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齐亚·黛莱达（意大利语：Grazia Deledda，1871年9月27日—1936年8月15日），意大利萨丁岛自然主义流派作家，1926年凭作品《邪恶之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03年出版的《Elias Portolu》标志着黛莱达正式踏上成功之路，她的代表作品有《灰烬》（Cenere，1906年）、《母亲》（La Madre，1920年）、《离婚之后》（Naufraghi in porto，1920年）、《科西玛》（Cosima，1937年）等。其中《灰烬》曾启发一部由埃莱奥诺拉·杜塞演出的电影。

格拉齐亚·科西玛·黛莱达于1871年9月27日出生在撒丁岛上一个约有八千居民的小镇努奥罗城里。

和撒丁岛上其他女孩相比，格拉齐亚·黛莱达算是受到相当的教育了。但在努奥罗城，她十岁之后就再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了。没有亲戚和老师的指导，她开始自学。她孜孜不倦地广泛阅读各种经典作品和普通文学作品，包括沃尔特·司各特、拜伦、海因里希·海涅、维克多·雨果、夏多布里昂、欧仁·苏、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乔苏埃·卡尔杜齐、乔万尼·维尔加、列夫·托尔斯泰、伊万·屠格涅夫和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她的文艺创作风格介于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主张对社会现实作精细、不加修饰的描写。她以美丽的撒丁岛的自然风光为背景，以耳闻目睹的传说和真实生活为素材，创作了朴实、动人，带有戏剧性的作品，如《撒丁岛的传说》《正直的灵魂》《邪恶之路》《山中老人》等。

1899年，黛莱达在卡拉里遇上一位财政部小职员帕尔米罗·莫德桑尼。不久他们就订了婚。1900年1月11日，他们在努奥罗结婚。此后，莫德桑尼被调到罗马，这对夫妇一直在那儿愉快地生活。黛莱达始终不失为一个贤妻良母，而且还是个勤勉的作家。他们在意大利和法国游历并工作，最后定居在罗马。1911年以后，黛莱达再也没回过努奥罗城。虽然她离开了撒丁岛，但心一直在家乡，只有撒丁岛才能唤起她创作的灵感，家乡生活仍是她创作的主要来源，这一时期，她的作品思想深刻，心理描写细腻，创作上日臻成熟。1920年发表的《母亲》是她杰出的代表作。此外她的作品还有《灰烬》《常青藤》《鸽子和老鹰》《风中芦苇》《孤独的秘密》《生者的上帝》《飞过埃及》等。1926年“为了表扬她由理想主义所激发的作品，以浑柔的透彻描绘了她所生长的岛屿上的生活；在洞察人类一般问题上，表现的深度与怜悯”，黛莱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27年黛莱达被发现患了乳腺癌，并逐渐扩散到全身。她就这样走完了她平平淡淡的一生。1936年8月15日，在接受了最后的宗教仪式后，她被葬在罗马。后应努奥罗城居民的要求，她的遗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移至她家乡附近的一个教堂里。

《风中芦苇》

《撒丁岛的传说》

《正直的灵魂》

《邪恶之路》

《山中老人》

《灰烬》

《鸽子和老鹰》

《生者的上帝》

《飞过埃及》

让一个外国人来评判她的创作风格的艺术特色是困难的。一位著名的意大利批评家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她的风格，”他说，“是叙述大师的风格，它具有所有杰出小说的特点。在今天的意大利，没有谁写的小说具有她那样生机勃勃的风格，高超的技艺，新颖的结构，或者说社会的现实意义，而这些在格拉齐娅·黛莱达的一些小说中，甚至在她最近的作品中，如《母亲》（1920）和《孤独者的秘密》（1921）中都可以看到。”人们也许注意到她的作品不甚严谨，有的段落出乎意料，常给人变化仓促的感觉。但是，她的许多优点从总体上对这个缺陷给予了补偿。

黛莱达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二位获奖的女作家。早在一九一三年，当她四十二岁时，她就已被提名，经过多年的角逐，直到十三年后的一九二六年，她才获得这一殊荣。她的获奖是因为“她那为理想所鼓舞的作品，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了她海岛故乡的生活，并以同情的态度处理了一般人类问题”。

从二十年代开始，黛莱达的创作有了新的突破，更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和挖掘，而且背景也由撒丁岛逐步转向更广阔的天地。在她后期的创作中，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母亲》（1920）、《孤独者的秘密》（1921）、《逃往埃及》（1925）、《阿纳莱娜·比尔希尼》（1927）及短篇小说集《森林中的笛声》（1923）、《为爱情保密》（1926）等。

作为一个描绘自然的作家，在欧洲文学史上很少有人可以与她媲美。她并非无意义地滥用她那生动多彩的词句，但即使如此，她笔下的自然仍然展现出远古时代原野的简洁和广阔，显示出朴素的纯洁和庄严。那是奇妙新鲜的自然与她笔下人物的内心生活的完美结合。她像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把对于人的情感和习俗的再现成功地融合在她对自然的描绘中。其实，人们只需回忆一下她在《艾里亚斯·波尔托卢》中对前往鲁拉山朝圣的人们所作的经典性描写就可以明白。他们在五月的一个清晨出发。一家接一家地向着山上古老的给人以祝福的教堂行进，有的骑马，有的乘旧式的马车。他们带上足够吃一个星期的食品，阔气些的人家住在搭设于教堂旁边的大棚里。这些人家是教堂创建者的后代。每家人在墙上有一个长钉，在炉边放有一块地毯，表明这块地方的归属，别人不可走进这块地方。每天晚上家人们分别围坐在各家的地毯上，一直到聚会结束。在漫长的夏夜，他们在炉火旁一边烧着吃的，一边讲着传说、故事，或者弹琴、唱歌。在小说《邪恶之路》中，格拉齐娅·黛莱达生动地描写了奇特的撒丁岛人的结婚和葬礼的风俗。当举行葬礼时，所有的人家都关上门窗，家家都熄灭炉火，不允许做饭。受雇的送葬队伍悲哀地唱着排练好的挽歌。小说对这种古老习俗的描写是那样栩栩如生，那样简朴自然，我们不禁要把它们称为荷马史诗之作。格拉齐娅·黛莱达的小说，比起大多数其他作家的小说来，更能使人物与自然景物浑然一体。那里的人仿佛就是生长在撒丁岛土壤里的植物。他们之中大多数是淳朴的农民，有着远古时期人们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同时又具有撒丁岛自然风光宏伟庄严的特点。有的人几乎与《圣经·旧约》中重要人物的身材相似。无论他们与我们所知的人看上去是如何不同，他们给我们的印象无疑却是真实的。他们来自于真实的生活，一点儿也不像戏剧舞台上的木偶。格拉齐娅·黛莱达不愧是熔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于一炉的大师。

格拉齐娅·黛莱达不属于那类围绕主题讨论问题的作家。她总是使自己远离当时的论争。当艾伦·凯伊试图引她加入那种争论时，她回答说：“我属于过去。”也许她的这种表态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格拉齐娅·黛莱达体会到她与过去、与其人民的历史有紧密的联系。但是，她也懂得如何在她自己的时代生活，知道该怎样给予反映。虽然她对理论缺乏兴趣，但她对人生的每个方面都有着强烈的兴趣。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最大痛苦是生命之缓慢的死亡。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放慢生活的进程，使之强化，赋予它尽可能丰富的意义。人必须努力凌驾于他的生活之上，就像海洋上空的一片云那样。”准确地讲，正因为生活对于她来说是那样地丰富和可爱，因而她从不参与当今在政治、社会或文学领域的论争。她爱人类胜过爱理论，一直在远离尘嚣之处过着她那平静的生活。她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命运注定我生长在孤僻的撒丁岛的中心。但是，即使我生长在罗马或斯德哥尔摩，我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我将永远是我——是个对生活问题冷淡而清醒地观察人的真实面貌的人，同时我相信他们可以生活得更好，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阻碍了获取上帝给予他们在世上的权力。现在到处都是仇恨、流血和痛苦；但是，这一切也许可以通过爱和善良加以征服。”

这最后的话表达了她对生活的态度，严肃而深刻，富有宗教的意味。这种态度虽然是感伤的，却绝不悲观。她坚信在生活的斗争中善的力量最终会获胜。在小说《灰烬》的结尾，她清楚明确地表达出她的创作原则。安纳尼亚的母亲受到污辱，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幸福，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躺在儿子的面前。当儿子还在襁褓中时，她曾送给他一个护身符。现在他将护身符打开，发现里边只是包着灰烬。“是啊，生命，死亡，人类，一切都是灰烬，这就是她的命运。而在这最后的时刻，他站在人类最悲惨的尸体面前。她生前犯了错，也受到恶行的各种惩罚，现在为了别人的幸福而死去。他忘不了在这包灰烬中，常常闪烁着灿烂而纯净的火花。他怀着希望，而且仍热爱着生活。”

实际上，她已经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发现——发现了撒丁岛。早在十八世纪中叶，欧洲的文坛上就兴起了一个新的运动。那时的作家厌恶千篇一律的古希腊罗马的故事模式。他们需要新的东西。他们的运动很快就与同时代出现的另一个运动相吻合。后者以卢梭为代表，崇尚人的未受文明影响的自然状态。这两个运动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尤其在浪漫主义的顶峰时期，它得以发展壮大。而这一流派最后的优秀代表就是格拉齐娅·黛莱达。应该说，在描写地方特色和农民生活方面，她有不少的前辈，甚至在她自己的国家也是如此。意大利文学中人们称为“地方主义”的流派曾经出现过值得注意的代表人物，如维尔加的描写，对伦巴底与威尼托地区的描写就是如此。但是，对撒丁岛的发现绝对属于格拉齐娅·黛莱达。她熟知家乡的每一个角落。在努奥洛城她一直住到二十五岁，到那时她才敢于前往撒丁岛的首都卡利亚里。在那儿她认识了莫德桑尼，他们在一九年结为伉俪。婚后她和丈夫前往罗马，她在那儿把她的时间用于写作和搞家务。她迁居罗马后所写的小说，仍然继续反映撒丁岛人的生活，如小说《常春藤》（1908）。但是，《常春藤》之后的小说，情节发生的地方色彩就不那么强了，例如她最近的小说《逃往埃及》（1925），这部作品受到瑞典学院的研究和赏识。然而，她的人生观和自然观，正如她一如既往的，基本上带有撒丁岛人的特点。虽然她现在艺术上更成熟了，但仍然与过去一样，是个严肃、动人而并不装腔作势的作家，就像她写《邪恶之路》和《艾里亚斯·波尔托卢》时那样。

坦率质朴的生活观

努奥洛城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游客稀少，他们通常骑马而来，女人在马背上坐在男人后面。小城单调的生活，只有到了传统的宗教节日或民间节日时，才被狂欢时节主要街道上的欢歌闹舞打破。

这种环境培养了格拉齐娅·黛莱达非常坦率质朴的生活观。在努奥洛城，做强盗并不令人可耻。黛莱达一篇小说里的一个农村妇女说：“你认为那些强盗是坏人吗？啊，那你就错了。他们只是想显示他们的本事，仅此而已。过去男人去打仗，而现在没有那么多的仗好打了，可是男人需要战斗。因此他们去抢劫，偷东西，偷牲畜，他们不是要做坏事，而是要显示他们的能力和力量。”所以，那里的强盗得到的更多是人们的同情。如果他被抓住关进监狱，那里的农民有句意味深长的话，叫做他“碰上麻烦了”。一旦他获得了自由，恶名也就与他无关了。事实上，当他回到家乡时，他听到的欢迎词是：“百年之后让这样的麻烦来得更多些吧！”

家族间的仇杀仍然是撒丁岛的习俗，向杀害亲人的凶手报仇雪恨的人，受到人们的尊敬。因而，出卖复仇者被看成是犯罪。一个作家写道：“即使能获得比他的头值钱三倍的奖赏，在整个努奥洛地区也找不到一个人肯出卖复仇者。那里只有一条法律至高无上：崇尚人的力量，蔑视社会的正义。”

不依附世俗

格拉齐娅·黛莱达成长时期所在的那个小城，当时受意大利本土的影响甚微，周围的自然环境有如蛮荒时代那样美丽，她身边的人民像原始人那样伟大，她住的房子具有《圣经》式的简朴特色。格拉齐娅·黛莱达写道：“我们女孩子，从不许外出，除非是去参加弥撒，或是偶尔在乡间散步。”她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就像这个地区的其他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一样，她只上了当地的小学。后来她跟人自学了一些法语和意大利语，因为在家里她家人只讲撒丁岛的方言。她所受的教育，可以说并不高。然而她完全熟悉而且喜欢她家乡的民歌，她喜欢其中的赞美圣人的赞歌、民谣和摇篮曲。她也熟知努奥洛城的历史传说，而且，她在家里有机会读到一些意大利文学著作和翻译小说，因为按照撒丁岛的标准，她家算得上是相当富裕的了。但是也就仅此而已。然而这个小姑娘热爱学习，她十三岁时就写出了一篇想象奇特的带有悲剧特色的短篇小说《撒丁岛的血》（1888），成功地发表在罗马的杂志上。可努奥洛城的人们并不喜欢这种显示大胆的方式，因为女人除了家务事之外不应过问其他事情。但是格拉齐娅·黛莱达并不依附于习俗，她反而全身心地投入了小说的写作：第一部小说《撒丁岛的精华》发表于一八九二年，之后是《邪恶之路》（1896）、《深山里的老人》（1900）和《艾里亚斯·波尔托卢》（1903）等，她以这些作品为自己赢得了名声，渐渐得到公认，成为意大利最优秀的年轻女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