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论，是相对于桐城文派、桐城诗派、桐城赋派的散文、诗歌、辞赋作品相对而言的三个桐城文学流派文学理论的总称。桐城文论，是对整个桐城文学成就进行分析判断、评价、文学批评的指导理论；是针对桐城作家和作品进行分析、研究，并阐明文艺观点正确与否的文章、文献、资料、言论的总合。

从桐城散文派创立，到现在，关于桐城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仅桐城散文派的作家就有1000多人。因此，桐城文派文论在全部桐城文论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入关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采取尊崇儒家理学的策略，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宣扬“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给宣扬儒家道统的文学带来了发展良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及其古文流派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那么，桐城文论从一诞生就被打上了封建色彩的烙印。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方苞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南山集》案解脱，“义法”说得到明确和完备。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1733年，方苞编成《古文约选》，便为“义法”说提供了佐证。刘大櫆，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著名。

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号。他引用吏部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所云：“为文者有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治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的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绪。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 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所编《古文辞类纂》。

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19年“五四”，流行区域广，人数多。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载桐城派作家1200余人(内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鸦片战争后，梅曾亮、方东树固守阵地，但桐城派的壁垒仍然开始动摇。曾国藩出来重振桐城派，将古文运动继续推向前进。强调“经济致用”，文体为之一变，以刚毅雄辩见长，为桐城派变体。

学者日不落先生，系统中国桐城赋派的一系列基础理论。因为桐城赋，是指中国桐城赋派作家群创造出来的当代辞赋的新的文学属种。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为宗旨，雷池赋翁潘承祥大师是中国桐城赋派的开山祖师，创立了“义言有物（辞赋的含义、观点、思想内容）”、“法言有序（用实物或资料来论证说明辞赋的功用）”，“立意禅集（辞赋的修辞、写作技巧、构思形式等）”的桐城辞赋学说---是桐城赋文体的指导思想和灵魂。辞赋形式服从辞赋内容，辞赋内容与辞赋形式辨证统一。桐城赋学说，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倡导中国最先进的文化方向；强调国学精神要遵从于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力求文采独特，或以散文笔法抒情，或以阳刚阴柔风格说理。内涵和精神并重。桐城赋派理论体系，达到了桐城历代学说最完整的创造。中国桐城辞赋学说，继承、发展、创新了桐城派文论思想，把桐城文论，在辞赋和国学领域，再次推向了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