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静化是从事幼儿教育的典范人物，她的教育格言是：孩子如同一面镜子，孩子的发展情况将反映出教师素质和教师工作质量的高低。
个人经历
1986年至1988年在北京市六一幼儿院任副园长
1988年至1992年在北京市六一幼儿院任园长
所获荣誉
1979年被评为北京市模范教师。
1990年被评为北京市模范园长。
1991年被评为北京市特级教师。
童心稚趣
或许放是这份童心这份稚趣反而“成全”了我，使我能够专心致志地投身于所据爱的幼教事业，并成为一名特级教师。
——林静华
退休后，我常常回忆走过的历程，想从中悟出些人生真谛，留给后人。但又往往不知该怎样评价自己。因为我虽已年过花甲，熟悉我的朋友们仍认为我不那么成熟，待人处事总显得有几分幼稚。
我想，这大概是长期和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受他们童心稚趣陶冶的缘故吧！
在和老同学的接触中，我仍是那么顽皮，喜欢开玩笑、出洋相，联欢会上，拉着我老实巴交的丈夫为同学们演了一个喜剧小品，逗得大家笑出了眼泪。在一个专家荟萃的聚会上，我居然带着一脸严肃的专家们玩了一个3岁幼儿喜欢的音乐游戏《小手哪去了》，让他们仿佛回到了久远的童年。
我的过于坦率，不会拐弯，在某些场合也引起非议。但我不大在意，因为，对我来说要改也难。不过，我的自我感觉还不错，常以“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人难称百人心”来自我宽慰。
想一下我们幼教界的朋友们，好像也多少都有几分幼稚，与小学老师、中学老师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幼儿园的老师就显得更活跃更坦率更孩子气。
或许就是这份“童心”、这份“稚趣”，反而“成全”了我，使我能够专心致志地投身于所酷爱的事业，并成为一名特级教师
童心稚趣伴我一生，这是我的幸福，也是一种超脱。
一、路的选择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人生之路的选择与所学专业的选择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只学了一种专业，也只干了一种专业，即所谓学一行干一行，干好一行。有人说我们这代人生活得太单调，也有人说我们这样很难完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不认为这些说法毫无道理，但我要说，我们这代人所以选择这样的路，有我们成长的特定的社会背景，也有找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起作用。对此，我无怨无悔。
那么，我是怎么选择了幼教工作作为我的终身事业的呢？这要从我上初中时说起。
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枣1949年9月，我考入北京一所著名的女子中学，三年学习生涯中，经历的重大事件和参加的活动确实不少：庆祝南京解放、开国大典、
抗美援朝、
三反五反……我们这些热血少年，又是游行，又是写慰问信、做慰问品，还到街上参加宣传活动。寒假，我和我们小队的同学到一位军属家，帮助大妈擦玻璃、扫院子。元宵节那天，我们还凑钱为大妈买了一斤元宵，大妈拉着我们的手，感动得落了泪。
政治课上，梅克老师为我们讲了帅孟奇帅大姐的故事，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的共产党员的感人事迹，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不仅记住了女共产党员帅大姐，也记住了梅克老师讲述时的语调、神态，她同样使我肃然起敬。
这三年，我接触了很多苏联文艺样式：音乐、文学、电影、舞蹈……最令我难忘的是苏联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那些积极乐观、令人敬佩的人物形象，像保尔·柯察金、卓娅和舒拉、古丽娅、马特洛索夫等等。那时，我们这代人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写在日记本上，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初三那年，我读了两本教育小说，一本是《少年们》，一本是《一个女教师的笔记》，这两本书都塑造了女教师的可亲形象，使我这个多梦时节的少女突然萌发了比原来的理想枣做一名音乐家或文学家更强烈的理想，要做一名人民教师。不过，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我也许不会那么早地走进教师队伍。
1952年的春天，我无意中听到了电台播放的一个节目枣介绍北京师范学校。这个节目很有感谈力。记得第一部分是配乐朗诵，一位女性，用娓娓动听的声音介绍了这所学校美丽的校园、丰富的学习生活……第二部分是几位同学朗诵诗，表现了教师工作的伟大与崇高，仿佛使人看到若干年后，学生们长大成才，活跃在祖国各条战线上……这难道不是教师生命的延续与扩展吗？我沉浸在对教师工作美丽的邀想中，并使原已萌发的理想更具体化了。对，考师范学校，做一名人民教师。恰在这时，北京师范学校在几所中学招收保送生。我们学校是其中的一所。于是，我几乎没有什么犹豫便在班主任那里报了名。但是，我不知道北京师范学校还有普师班与幼师班，当班主任问我是报普师班还是幼师班时，我问班主任步春生先生普师班与幼师班有什么区别？步先生说：“普师班是培养小学老师的，幼师班是培养幼儿园老师的。”因为那时我心中的偶像是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我立即说：“我报普师班。”没想到，步先生说：“我认为你上幼师班更合适，你爱唱爱跳又很活泼。”我说：“那好吧，我报幼师班。”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和哥哥。母亲只说了一句说：“只要你自己愿意，我没意见。”而哥哥
林连昆却对我说：“你上师范当老师我没意见，只是你现在还太小，这么早就确定了自己一生的职业，你会不会后悔？”我没有回答，只是心里隐隐地升起一种莫名的惆怅和困惑，我想，我是不是太草率了？这年的9月，我就是带着几分向往、几分新奇、几分惶惑的复杂心情告别了母校，踏进了北京师范学校的大门。
在这所中等专业学校中，我系统地接受了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所必需的文化、专业教育，也越来越坚定地确认了我所选择的人生之路枣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路。渐渐地，我意识到，我将担负的是多么重要的工作。一种自豪、一种责任使我和同学们一起自觉而努力地学习着。
学校十分重视专业思想教育，组织我们参观幼儿园，还请来优秀幼儿老师为我们做报告。记得有一次，学校里请来了新华社幼儿园的贺家惠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她如何与家庭和社会上对幼教工作的偏见作斗争以及坚持做好幼教工作的事迹。我们很感动，也从此知道了社会上原来还有那么多的人看不起幼儿园老师，把她看成是高级保姆。
那时，参观幼儿园，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教育活动。当我们看到一所所幼儿园里清洁美丽的园舍、老师们慈爱的笑容，以及活泼可爱的孩子们，我们就会觉得做一名幼儿园老师真是太幸福了。特别是想到我们所要培养的孩子们的未来，想到他们将是祖国各条战线的英才与栋梁时，我简直陶醉了。为此，我和同学们一起编演了小话剧《教养员的幸福》剧里，由袁其坷同学扮演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养员：当她获得毛泽东勋章时，长大成人的孩子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来祝贺，向她汇报自己的成就。其中，有出版了数本小说的文学家（由吴尔相同学扮演），有著名
舞蹈家（庞紫君同学扮演），有飞行员（高郁芬同学扮演），有拖拉机手（陈蕴民同学扮演），还有发明了能延长人类寿命的著名医生以及人民教师。排练时，我们请来已从
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在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的我的哥哥
林连昆和嫂子柯音做指导。事后，哥哥对我说：“你们这个不是话剧，只能是个化装谈理想。”我听了很不以为然，心想，不管叫什么，反正是表达了我们的情感与愿望。后来，这个剧还在区文艺汇演中演出了呢！演出虽然算不上多么成功，却也让我们大大自豪了一番。
直到三年级下园实习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幼儿教师的工作除了有神圣光荣的一面之外，还有着复杂与困难的另一面。
我被分配到一所日托幼儿园的大班实习，班上有两位教养员，她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但工作效果完全两样。其中一位态度虽然比较严肃，可说话很和气，对孩子从不大声斥责，孩子们对她既亲近又听话。她组织孩子上作业也好，游戏也好，都进行得很顺利。而另一位老师说笑、斥责孩子时都很随便，还不时用不许回家吓唬孩子。她在组织孩子活动时就很吃力，孩子们也不很听她的话。实习时，如果跟着那位说话和气的老师，我们就很轻松，孩子们也都很配合，而与那位爱吓唬孩子的老师在一起时，情况便大不相同了，总得使出全身解数才能使孩子们认真地参加活动。那时，我不明白这到底为什么，只是感到原来孩子们也会耍两面派，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多了。虽然，我也想到这或许与老师的方法和态度有关，但又想如果孩子们听话一点，那位老师也不至于大声斥责了嘛！直到后来，经过多年工作的实践和不断学习与探索，我才领会到，没有“不称职”的孩子，只有不称职的老师！老师是否称职，除了看她是否有一定的职业道德和对孩子的一片爱心，还要看她是否具备一定的教育技能。而孩子如同一面镜子，孩子的好与坏将反映出教师素质和教师工作质量的高低。
在北师学习生活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又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选择，毕业分配上的选择。
1955年，北京市幼儿园正处于发展阶段，一些新的幼儿园相继建成，需要大量的教师。我们这届毕业生，除极少数由学校推荐保送北师大继续深造外，多数同学都被分配到了北京市各类幼儿园，而且主要分配到了市立幼儿园。
学校领导和老师，动员我们服从统一分配。其实，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以服从分配为荣，挑挑捡捡为耻。大家默默地等待着最后的宣布。
分配方案是在一个牌上宣布的。我们同届的两个班大约有90位同学集中在阅览室里，校长何君颀又作了一次动员后正式宣布了我们每个人的去向。
我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找和李雪英、康德瑛、高惠芳、
刘滨一起被分配到六一幼儿院工作。
宣布后同学们一下子活跃起来。没有分到一起的同学彼此道着别，分到一起的同学则互相招呼着，有的还互相拥抱、握手，因为，这意味着将一起走向同一个单位，共同开始新的生活，一年、两年，也许很久很久……
对六一幼儿院我们一无所知，只知道那是一所规模很大的寄宿制幼儿园，坐落在离城里很远的海淀区。印象中它很偏僻。但我仍然很高兴，因为有4位同学和我同分在那里，还有12位同学将随我们一起到六一幼儿院实习。
我就这样愉快地做出了人生的又一次选择。人生之路的这两次选择，对我而言确确实实关系重大，因为我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幼教事业，没有离开过六一幼儿院。不过，几十年的经历已使我深深地懂得，就人生的全部内容来说，这两次选择还远不能包括一切。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不知又面；顶过多少次的选择，有成功与失败，有酸甜和苦辣……可以说，人生之路的选择始终伴随着我，也考验着我。
二、我的“大学”——六一幼儿院
我没有上过大学。每当我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时，在“学历”这一栏中，我始终填写的是“中专”。1988年，在北京市普教系统第一次大面积的评职称时，我被区里推荐，市里批准，破格评为中学高级教师，享受了相当于副教授的待遇。这对一位幼儿园老师来说，无疑是一种殊荣。我获如此殊荣，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主要还是得益于我读了这样一所特殊的“大学”枣北京六一幼儿院。
在六一幼儿院，我整整工作生活了37年零9个月，正好是我目前年龄的63%。为此，不少人说我为六一奉献了全部青春与年华，这的确是事实。但是，我要告诉人们的是，在这37年零9个月中，我正是从这个有着特殊经历的群体中，学到了任何学校及书本上很难学到的许许多多极为宝贵的知识、品格和精神。这不仅可以看作是我学业的继续，也是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教育观必不可少的继续教育的过程。在这37年中，我完成了由一名幼师毕业生向合格教师、优秀教师的转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枣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六一的最后7年里，我还接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重托，先后出任主管教育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和承担全面领导工作的院长。我还陆续获得了模范教师、特级教师、模范园长、
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在六一这所特殊的大学里所接受的各种教育，离不开这个群体给予我的爱护、理解、支持和帮助。此刻，当我回顾起37年的经历时，一件件往事便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迈过了第一关
50、60年代，六一幼儿院工作时间的安排，对刚刚工作的小青年来说，算得上是第一个考验。那时，院里规定，每两周放一次假，分大礼拜和小礼拜。小礼拜孩子不接走，班上教养员在星期天可以上下午倒班。这样，一位老师周六上午上班后可以回家休息，周日下午再来上班，另一位老师是周六下午、周日上午上班，周日下午至周一上午回家休息。而所谓大礼拜，则是周六下午四点半将孩子用专车送到平安里，等家长把孩子都接走后再回家休息。周日下午四点半，无论你周一上什么班，都要跟车回院，因为晚上有部务会，由部主任布置工作。平日工作，除上午班或下午班外，上下午有两小时备课。而晚上八点半至十点，是全院性会议、学习、活动时间，几乎每天都安排了活动。如周一全院大会，周二政治学习，周四党团活动，周五业务研究等等。
这样安排当然是为了工作，此外，也因为六一历史上的原因，许多老同志把家就安在了院内。对于我们这些刚刚工作，又家住在城里的年轻人来说，平时住在集体宿舍里还好一点，最不习惯的是几乎不能休息一个完整的星期天。记得第一次大礼拜回家，到了星期天下午意识到要回院的时候，心里真不是滋味，一边吃着母亲做的我最爱吃的汤面，一边还是忍不住地哭了。母亲心疼地说：“唉，
万事起头难，慢慢习惯了就好了。”现在，每当想起这一幕，我还是很感谢我的母亲，她没有迁就我，因而使我能够战胜自我，按时回院。
和我一班的秦秀珍老师，知道我的心情后，安慰我说：“现在这样安排已经比我们刚来的时候好多了。”她是50年代初分到六一的，她说：“我们刚来的时候，六一根本不放假，只有在每星期三下午可以出去买买东西、玩一玩。我是非等着规定时间的
最后一分钟才走进院门的。”
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而且六一幼儿院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员的变更，在工作时间的安排上已做了不小的调整。但是，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时，我仍旧认为，一个青年人在从学校走向社会时，总会遇到这样那样不如意、不习惯的事情，有的是因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问题造成的，有的是因自己还不能很快地适应社会的需要造成的。但无论如何，当敬业精神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能否战胜自我，对于自己今后的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六一幼儿院，敬业精神蔚然成风，上至院长、主任，下至每一位教师、职工，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不辞辛苦地工作着。“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孩子”这句战争年代的口号，始终是六一人敬业精神的最高体现，而不计较时间，不怕吃苦又是对六一人最起码的要求。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我终于对院里的一些规定由不习惯到习惯，由不情愿到心甘情愿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不但可以做到自觉遵守院方安排的工作时间和各项制度，而且，即使在大礼拜、节假日因工作需要留下我值班也无任何怨言。1958年前，六一幼儿院实际上是一所干部子弟幼儿园，家长多是领导干部。他们工作忙，出差多，有的还常年在国外工作。因此，大礼拜也常有孩子没人接，我们就留下值班，照顾那些没有接走的孩子。遇到班上出现传染病，我们也要留下来对孩子进行隔离护理。
有一年除夕的下午，我为两个出水痘的孩子值班。他们可怜兮兮地看着我，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我妈妈怎么还不来接我呀。”我安慰着他们，可我知道，他们的妈妈不会来了，因为医生已经通知了家长，告诉他们孩子正在出水痘，最好不要来接。我就给两个孩子讲故事、唱歌，尽可能让他们高兴一点儿。此时的我，好像已经迈过了第一关。我已经不在乎能否按时休息，按时回家，即使为了工作加班加点，我也早已习以为常。但是，当我自己也有了孩子，成为一个母亲时，我才发现，在工作和自己的孩子之间，有时我将面临的是多么痛苦的考验，需要付出的又是怎样的情感上的牺牲！
记得有一次我进城开会后顺便回家看看，才知道儿子摔伤了。他是在学校被恶作剧的同学从双杠上推下来的，大腿根处撕裂了很长的一个口子，缝了11针。看着刚上小学的儿子难过的样子，又听说第二天老师准备带他再照个片子，作为母亲的我真想留下来。可一想到第二天，我还得带幼儿园里演节目的孩子去录像，为了工作我必须走。我爱人宽慰我说：“你走你的，我明天陪他去医院。”就这样，第二天一早，我回院了。坐在103路无轨电车上，我心里一酸，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此时此刻，我才切实体会到老前辈程宜平同志在与延安第二保育院一起行军，为了保护重要档案，眼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掉进汾河，仍含泪继续前进时的心情，该是何等撕心裂肺的痛苦，①而他的精神境界又该是何等的崇高！在六一幼儿院，宁愿把自己生病的孩子锁在家里，却一心扑在工作上，发现震情，把自己的孩子往床下一塞，立刻跑到班上去保护孩子的母亲，也不止一位两位！这种崇高的敬业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我终生应当学习的。
（二）继承革命传统，勇攀事业高峰
翻开六一幼儿院的历史，你会发现无论是在行军过程中遇到的一个个实际问题，还是在建院初期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主要都集中在孩子的安全与健康问题上。为了认真对待和解决对孩子可能产生的直接威胁，院里提出了安全第一、健康第一的口号，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切实保证孩子的安全和健康。
早在行军途中，院里就提出“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口号，教育全体工作人员，必要时要以自己的生命保护孩子。正是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来对待孩子的生命安全，才创造了在十分危险的艰苦行军中，全体幼儿无一伤亡，无一病故的奇迹。这当中前辈们付出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更令人折服的是，六一幼儿院的前辈们对幼儿的教育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当年延安第二保育院在延安、山西、河北停留时，部队出身的张炽昌院长为解决幼儿的教育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发动干部、保育员、工人为孩子们创编教材，制作玩具，开展各种包括游戏活动在内的教育活动，总结了在教育中必须遵循的“十大观点”。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奇迹。因为，他们那时没有任何现成的幼教理论可以作为依据，只是凭着自己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培养未来新中国建设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为目标去塑造幼儿。他们采取的方式方法更是不拘一格，很有创造性。例如，他们总结的“十大观点”中其中有一条是，不能用鬼神迷信等一套东西去吓唬孩子，遇事一定要给孩子讲清道理。又如，为了让孩子懂得石灰的特性，不去玩它，避免出危险，他们就组织孩子们观察石灰煮熟鸡蛋的过程。孩子们经过目睹，印象十分深刻，再也不去玩石灰了。他们还组织幼儿画儿童报，把小朋友中的好事和趣事画出来，再讲给大家听。此外，他们还在游戏中组织幼儿玩“保育院游戏”、“行军游戏”等等……
有人曾说，那时没有奖金，也没有“评级评类”、“检查观摩”，他们这样干到底为了什么呢？是的，这也正是我经常认真思考的问题，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价值是什么？我曾接触过一些延安时期的老同志，他们说：开始我们不安心在保育院工作，心想要知道来延安是看孩子，还不如在家带弟弟妹妹呢！可张院长告诉我们，这些孩子的父母都在前方打仗，为了让他们在前方可以更多地消灭敌人，我们在后方，就要带好他们的孩子，让他们放心。再说，打完仗了就要建设，这些孩子长大了要去建设新中国、保卫新中国，把他们教育好了，才能使他们成为优秀的接班人。
这就是那些老同志们最朴素、最真实的想法，同时也是他们克服不懂专业和文化水平低的困难，边干边学的动力。他们所做的一切，不仅使保育院130多名孩子平安地来到北京，见到了自己的父母，又顺利地进入小学学习，更为孩子们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少“老孩子”，后来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领导。同时，老同志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育财富，对六一的后来人，乃至于对整个幼教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自己就是在这种影响下，才有了今天的成绩的。六一幼儿院的奠基人张炽昌院长，带领六一幼儿院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培养了一支优秀的骨干队伍。他以自己的模范言行为大家树立了楷模。
姚淑平院长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贡献给了幼教事业，贡献给了六一幼儿院，是我们十分崇敬的榜样。两位老院长不仅影响着我的人生追求，对我的“重塑自我”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一直学习他们不求虚名，只求真谛的学者风范，也学习他们为了事业锲而不舍的精神。
我始终记得张院长曾经对我们说过的话：“一个幼儿园老师，如果他会讲一百个故事，会说一百个儿歌，会唱一百首歌子，在工作中他就自由多了，就随时可以根据需要，运用他掌握的教材适时地去教育孩子。”他说话慢慢的，但很认真，听我们讲话时也表现出饶有兴致的样子。记得有一次我对他说：“我觉得过去总结院史偏重于写行军中的艰苦、危险，工作人员怎样勇敢、不怕牺牲，这确实很重要，但是对在教育上的好传统写得不够，其实有些方面至今对我们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张院长听了后点了点头，对我说：“你以后常来呀，我有时间，咱们多谈谈。”遗憾的是，我知道他身体不好，不忍过多地打搅他，又因为工作忙，竟再也没有去向他请教过。后来，张院长去世了，噩耗传来，我和六一的同志们都非常悲痛、非常惋惜。我一直认为，张院长不但是一位好院长，好领导，而且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幼教专家，一位受人尊重的幼教界的老前辈。他为六一所做的贡献，在六一的历史上将永远是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
姚院长是六一幼儿院光荣历史的参与者，也是使六一光荣历史得以继承、延续的主要领导者。她自走进六一的大门就再也没有离开过。1986年她虽然退居二线，但作为六一的名誉院长，仍然关心着六一的一切，尤其关心着六一的教育工作。在幼教界，姚院长有着很高的威信，这不仅因为她曾是这所有着特殊历史的幼儿院的院长和她本人不寻常的经历，更因为她对幼教事业的那份忠诚与执着。她时刻关注着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又非常虚心好学。而且她从不人云亦云，更木去搞什么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她希望在探索幼教规律上能获得真知，取得实效。在与她的接触中我感到，她投入最多精力的就是研究保教结合与全面发展教育，以及幼儿一日生活常规的培养问题。姚院长的研究作风细致、扎实、深入、持久。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她总结老解放区幼儿一日生活安排的经验，学习燃料工业部幼儿园幼儿常规培养的经验，与有关领导一起组织有经验的老师，着手研究了我院的幼儿一日生活常现问题，这一研究竟长达几十年！她一直认为，幼儿园里各种常规的制定，不仅有利于幼儿的身心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自身的素质提高。
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虽然院里制定了保教幼儿的生活制度，但没有细致的常规培养要求，因此各班老师工作上有较大的随意性。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能根据自己平时积累的经验，对幼儿提出切实可行的要求，同时，就幼儿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能有办法随机加以解决，但对青年教师来说问题就比较大了，特别是像我这一类型的教师，由于性格活泼，富于想象，喜欢求新求异，自然随意性也大。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优点，但在面对幼儿的生活管理工作时就往往成为缺点。因为，要养成幼儿一定的生活习惯，必须对幼儿有明确的要求，而且要耐心、细致、持之以恒地去加以培养。绝不能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今天严格，明天放松……
在这方面，我就走过不少弯路。
记得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在对孩子的态度上，常会受自己情绪的影响，情绪好就对孩子的态度好，情绪不好，就对孩子的态度差一些，说话也没有一定之规，往往今天说一样，明天又一样。时间一长。孩子们不但无所适从，而且对我也就不够尊重、信赖了。一次，有两个男孩不听我的话，午睡时大吵大闹，我怎么说他们都不听。我又气又急，就把他们拉到洗脸室大声训斥他们。他们当时是不敢闹了，但以后仍然不听我的话，而且还与我产生了对立情绪。经过院领导和同志们耐心的帮助，我认识到我的做法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也反映了我在日常工作中缺少对孩子耐心细致的常规培养，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极为深刻，也使我特别理解了姚院长不惜花毕生精力研究幼儿一日常规培养的意义所在。
事实上，自姚院长当院长以后，六一幼儿院的幼儿生活常规培养已逐渐规范和完善起来，并已成为一大特色，曾录成录像带在同行中交流，本市各区和全国各地兄弟园所老师们也经常前来参观考察。
我就是在这样两位老院长的影响下，在六一工作了37年。对这37年的职业生涯，我始终无怨无悔，而且充满了使命感和自豪感。
70年代中期，一批一批青年人相继来到六一工作，他们大多没有受过系统的幼教专业培训。面对这群生龙活虎的年轻人，老教师的责任感、使命感驱使我关心他们，希望他们尽早适应六一的环境和工作。
我发挥自己的专长，主动组织他们学弹钢琴。我想学习钢琴对他们来说，既是一种专业技能的需要，也是一种兴趣爱好的培养，无论是做保育员还是有机会继续深造承担教养员的工作，都是有好处的，而且这也能使她们的业余生活更充实更丰富些。我利用晚上时间，先教他们弹“拜厄”和一些歌曲伴奏。她们学得很认真，也很感兴趣。我要求她们一不能占用上班的时间，二不能影响班上小朋友在音乐教室活动，她们克服了很多困难，练习得很刻苦。后来她们分期分批到海淀区举办的教养员培训班学习，因为有了这点钢琴基础，学习起来就更为顺利，琴课成绩都很好。以后，他们大多承担了教养员工作。
为了提高她们的舞蹈水平，我请来
北京市少年宫的杨书明老师教他们。杨老师还用管弦乐曲《托儿所的早晨》编了一个表演舞。这个舞蹈在海淀区幼儿园教师文艺汇演中，很受欢迎。
当时，我只是一位普通教师，对我这种没有任何报酬的无私奉献，青年教师们都很感动。为此，一位教师还买了小礼物送给我，被我婉言谢绝了。我说：“你们好好工作，做出成绩就是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我自觉地热情对待全院的同志。我愿意他们爱上六一，愿意在六一工作，让六一这支队伍不断壮大。虽然我知道我的这点作用不过杯水车薪，但却体现了我对六一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使命感。
也许正是由于我的这一表现，加上爱给领导提意见和建议，有人送给我一个雅号－“林高参”。这也使六一的领导干部对我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赏识的，也有不满意的。群众当中也对此有 不同的评价。
1988年傅文瑞院长即将离任。六一酝酿新院长人选时，在对我的任用问题上，两种不同的意见相持不下。这让海淀区有关领导十分为难。经过再三斟酌，1988年9月17日，在全院大会上，区有关领导还是宣布了他们没有太大把握的决定，由我来担任六一幼儿院的院长工作。
两年后，1990年的教师节，我获得了又一项殊荣，被评为北京市模范园长。我在荣誉的到来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心里却很清楚，这是全体干部、全院教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六一幼儿院这所“大学”在几十年里给予我的教育培养，使我终于拿到了一份“毕业证书”。
在我任职的不足四年中，六一幼儿院通过了市政府、市教育局首次对幼儿园的分级分类验收，并组织了建院45周年的庆祝活动。为了调动全体教职工的积极性，提高日常工作质量，作为院长的我，提出了院风建设的两句话，八个字：“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四化”；“团结、理解、勤奋、创新”。并且使院风建设与日常工作质量尽可能通过量化标准，融进班集体工作评价中去。在此期间，我想方设法，与全体领导干部一起，创造出一个团结和谐的工作环境，使大家工作得更愉快，更有效。我还把每次全院大会作为与大家交流思想、交流情感的机会。我的坦诚与热情对大家产生了一定的感染作用，我用自己的具体行动，使老教师、老职工和青年同志进一步燃起了在六一工作的自豪感，同时，也调动起了每一个人的积极性。
有一位中年教师，虽然在一些方面并不突出，但在教育孩子上很有特点。她爱孩子，尊重孩子，对孩子的要求宽严适度，特别在对孩子的养成教育方面很有一套办法。在她带班的时候，孩子们总是显得很愉快，很活泼。我就安排她为全院教师做观摩课，让大家学习她好的经验、好的做法。这次观摩过后，效果非常好，不但使这位中年教师更加积极地工作，也使大家尤其是青年教师学到了许多好的教育经验。
每当教师节，我除了按照市、区规定组织全院评选出一定数量的市、区先进工作者外，还要评选出一定比例的院先进工作者。开始，有些同志对被评为院先进不以为然，我便在大会上说：“大家别忘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集体，我们院是有光荣传统的先进集体，我们院每一个成员都是好样的。你能在这样一个集体中成为先进，是非常不简单，非常光荣的。”开庆功会时，所有被评为全国、市、区、院的先进人物都戴上大红花，在全院同志的掌声中走进会场。这样做大大激发了先进工作者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也营造了一个向先进工作者学习的积极的氛围。
在我当院长期间，我特别重视人的转化工作，不仅对老师，对几位做维修工作的工人，我也给予了他们足够的尊重与理解。我努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调动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积极性。在我的激发和鼓励下，他们根据实际需要自己动手设计并制作了上百件家具，为院里节约了宝贵的资金。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们在自己设计、施工建造小动物园时，为了搞一个可以喷水的假山，反反复复地做试验，连夜施工赶进度。当院里接待前来参观的各地贵宾时，这些平常默默无闻的小伙子，都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西装，站在自己的“作品”前，从容不迫地解答着来访者的提问。看到这些，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我真为六一这个集体中又多了几位男主人感到由衷的高兴。
1991年，为了庆祝建党70周年，院里要求各部门排练文艺节目。我亲自组织后勤部门的同志排练了一个大合唱。在庆祝大会上，当一群平时不愿意登台表演的男士们，穿着整齐的西装，意气风发地高唱一首首振奋人心的歌曲时，全院同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显示了我们全体教职员工的情感进一步融合在了一起。
在我即将退休时，曾搞过一个别开生面的活动。我主动邀请了我的母校枣北京幼师的校领导、老师们来院参观指导。在六一工作的历届幼师毕业生通过组织各种教育活动、写文章等形式向母校作汇报。我们还搞了一个汇报专栏，每位毕业生都在自己的照片下面写上一句亲切的话语，表达对母校的感谢之倩。
那一天，我的心情格外激动。一大早，我就等候在办公楼前接待来自母校的领导和老师们。当北京幼师的何君颀老校长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我动情地跑过去拥抱，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我想起了36年前，何校长宣布毕业分配方案时的情景，心里默默地说：“亲爱的校长，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您的学生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如今，您的学生已经担任了这所全国知名幼儿院的院长，我始终铭记着您和老师们所给予我的教诲，下决心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幼教工作者。如今，当我即将退休的时候，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也对您说一声：我以我的全部赤诚和热情实现了我的承诺。我没有辜负您与母校对我的厚望。亲爱的何校长，您会为我而感到欣慰吗？”
三、幼儿、音乐和我
终生在幼儿园工作的我，可以说与幼儿打了一辈子交道。我爱孩子们，孩子们也爱我。而且，孩子们的爱是那样的真诚，那样的坦率。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活泼的小女孩，当看到我身穿一件毛蓝色罩衣走到他们中间时，她笑眯眯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林老师，您真美，像天鹅一样。”其实，我知道自己并不美，即使在少女时期也算不上漂亮。但那可爱的女孩给予我的赞美，却使我感受到了一片纯情，一片真挚。我很感动，很感动。
我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一段：“在我刚刚三岁的时候/妈妈把我送到了‘六一’/我躲在妈妈身后/用眼睛偷偷地看着正在和妈妈讲话的阿姨/阿姨拉着我的手/还把一个好玩的小汽车放在我的手里/那天晚上我不肯睡觉/哭喊着找我妈妈/找我妈妈/阿姨抱着我走来走去/不一会儿我就睡在了阿姨的怀里……”，这段姑且算作“诗”的文字，来自我对幼儿园生活的体验，也来自我对幼儿母亲般的情感。而我给予孩子的更为深刻的爱，则是用我的全部心血和努力，通过最好的、最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音乐教育，让孩子们从中感受到美，感受到快乐，并促进他们体智德美全面发展。
在我担任教师工作的30年中，大约有一半的时间用在从事幼儿音乐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上。我能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机会来从事我心爱的事业，得益于姚院长的爱才之心、用才之道，也得益于我本身所具备的某些条件。在本文第一部分“路的选择”中，我曾提到少年时代的理想之一是做一名人民音乐家。我从小酷爱音乐，尽管这只是并非出于家庭影响的自发的爱好。记得小学三年级时，看到高年级同学练习弹钢琴，我常常在放学后去听，有时还请他们再弹一遍我喜欢的曲子。不久，我向老师提出我也想学。一位姓王的音乐教师答应了我的要求，当然，需要交一些学费。母亲虽然不大懂学钢琴到底有什么用，但出于对我的疼爱为我付了学费。就这样，我开始学习钢琴。初中时，又师从艾碧伽老师，继续学习。家里没有钢琴，我就每天放学后坚持在练琴室练习一个小时。后来到了幼师，练琴条件不好，全班只有一架钢琴，又是集体教学，采用统一教材，我没有再多学什么。但是，就是这点钢琴底子，使我组织幼儿音乐教学时，无论是即兴伴奏还是弹奏各种类型的幼儿乐曲，”都是相当从容不迫、驾轻就熟的。这也就激起了我想更深入地去研究幼儿音乐教育的积极性，以便尽可能好地组织幼儿的音乐教学活动。
我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有较强的视唱能力。1975年，在我参加北京市幼儿音乐教材的编写工作时，和我一起编写的同行们称我为“唱歌机器”，这是因为他们发现，只要拿来一首新的幼儿歌曲，我就可以毫不费力的唱出歌词来。开始，他们有点怀疑我唱的是不是这首歌？到底唱得对不对？后来，他们发现我确实有这个能力，都说：“哎呀，你简直成了唱歌机器。”于是，凡是收到新创作的歌曲教材，就由我先唱给他们听，好进行初步筛选。正是由于有这一优势，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大量审阅新发表的歌曲，决定哪些可以做教材，哪些适合唱给孩子们听，节省了不少的时间。此外，就是我具有较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姚院长较为赏识的我的另一优势。1965年，为庆祝六一幼儿院建院20周年，在老同志的指导下，由几位老师合作编排反映六一历史的大型歌舞《三千里行军》，其中音乐部分由我来创编、改编和演奏。《肖桂英救征南》一场的音乐伴奏，我是按照一首民歌的旋律，随着舞蹈表演发展变化即兴处理的。虽然，这一伴奏算不上高水平的创作，但因与舞蹈配合得十分和谐贴切，演出效果很感人。由于我在创作上富有激情，再配上表现轰炸效果的音乐伴奏，使扮演肖桂英的李雅君、李荣箴老师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表演上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一时间，台上台下的大人孩子、演员观众都非常投入，使大家接受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北京市教育局老局长韩作黎同志看完这个节目后激动地对姚院长说：“这个节目编得不错，演得也好，这是咱们幼儿园的舞蹈史诗《东方红》。”
幼教界的朋友们都知道，幼儿园的教师是需要经常创编一些补充教材来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的。在这方面，姚院长特别注重创编的教材是否表现了幼儿的情感及幼儿的特点。她坚决反对教材的成人化。有一年六一节，我为大班小朋友编了一个“荷花舞”， 我自以为很不错，可姚院长却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我。她说：“你这个舞让孩子们一个个像个小大人，从服装到动作都缺乏幼儿特点。”这件事改变了我的音乐教育观，使我在以后无论是创编教材还是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时，都特别注意体现幼儿特点和对幼儿的全面发展教育。我也特别注意不把成人的观点强加给幼儿，更不用成人的好恶来评价。1985年，我曾经为孩子创编了一个表演舞《南极，你好》，从作品本身到排练过程，都渗透了以表现幼儿的情感为主的特点。有些地方，我干脆是和孩子们一起来创编的，比如：表演一开始，是表现小探险家来到了南极的情景。我就充分调动孩子们的想象力，让他们自己设计了上场动作。在音乐声中，孩子们涌上舞台，用不同的姿态，站在不同的位置，尽情欢呼着：“南极你好……”孩子们生动的表演，一下子表现出了他们对参加科学探险的喜悦心情。在表演小探险家第一次见到一群小企鹅时，我又让幼儿即兴表演了与小企鹅见面时的情景：他们相互握手、拥抱。这段短小的过场，孩子们完全不用模仿，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表演。我这样处理，是因为我认为幼儿所表演的必须是他所能够理解和感兴趣的内容题材。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使自己的身心两方面的潜质通过这种自然而轻松的“表演”得到发展。此外，这种表演也最能受到幼儿的欢迎。我反对幼儿的表演单纯为了取悦于成人，并用评价成人演出的标准来评价幼儿的表演。每当我观看舞台上或电视上的幼儿表演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这个内容幼儿能喜欢吗？能理解吗？这些动作幼儿学起来会不会太累太难？我承认幼儿有很大的可塑性，有极强的模仿性，一些用成人舞改编的表演舞，只要老师下功夫排练，幼儿都能惟妙惟肖地表演出来。但是我认为，幼儿自有幼儿的年龄特点，凡不适合于幼儿年龄特点的一切成人化的表演，事实上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本必有多大的好处。在这一点上，同样有一个“把孩子看作孩子”的道理。
因此，在平日的音乐教育工作中，我很注意发挥音乐教育所持有的功能，全面提高幼儿的素质。我曾经为小班幼儿编了一个音乐游戏《小铃档》。孩子们拿着小铃挡在活泼快速的音乐中做小碎步，又在音乐速度渐慢、渐弱时慢慢蹲下。当音乐出现摇篮曲风格的变化时，孩子们将小铃档放在小椅子上，表现出小铃挡在睡觉。此时，幼儿也安静地模仿着睡眠时的动作。之后，音乐出现急促的颤音，幼儿又拿起小铃档快乐地摇动。这个游戏幼儿非常喜欢，不仅发展了幼儿的音乐听觉，也陶冶了美好的情操。当孩子们把小铃档放在小椅子上时，他们的动作非常轻，生怕弄疼了小铃档。这个游戏有利于小班孩子关心他人品德的培养和动作控制能力的培养。
我曾为青年教师作过这样一次观摩课：怎样组织小班幼儿来园后的第一次音乐活动。我选择了一个离音乐室最近的小班，我来到孩子们面前，亲切地领着他们走到音乐室前，问他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孩子们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我说：“这是音乐室，我们进去看看好吗？”孩子们跟着我走进音乐室。我带他们看看这儿看看那儿，自自然然地来到钢琴旁，问他们：“这是什么？”有的孩子说：“钢琴。”“噢，对了，这是钢琴。好，现在你们坐在小椅子上，我们来听钢琴唱歌。”孩子们坐下后，我用钢琴弹了一首进行曲，在弹第二遍时，我让孩子们随着音乐拍手。接着，我用钢琴弹了一首歌曲《我问老师好》，并且说：“老师也会唱这首歌。”便为幼儿演唱了这首歌。我又邀请他们和我一起唱。他们张开小嘴唱了起来。他们是否唱对了，我并不在乎，只要求他们和我一起张嘴就行了。
我也很注重研究在音乐教育过程中的因材施教问题。幼儿的发展水平虽然有年龄段的差异，但同一年龄段中也会有许多个体差异，在音乐教育过程中，这种个体差异往往更加明显。比如，每当教幼儿新歌和新动作时，都会明显地发现有的幼儿接受能力强，有的能力差，有的音准好，有的音准差，有的动作协调、节奏好，有的不会手脚配合，节奏感差。对此，有人主张不必强求一致，对与不对不要去管他。但是我认为我面对的是全体幼儿，就要让每个幼儿都全面发展，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幼儿。我可以不求之过急，也不要求所有的幼儿都达到同一水平。但是，通过音乐教育让每一个幼儿从小懂得必须克服一定的困难才能掌握一种技能，使每一个幼儿在原有基础上，经培养教育得到一定的发展，却是我们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教师起码的职业道德。
我曾经促使一个不认真参加音乐活动、从来没有机会参加任何场合表演的大班男孩发生变化。在排练中，我首先对他表示信任，从不当众指责他，也不允许其他小朋友歧视他。同时，我根据他个子高，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让他在队形变化中不感到困难，能比较好地掌握一些技术要领。这样，在表演中他较好地完成自己承担的任务，也使他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当这个男孩子在六一节家长会参加《小空军》舞蹈的表演时，他的爸爸、妈妈十分感动，不停地对我说：“真没想到，真没想到。”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他掌握音乐某些技能技巧有了进步，更是他在人格上找到自尊、自信的开始，他的身心由此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我发现，几乎百分之百的大班孩子都有登台表演的欲望，为此，我不止一次地为大班幼儿编一些人数多的表演舞，并在舞蹈中设计出各种不同动作难度的角色，使每个小朋友都有表演机会。这使我在音乐教学中往往能取得很好的教育效果。记得我曾经编过一个舞蹈《成昆铁路通车了》，这里面有铁路工人，有少数民族，有献花的幼儿园小朋友。全班所有的孩子都参加了演出。虽然，这样的节目排练时比较麻烦，从表演的角度看，效果也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但，我就是要让所有的孩子都有登台表演的机会，让他们知道“我也行！”让他们因自己的演出而感到快乐与自豪！
每当我看到孩子们穿着表演服装，化了妆，充满自豪地上台为他们的家长表演，以及看到家长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我都会感到一种极大的欣慰。
每次观摩课，我都坚持不搞任何虚假，完全展示真实的教学过程，绝不给孩子的心灵留下一丝虚假的阴影。1979年我被评为北京市模范教养员，市教育局要求我每周一次接待全市各区幼儿园教师参观，每次都有二三百人观摩我的课。这些老师水平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正像人们常说的：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对于内行，他们会从所展示的教学过程中看出教学艺术，有所收获。而外行，更喜欢看热热闹闹的、表演性质多的课。我不赞成做观摩课时让孩子唱些拿手的歌，只请能力强的孩子做单唱练习，跳些早已十分熟练的舞蹈做表演。这样的课，只能使参观者注意到教学效果，而忽略教育过程，尤其可能会挫伤一些能力较差的幼儿的积极性。特别是教师请幼儿单独演唱时，一些能力较差的孩子也很愿意被老师叫到，往往会拼命地把手举得高高的，可是老师好像总是看不见，就是不请他们唱。这些孩子的心里会多难过呀，甚至再也不举手了。实际上这是对孩子的一种伤害，而且可能是终生的伤害！我坚持不管谁来看课，都展示真实的教学过程，我要让所有的孩子都成为教学活动中的主角！
我的这一做法虽然使看热闹的老师感到有些不满足，但更多的老师是赞许的，他们说：看林老师的课可以学到方法，有深度，有着头。
其实，我这样做也是受幼教界前辈们的影响。50年代，北师大王桂洁老师组织北京市几位音乐教学有经验的老师专门对教学要求、内容和方法进行研究。我院齐宝华老师带我参加了，我亲眼看到
分司厅幼儿园的郝老师、东单三条幼儿园的李老师、北海幼儿园的乐老师实实在在地展示的教学过程，从中学到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随着时代的进步，幼儿音乐教育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但随着新课题的不断出现，也引发了不少争议。1990年12月，在我担任院长时，利用全国音乐教育学会在北京召开第四届年会的机会，在北京师大李晋瑗老师的帮助下，召开了我院首届幼儿音乐教育研讨会。我们力求通过这次研讨会以及我们的各种展示，强调幼儿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和在幼儿园进行音乐教育可以有多种样式，多种内容。那天，我们全院所有的班都开展了多种多样的音乐教育活动，有集体教学，有小组活动，有专门的乐器学习枣小提琴练习课，有孩子们通过角色游戏进行的自娱性表演，有全体大班幼儿做的律动活动，有由教师表演、幼儿进行的欣赏性活动，还有轻松快乐的集体舞……在这些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活动中，我们不强调幼儿的表演有多么高的水平，而是通过我们的展示，使与会者看到幼儿是可以活泼愉快地接受多种样式的音乐教育的。
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使我深刻地体会到：幼儿的生活需要音乐；幼儿音乐素质的提高是全面提高幼儿素质的重要部分。一个幼儿园开展丰富多彩的音乐教育活动，不仅是幼儿园教育工作中所必须包含的一项内容，也是活跃幼儿生活、振奋教师精神的一种手段。因此，幼儿园需要更多的能担当幼儿音乐教育的合格教师。尽管每一位幼师毕业生在幼师学习期间都接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投入过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工作后要在幼儿音乐教育中做出更大的成绩，却仍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单凭在幼师所学到的那点幼儿音乐知识和技能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努力甚至还会退步。我直到现在，仍为我所挚爱的音乐及幼儿音乐教育孜孜以求，乐此不疲。这是我一生的追求，也是我一生的寄托。
我虽然已经退休，但我仍然参加了一个中学校友组成的合唱团，还参加了一个由几位中学同学组成的钢琴班。回想自己走过的路程，正是音乐使我与幼儿和幼儿教育事业有一层特殊的缘分，它让我付出了心血，也使我受益无穷。在此，我要以我的亲闻、亲历、亲感说一句：让一切热爱孩子的成人，让一切从事幼教工作的同仁，让每一位老师和每一位家长，给我们的孩子们插上音乐的翅膀吧，让他们从小就喜欢音乐，并有良好的音乐素质，这不但会使他们更全面地得到发展，还会给他们的一生带来莫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