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顶石又名柱础，是一种中国传统建筑石制构件，安装在台明上柱子的位置上，一部分埋于台基之中，一部分出自台明，叫古镜。柱顶石顶端上有空，叫“海眼”，与木柱下端的榫相配合，使柱子得到固定；也有的柱顶石顶端上有落窝，柱子可以安放在石窝内，也相当于为柱子安了管脚榫。柱顶石从另一侧面反映古代中国建筑装饰艺术的发展一个缩影，是中国几千年建筑艺术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闪光点。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大都是木质建筑，而在某些潮湿或气候湿润的地区木柱直接立在地面上时间经久便会发生霉变腐败现象，在中国传统砖木结构建筑中用以防潮。再者，石质的柱础会使房屋基础更稳。

柱础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一、在柱下铺垫卵石，不露明；二、让础石上升到地面来，成为整个立柱的外观形象部分，但没有装饰；三、在础石上再安装柱座，础石周围加以精雕细刻进行装饰。

先秦时期大多用卵石做柱础。秦代已有方达1.4米整石巨柱础。到了汉代柱础有类似覆盆式，也有反斗式，但样式极为简朴。至六朝佛教大昌艺术上增加了新动力，覆盆式已普遍，又有了人物、狮兽、莲瓣样式的柱础。从大同出土的北魏太和八年司马金龙墓中的柱础看，当时石雕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其雕刻手法一改秦汉粗犷的风格，显现的是精美细致、玲珑清新。唐代雕有莲瓣的覆盆式柱础最为流行。宋代对柱础形制已有具体规定，《营造法式》中这样写道：“造柱础之制，其方倍柱之径，谓柱径二尺即础方四尺之类。方一尺四寸以下者，每方一尺厚八寸，方三尺以上者，厚减方之半；方四尺以上者，以厚三尺为率。”关于柱础的雕饰，宋《营造法式》也有说明：“其所造花纹制度有十一品：一曰海石棉花；二曰宝相花；三曰牡丹花；四曰蕙草；五曰方文；六曰水浪；七曰宝山；八曰宝阶；九曰铺地莲花；十曰仰覆莲花；十一曰宝装莲花。或于花纹之间，间以龙、凤、狮兽以及化生之类者，随其所宜分布用之”。 到了明清，柱础的形制和雕饰更加丰富，制作工艺已达到极高水平。却多了些繁缛及程式化，少了些气势和精神。形制除上述外还有鼓形、瓶形、兽形、六面锤形等多种。雕饰图案以龙凤云水为母题，或以百狮飞鹤为主体，结合宗教装饰图案的佛家八宝（法轮、法螺、白盖、莲花、盘长、宝瓶、宝伞、金鱼）；民间八宝（宝珠、古钱、玉磬、犀角、珊瑚、灵芝、银锭、方胜）；道家八宝（鱼鼓、玉笛、宝剑、葫芦、药篮、紫板、芭蕉、荷花）以及花鸟虫等。另外还有琴棋书画，麒麟送子、狮子滚绣球、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等数百种之多。雕刻手法上善于把高浮雕、浅浮雕、透雕与圆雕相结合，装饰性与写实性相比衬，使装饰作用与独立欣赏价值相统一，充分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展现出了屋主人的情操和愿望。

六朝之后，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建筑与佛教艺术开始融合。例如在山西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柱础上，已凋有覆盆莲花及盘龙、人等复杂之纹饰。因此，自东汉佛教东传之后，佛教的装饰艺术对往后柱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莲瓣的装饰，被广泛地运用于柱础。古代的莲瓣柱础多作覆盆式的铺地莲花，其莲瓣较为写实且富变化。这种类似佛教「莲花座」的古式覆盆莲花造形，即是宋代所谓的「宝装莲华」在鹿港龙山寺山门的柱础，尚可见到。台湾庙宇中常见的莲瓣形柱础，其造形已不同古制，并有束腰及底座的产生，在上端凸出的肚部作莲瓣凋饰，其莲瓣以圆弧收齐上下唇缘，而呈现上下对称的长椭圆形。整体造形类似南瓜，所以又称为「南瓜形柱础」或「瓜瓣形柱础」。唐代的柱础依壁画及石刻上所见，仍以覆盆莲花式的为主，但莲瓣较六朝初期的略为肥短。宋代，柱与柱础的装饰益形细致，佛教装饰除与本土建筑融合外，并开创出成熟的风格。在宋营造法式中，对柱础的纹饰，即载有：海石榴花、牡丹花、宝相花、铺地莲花、仰覆莲花、蕙草、龙风纹、狮兽及化生之类等，这些纹饰即是大多受了佛教艺术之影响。此外，营造法式第三卷中，对柱础的形式、比例及装饰手法更有详细的说明：造柱础之制，其方倍柱之径，方一尺四寸以下者，每方一尺厚八寸，方三尺以上者，厚减方之半；方四尺以上者，以厚三尺为率。若造覆盆，每方一尺覆盆高一寸，每覆盆高一寸盆，唇厚一分；如仰覆莲花，其高加覆盆一倍，如素平及覆盆，用减地平鈒，压地隐起华，剔地起突，亦有施减地平鈒及压地隐起莲瓣上者，谓之宝装莲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