好和所珍视的价值。

所以，为了城邦的长治久安，梭伦把他个人一度掌握的很大权力和权威，用在了制订和落实法律制度上，他更注意的不是他在权位上会怎样，而是他不在会怎样。但梭伦并不是盲目地相信法律条文，他知道法律必须有各方利益和背后强力的支持。

有人曾嘲笑他编订的法律好像蜘蛛网，只能缠住那些落在网里的弱者，遇到富人和权贵就会被扯得粉碎。梭伦对此的答复是：

当破坏协定对双方都不利的时候，人们是会遵守相互间的协定的；而他正是要为公民们制订这样一种法律，使他们都明白，实行正义要比犯法有利得多。

他不期望为雅典人制定“最好的法律”，而只是制定“他们愿意接受的最好的法律”。他也不主张数量和状态的平等，而主要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正如他所说的：“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

法律不能自行，还是必须依靠人，甚至在初期要依靠大的权威来建立和巩固它，而拥有很大权威的权力者，是否能有长远眼光和公正精神将人治引向法治，并以身作则地自觉遵守法律，的确又相当依赖于这一权威者的自身素质。法须持人方能力行，而人又须持法方能久安，这可能正是人治和法治的一种持久张力，而其健全的解决之道可能要依赖于各方面的有利条件配合，有时甚至依赖于幸运。的确，梭伦指向法治的改革成功，不仅与其个人政治素质和魅力有关，也还依靠了雅典人当时已经比较尊重法律的民情，而紧随其后的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又实际上执行了一条没有梭伦的“梭伦路线”，这就更是梭伦立法的一种幸运了。

梭伦改革既不迁就贵族，也不偏袒平民，收入最少的第四等级不享有担任政府官职和参选“四百人会议”的权利。这种中立政策，未能彻底化解社会矛盾。

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族专权的局面，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通过这些改革，使雅典贫苦公民摆脱了遭受债务奴役的威胁，打击了贵族统治，使城邦体制更加巩固。同时，梭伦通过规定公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防止了土地的过分集中，使城邦体制得到健康发展，民主政治也发展起来。保护和促进工商业的措施，又使工商奴隶主地位迅速上升，奴隶制经济开始走向繁荣。

梭伦改革是雅典城邦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有助于工商业发展，调整了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使自身从事劳动的中、小所有者公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得以保证。

梭伦改革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为雅典的奴隶主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梭伦改革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

1、开辟了一条通向民主政治的道路。

2、克里斯提尼在其基础上使雅典民主化进一步完成。

3、伯利克里时，雅典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

梭伦改革局限性：

梭伦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本身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立场的局限，没有满足下层平民对土地的要求，没有使他们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梭伦还期望一方面改善平民的经济状况，一方面保护贵族的政治特权。但其结果是，下层人民的要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贵族也因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心生怨恨，于是梭伦对平民与贵族是两面不讨好。获利最多的是工商业奴隶主。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

梭伦经济改革稳定了雅典公民团体，促进了工商奴隶主阶层的崛起，使雅典阶级结构发展为贵族奴隶主、工商奴隶主、平民三足鼎立的多元社会格局，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社会基础；政治措施使下层平民得以参与国家政治，为雅典民主政治提供了制度保证，同时也开启了西方权力划分的先河；渗透在改革中的“中庸”精神与东方“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雅典民主政治和西方民主政治提供了价值基础。

梭伦改革触及了当时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对旧生产关系的调整，所以恩格斯称它是一场“革命”，但这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旧势力没有被彻底清除，下层人民的要求也没有很好地满足。

梭伦推崇“中庸”，企图用妥协的办法来求得斗争双方的和解，一方面改善平民的经济状况，一方面保护贵族的政治特权，他形容自己“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但结果两面都不讨好，最后自己被迫远走埃及。

梭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是雅典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对雅典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解负令》将广大平民从债务奴隶制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成为享有自由权利的公民，形成了民主政治必备的公民群体。

其次，财产等级制度的确立，使财产资格取代血缘资格，从根本上瓦解了贵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基础，且使工商业奴隶主分享了政治权利，也使下层平民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

再次，改组国家权力机构的措施，打破了贵族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

最后，梭伦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措施，大大促进了雅典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其很快成为古代希腊最繁荣的工商业城邦。

同时，加强了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的经济实力，为雅典民主政治的转变奠定了经济基础。

梭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矛盾，稳定雅典的社会秩序，因此他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很多改革措施都带有折中色彩，改革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梭伦以财产资格确定公民不同的政治权利，富有的第一、第二等级在国家政权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下层公民没有充分的参政议政的权利。

梭伦改革后，贵族的实力虽有所削弱，但仍然比平民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氏族制度残余仍得以存续。贵族凭借血缘门第，照样拥有世袭占有土地的特权。

结果，贵族对权力的剥削不满，下层平民需要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也没有得到实现，贵族和平民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导致非公民没有享有民主的权利，女性没有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