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故居，有位于内务部街39号北京故居，有俊爱方市南鱼山路33号青岛故居，有重庆旧居。梁实秋是著名学者文学家。

梁实秋（1903年—1987年），现代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原名梁治华，笔名秋郎等，浙江杭县人。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1921年发表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1923年赴美留学，留学期间受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影响较深。1926年回国，发表代表性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认为中国新文学应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1934年任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北平任师大英语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学院教授。他的散文，旁征博引，左右逢源，融会古今中外的实例和名言轶事而得其自然与熨帖，不炫耀，有真色。文笔机智闪烁，谐趣横生，严肃中见幽默，幽默中见文采。代表作有《雅舍小品》、《看云集》、《秋室杂文》、《槐园梦忆》等，译有《莎士比亚全集》等，主编有《远东英汉大辞典》。

内务部街属东城区朝阳门地区，是东四南大街路东从北往南数的第六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四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长700多米。明代，称“勾阑胡同”，“勾阑”亦写作“勾栏”，原意是指戏剧演出场所，后引申为“妓院”的别称。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改巡警部为民政部，衙署设在此处，遂称“民政部街”；民国时，北洋政府的内务部设在此处，改称“内务部街”；“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二十条”，后复称“内务部街”。

内务部街39号，旧时的门牌是内务部街20号，在胡同中段北侧，是一座三进四合院，坐北朝南，院门是被称作“如意门”①的屋宇式街门，院门外原有三步台阶，由于胡同内的地面增高，如今只剩半步台阶了。据梁实秋之女梁文茜回忆“梁实秋老宅与傅作义住宅后门正好南北相对，原为内务部街20号，现新门牌改为39号。实际相邻的37号和41号原均系梁家所有。37号是传达室和外客厅，41号是老师周香如住宅，39号是梁氏家族居住。”内务部街37号、39号、41号，旧时的门牌分别为19号、20号、21号，现为三个独立院落，共有房屋63间，建筑面积近1060平方米，大部分为居民住宅，其中39号临街的倒座南房为“内务部社区工作站”用房。

当年内务部街20号的建筑格局大致是由外院、里院、后院等5个院落组成的三进四合院。进入街门，两侧各有4扇绿色屏风门，东侧屏风门内是一个独立小院，且另有门牌，为“内务部街19号（今37号）”，梁家人称其为“外院东院”，有北房、南房各3间。西侧屏风门内有北房3间、耳房1间、南房3间半，梁家人称其为“外院西院”。“外院西院”的西墙为绿色屏风隔断墙，穿过隔断墙的屏风门，又是一个小院，梁家人称其为“西小院”，有北房、南房各两间。外院与里院由“垂花门”②沟通，里院有北房3间，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里院东厢房东侧至院墙之间的庭院与后院相连，形成一个曲尺型的院落，后院只有北房3间，还有水井一口，其余的便是花草树木，相当于一个小花园，是梁宅的清静之处。

1903年1月6日，梁实秋出生在里院西厢房，待到1948年他离开这个院子时，则主要住在“西小院”，北房是卧室，南屋是书房。梁实秋的客厅是“外院西院”的南房，客厅的南墙上挂着徐悲鸿的“奔马”，上书“哀鸣思战斗送实秋文豪”。

内务部街20号是梁实秋的出生地。对于梁实秋而言，“故居的一枝一叶，一草一木，是那样的引人动情。”梁实秋在故居卧室后面建有一个在当时属于很讲究的卫生间，卫生间的外面有一棵大枣树，品种是北京的特产——郎家园尜尜枣的，枣树至今仍在。1981年，梁实秋的女儿采了一枝挂满青枣的树枝，作为家乡的礼物送给身在台北的梁实秋。引起文人伤感，“青枣一枝传佳话，掀起游魂未了愁”。

梁实秋的祖籍是浙江省杭县（今余杭市），但梁家早已入了北京籍；所以，北京是梁实秋的故乡。梁实秋称北京是他“儿时流连的地方，悠闲享受的所在。”梁实秋怀念全聚德的烧鸭（烤鸭）、六必居的酱菜、玉华台的核桃酪、信远斋的酸梅汤……梁实秋怀念北京的豆汁、灌肠、老豆腐、羊头肉……以致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的家中，听到胡同里卖羊头肉的吆喝声，已经快入睡的他，还是披上衣服跑到外面买了一包，回来躺在被窝里，品着蘸有椒盐的羊头肉进入梦乡。

梁实秋眷恋北京，但他还是离开了这座城市，直到客死他乡也没有回来。梁实秋说：“1948年冬，北平吃紧，风雨欲来，我想以避地为佳，仓皇南下，临行留函告之诸友。”

梁实秋是“新月社”③的主要成员，主编过《新月》月刊。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的“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争中，梁实秋主张文艺是超阶级的，一是反对以功利的眼光看待文学，二是认为文学应该表达亘古不变的人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为什么毛泽东专门指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呢？实在是鲁迅对梁实秋批评的太狠，说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职业比刽子手还更下贱”。其实，梁实秋对鲁迅的批评又何尝不狠呢？！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回望鲁迅丛书》的《围剿集》，所收录的文章以梁实秋的最多，且冠以“梁实秋等著”。所收录的文章有梁实秋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答鲁迅先生》、《“无产阶级文学”》、《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与牛》。

梁实秋在《鲁迅与牛》一文中写道：“鲁迅先生究竟现在是吃哪一家的草，属于哪一个党，我并不知道，也并不想知道。”接着，引用《萌芽》月刊第五号有关批评鲁迅的一段文字：“鲁迅先生……将旧礼教否定了……将国家主义骂了，也将无政府主义，好人政府，改良主义……等劳什子都骂过了，然而偏偏只遗下了一种主义和一种党没有嘲笑过一个字，不但没有嘲笑过，分明的还在从旁支持着它。”引文之后，梁实秋发表评论：“这‘一种主义’大概不是三民主义罢？这‘一种政党’大概不是国民党罢？”这一段文字是耐人寻味的。

须知，那是一个对红军进行疯狂军事围剿的年代，那是一个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年代！

看来，论争的双方都超出了学术范围。不过，就学术而言，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也是存在是非曲直的。《〈雅舍小品〉现象——我观梁实秋的散文》的作者陈漱渝的观点是有启迪作用的：

“梁实秋的文艺观与当时那种‘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文艺观，分属于两种截然对立的文艺体系，彼此发生冲突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事情，绝不是仅仅出于某一方的‘误解’和‘栽诬’。在那样一种敌人的刺刀对准了我们民族胸膛的血与火的年代，爱国作家究竟是应该‘拿笔杆代枪杆，寓文略于战略’呢，还是应该继续恬淡闲适之中来寻求艺术的人生情趣呢？如果我们谈问题不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应该是不难作出正确判断的。”

注

①如意门，是北京四合院采用最普遍的一种宅门形式。

②垂花门，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二门，起着联系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③新月社，1923年在北京以聚餐会形式形成的文学社团，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1928年3月至1933年6月出版《新月》月刊，形成一种文学流派，被称为“新月派”。

东四是北京东城一个热闹的所在。从东四往南，过了几条胡同，便拐人了一条僻静的小街，名唤“内务部街”。虽说是街，其实宽不过六七米而已。那儿原叫“勾栏胡同”，后来因为清朝内务部设在胡同里，人们改口称之为“内务部街”。街道两旁，一溜灰墙，一色青砖平房，门牌的号码已经改过。不过，很容易就找到了梁实秋先生的故居，如今梁宅大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内务部街居民委员会”木牌，当年那儿则挂着“梁治耀律师事务所”的牌子。梁治耀是梁实秋之弟，梁实秋原名梁治明，上小学时改名梁治华，实秋是他的字。 大门依旧。门口那对石狮子还蹲在那里。大约常有孩子骑在上面玩耍，青石表面泛着青光。

据梁文茜（梁实秋的长女）回忆，大门上原有一对铜门环，现已不见踪影，门上的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横匾“积善堂梁”，无从找寻。大门旁开了个小小的个体户饮食店，正在卖油饼。

步入大门，里面成了个大杂院，住着十九户人家。虽然院子里搭建了许多小棚屋，但原先的老屋仍在。那是北京典型的四合院民宅，分前院、后院、正院以及左、右跨院，一色平房，院子里铺着青砖。梁家原住北京东城根老君堂，梁实秋的祖父梁芝山在广东做官后，手中有了些钱，返回北京买下这幢有三十多间房屋的老宅——内务部街二十号。一九○三年一月六日（光绪二十八年腊八），梁实秋就出生在这里。

历经风风雨雨，柱子、门、窗脱尽油漆，房子还保持原样，只是几家合住在此院，廊下堆满杂物，十分凌乱。据梁实秋自云：“我生在西厢房，长在西厢房。”他的儿时，是在西厢房内那个大炕上度过的。“这西厢房就是我的窝，夙兴夜寐，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窝更为舒适。”——步入晚年的梁实秋，仍念念不忘儿时的“窝”。其实，认真点讲，梁实秋应称作“北京作家”，他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一九五○年那时这儿成了《大公报》的宿舍。后来，《大公报》的职工迁往香港，这儿由房管所接管，分配给一般的居民。在西跨院的南房，是梁实秋当年的书房。据梁文茜告知，那儿原本满墙是大书架，堆叠着许多书，如今已找不到那些书架和书，但她保存着当年书房中所用的铜镇尺、小香炉，后来转送到台北，梁实秋见了旧物，欣喜不已，勾起心中无限的回忆涟漪。

书房对面的北房，是梁实秋的卧室。文茜说，屋里原是一张很大的木床，床上搭着很大的木架子，看上去像间小屋。这样的大床，原是当年江南农村流行的式样，不知怎么会搬入梁府，成了梁实秋的眠床。屋后有棵枣树，迄今仍青枝绿叶。文茜说，那是因为附近有个化粪池，使枣树长得格外茂盛。后来，文茜之妹文蔷从美国西雅图来北京，从这棵枣树上摘下一棵青枣，还带着几片绿叶。文茜把这枣子送到父亲手中，梁实秋抚爱良久，曾写道：“长途携来仍是青绿，并未褪色，浸在水中数日之后才渐渐干萎。这个枣子现在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干皱的红枣的样子，却是我惟一的和我故居之物质上的联系。”诚如陶渊明所云：“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梁实秋晚年，常常想念北京故居，因为那儿是他的出生地，是他金色童年度过的地方。他曾写道：“想起这栋旧家宅，顺便想起若干儿时事。如今隔了半个多世纪，房子一定是面目全非了，其实人也不复是当年的模样，纵使我能回去探视旧居，恐怕我将认不得房子，而房子恐怕也认不得我了。” 梁教授离世了，未曾实现他的还乡梦。他的故居亦“不复是当年的模样”。人世沧桑，浮沉莫测。倒是那棵枣树历尽千变万化，依然亭亭如盖，依然春华秋实。

西厢房下旧时光

京城东四往南，穿过几条胡同，拐进一条僻静的小街，即“内务部街”。虽说叫街，其实不过是一条胡同，原名“勾栏胡同”，后来因为清朝将内务部设在这里，人们改称为“内务部街”。

街道两旁，一溜灰墙，一色青砖平房。

来到20号院门前，大门已经拆掉，据说准备安装防盗门。门上原来写着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如今已不见踪影。门口放着一对门墩，青石表面泛着青光。步入大门，里面成了个大杂院，住着20来户人家。虽然院子里搭建了许多小棚屋，但原先的老屋仍在，乃是北京典型的四合院民宅。

我来到西厢房，这里已成几家合住之地，历经风风雨雨，柱子、门窗脱尽油漆，廊下堆满杂物，十分凌乱。然而在梁实秋看来，内院的西厢房最亲切，也最温暖。1903年1月6日（旧历的腊八），他就降生在西厢房那条温暖的大炕上。“这西厢房就是我的窝，夙兴夜寐，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窝更为舒适。”他依偎在父母身边，在西厢房嬉戏玩耍，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童年时光。

直到步入晚年，每当想起西厢房，他还禁不住心情激动，老泪纵横：“我生在西厢房，长在西厢房，回忆儿时生活大半在西厢房的那个大炕上。炕上有个被窝垛，由被褥堆垛起来的，十床八床被褥可以堆得很高，我们爬上爬下以为戏，直到把被窝垛压倒连人带被一齐滚落下来然后已。”

绿叶青枣寄深情

在20号院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梁实秋考入了清华学校，逐渐走上了文学道路。旅美归来，梁实秋投入了与鲁迅旷日持久的论战。

1937年北平沦陷，梁实秋逃往昆明，后转重庆。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雅舍小品》。那些文字，读来让人感觉如同在冬日煦暖的阳光下品一杯芬芳的红茶。1949年，梁实秋去了台湾。1974年，老伴程季淑因偶然被梯子砸中头部而去世，相伴48年的恩爱夫妻从此生死两隔。随着韩菁清的出现，梁实秋摆脱了丧妻之痛，他的心情变得明朗起来，然而北京的旧宅始终让梁实秋牵挂。

“想起这栋旧家宅，顺便想起若干儿时事。如今隔了半个多世纪，房子一定是面目全非了，其实人也不复是当年的模样，纵使我能回去探视旧居，恐怕我将认不得房子，而房子恐怕也认不得我了。”据说他晚年曾无数遍地吟咏杜甫的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1982年秋，梁实秋的次女梁文蔷得到了一个去北京探亲的机会。归来时，姐姐文茜在内务部街20号故宅的一棵枣树上剪下一束枣枝，交妹妹带给父亲。在台北，文蔷把这一特殊礼品送给梁实秋时，他兴奋得热泪盈眶。他亲切地端详这从生身之地携来的枣枝，见上面还有一个枣子，梁实秋抚爱良久，惆怅地写道：“长途携来仍是青绿，并未褪色，浸在水中数日之后才渐渐干萎。这个枣子现在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干皱的红枣的样子，却是我唯一的和我故居之物质上的联系。”

跨海寻梦终难圆

故园让梁实秋魂牵梦绕，一道海峡，却无情地阻挡住了梁实秋的归途。他写道：“人谁不爱自己的家乡？我生在一个四合院里，喝的是水窝子里打出来的甜水，吃的是抻条面煮饽饽，睡的是铺席铺毡子的炕，坐的是骡子套的轿车和人拉的东洋车，穿的是竹布褂，大棉袄、布鞋布袜子，逛的是隆福寺、东安市场、厂甸，游的是公园、太庙、玉泉山，——能说我不是道地的北平人么？”那一腔炽热的真情，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难免为之泪下。

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允许岛内民众赴祖国大陆探亲，梁实秋心情大快。他离开北京近40年了，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岁月。故园时常在他的梦中，那里有他的亲人，有他的骨肉同胞，有他的同窗学友，有他青年时代许许多多的朋友。

梁实秋希望韩菁清为他回大陆、回北京探亲访友打前站，韩菁清也已收到在祖国大陆的侄子、侄女——哥哥韩德厚子女的信，他们都希望尽快与久别的亲人见一面。尤其是梁实秋，耄耋之年更是思乡深切，他怀念北京内务部街的故居，他回忆小时候在北京喝豆汁儿的情景：“我小时候在夏天喝豆汁儿，是先脱光脊梁，然后才喝，等到汗落再穿上衣服。”他写信给在北京的长女文茜，希望给他带点豆汁去。

然而，“故人故情怀故宴，相望相思不相见。”正当他的夙愿即将实现的时候，11月1日晚11时，他突然感到心脏不适，11月3日8时20分，梁实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带着他未曾实现的还乡梦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