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名勋（1922—1982），广东省英德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曾任中共英东县工委书记，粤赣先遣支队和北江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解放后任英德县委书记兼县长，韶关地委书记，华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副秘书长等职。1982年在广州因病逝世。著有《名勋诗词选》。

林名勋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庚戌中学、翁源中学、韶州师范读书。勤奋学习，品学兼优，对文化、政治理论，肯钻研，擅长诗词创作，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赞赏。

林名勋成长在国难深重时期，政治早熟，对党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就读广州庚戌中学，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为，耳闻目睹，义愤填膺，常赋诗关怀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从小爱憎分明，痛恨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痛恨地主豪绅对人民的压榨剥削。芦沟桥事变后，学校被迫停课，年仅16岁的林名勋在老师的教育引导下返回家乡，组织青年参加抗日运动。1938年下半年，广州沦陷，日寇对粤北各地进行狂轰滥炸。当时名勋已转到翁源中学就读，眼看翁源至大坑口公路沿线各圩镇，特别是旧翁源县城被炸成废圩，人民惨遭屠杀，他忧心如焚，赋诗言志：“硝烟弥漫敌猖狂，滥炸频频毁学堂，我亦无心向课本，宣传抗日走家乡”。以此表示他坚决参加抗日，保家卫国的决心。为使人民群众都起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在翁源中学和家乡英德江古山村等地分别组织歌咏队、“救亡室”，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日冠侵占广州后，广东省委搬到抗战后方粤北韶关。省委派出抗日青年先锋队到翁源开展工作，发展革命进步力量。林名勋在党的教育下，思想进步很快，1938年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因避敌机轰炸，翁源中学迁到周陂雁鹰石，他是在此入党的。入党时，他写了一首诗：“少年同学喜重逢，共有雄心似火红。万里征途从此起，雁鹰石上越高峰”。充分抒发了他参加革命的决心和抱负。入党后，名勋更加奋发工作，他在中学团结进步同学，发展党的组织，并和学校的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1939年暑假期间，党派他与许足成、郭联鹏和何俊才等同学，在老师廖翠贞的带领下，到曲江马坝参加省委举办的党员干部学习班。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名勋在政治上一天天地成熟起来，成了党员骨干。他回到家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农村办农民夜校，发展农村党的组织。他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他同情贫苦农民的疾苦，经常对贫苦农民进行阶级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马列主义，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经过他艰苦细致工作，建立起江古山村第一个党小组，点燃了江古山的革命星火。不久，在他的努力下，英东地区溪板乡又发展了第二批党员，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林名勋兼任支部书记。以后通过这个农村党的据点为开展英东的革命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1940年初，国民党第七战区成立“北江挺进纵队”，爱国人士莫雄任司令。莫与我党有联系，北江特委通过省委统战部长古大存对莫雄做工作，派一批党员骨干打入北江挺进纵队工作，任务是团结支持改造这支部队，使之成为真正抗日的部队。名勋接到北江特委的通知，要他转到挺进纵队，先后在政治大队和政训室工作。在政治大队时期，他积极参加各项抗日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很好的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这年3月，他和政治大队的同志为了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利用纪念黄花节的机会在英德城广场召开各界人士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政策。5月，又在英德中学召开英城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歌唱《青年进行曲》，高呼“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革命口号。广大群众，群情振奋，国民党县政府的一些政治反动的官员，则受到很大的孤立和打击。在上述这些政治活动中，林名勋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

这一年，国民党在英德各地成立了军民合作站。为了掌握这些抗日基层组织，党组织决定派林名勋任黎洞站副站长。他充分利用这个阵地，密切联系群众，动员群众，做好日寇进攻北江时的各种准备工作。同时在农村建立农民夜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革命进步力量。9月，国民党反动派，为防止我党在“挺二”的革命进步活动，对莫雄部队实行严格控制，把“北江挺进纵队”改为“北江挺进纵队干部训练所”，削弱莫雄的兵权。北江特委根据这一新情况，进行组织调整把政治面目已暴露的邝达调走，另调何俊才同志为特派员兼党支部书记，名勋参加支部的领导工作。党支部分配他到政训组工作。政训组长杨璞如是第三党人士，思想偏右，副组长黄桐华是第三党的左派。他根据党的政策既注意团结第三党思想右倾的人士，又着重做好教育左派黄桐华等一批人的工作。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后来在他和朱小仲等同志的教育下，使黄桐华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黄桐华入党后，使党能通过他进一步做好莫雄的工作，掌握“挺二”的领导权。这对我党用革命进步的思想办好干训所，培养武装骨干，以及后来改造莫雄的旧部队，成立北江的真正抗日部队第五中队、第九中队、第四大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干训所时期，“挺二”党支部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加强组织纪律性。1941年上半年，名勋根据“挺二”党支部的决定，在英城“联茂泰”的商店内秘密举办党员训练班，主要学习党的建设、游击战术、统一战线工作等。这些党员，后来都成为北江抗日武装斗争的骨干。

1941年，国民党发动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林名勋在政训组活动较多，引起“挺二”右派势力的怀疑，政训组长杨璞如在一次会上攻击名勋，并要他离开“挺二”。北江特委为安全起见，批准名勋撤离“挺二”到韶师读书。在韶师读书期间他继续从事学生运动，为党做了许多工作。韶州师范，当时已迁到仁化。仁化是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地方，在各地留下了许多革命的足迹。林名勋和革命的同学假日访问城口时，写下了“长征人去足迹留，镰斧双双刻石头；更有红星光闪闪，永同日月照千秋”的诗句。1944年下半年，日寇准备向粤北进犯，北江特委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通知韶师党组织，由名勋带领地下党员及进步学生30多人开赴英德，先以“挺二战时工作队”名义，后分别到英东各中小学以教书为名，开展各种抗日的准备工作。这时粤汉线形势非常紧张，日寇正准备随时打通粤汉线，恢复北江地下党的组织活动，迫在眉睫。为此，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派林名勋到广州找省委委员梁广汇报和请示工作。省委根据形势的需要，同意全面恢复粤北地下党的组织活动。北江特委决定林名勋为英东县工委书记，负责英东及翁西地区党的领导工作。为了做好迎接和配合东江纵队两个支队北上抗日，林名勋陪同黄松坚和路东工委书记谢永宽，辗转英东、翁源各地检查落实各区组织武装队伍的准备情况。

1945年初，日寇北侵，韶关沦陷。东江纵队北江支队和西北支队在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梁广率领下，到达英东鱼湾，随即召开地方党和部队领导人的联席会议。林名勋以英东县工委书记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分析研究了北江地区形势，制定了开展抗日活动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北江支队到达英东后，积极组织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北江东岸国事座谈会，成立北江东岸抗日动员委员会。名勋当时主要负责县委工作，他为开展地方抗日统一战线和支援北江支队的工作，献计献策，日夜操劳，受到部队和人民群众的称赞。国民党反动派看到共产党领导的北江抗日浪潮日益高涨，革命进步力量不断发展，立即勾结起来，向英东翁西的抗日民主政权进行破坏。英东的邓日池、胡杰夫，翁源的何祖华，曲江的杨永亮等先后向英东的解放区进攻。他们所到之处，杀人掳掠，无所不为。

林名勋积极动员群众配合北江支队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抗日政权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同年7月，北江支队为了扩大解放区，向翁西挺进，遭到翁源地方反动势力何祖华联防大队和翁源县大队的阻挠。为了消灭翁西联防大队，扫除前进的障碍，邬强支队长获悉联防大队内有地下党派人组成的独立分队，速与名勋共同研究，提出要独立分队作内应，采取智取的办法。名勋采纳了邬强同志的意见，通知独立分队作内应，结果全歼了何祖华的联防队，解放了新江和翁城。在翁西成立了抗日动员委员会，打开了抗日的新局面。

1945年下半年，日寇投降后，林名勋调广州市委协助青年部长林华康管理青年学生的工作。他工作深入，吃苦耐劳，为党做了许多工作。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在广东各地进行“清乡”，残酷迫害爱国青年和东江纵队复员人员。党中央号召全国军民进行反内战、反清乡，要和平、争民主的斗争，组织革命武装部队开展反蒋自卫斗争。同年冬，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广东各地立即恢复革命武装斗争。原东纵北撤后，在翁江各地留下坚持斗争的部队，重新举起革命大旗，号召人民起来反三征，反迫害，破仓分粮，坚持自卫战争，推翻蒋家王朝。名勋当时已到香港，参加了区党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满怀激情地向区党委要求回翁江地区工作。

1947年3月，区党委批准了他的要求，经过长途跋涉，返回翁源黄洞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地委领导工作。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他带领抗日宣传队到过黄洞，这次他回到黄洞后，看到人民群众的革命高潮，兴奋异常写下了“一别山区已九年，今朝风物胜从前，翁江滚滚滔天涌，奋笔枪杆热血腾”的诗句。粤赣先遣支队成立时，区党委任命他为政治部主任。这一年是翁江地区革命武装大发展的一年，政治部的任务比较繁重。为了培养青年干部，他兼任干训团团长，亲自讲课，亲自做思想工作。为了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他亲自起草文件和小册子。在“反三征”、破仓分粮，停租废债的各种斗争中，他深入群众，开展工作，总结经验，做了很多工作。

1948年1月，为了庆祝1947年的伟大胜利，在翁源新江太平山区召开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庆祝大会，会上他写了一首对联在大会场两边悬挂，内容是：“太不合理，割落禾头无米煮。平均土地，扫除蒋贼有田耕”。这首对联深刻的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至今为解放区的人民群众所传颂。

1948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向翁江地区各游击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1月2日，敌人长途奔袭，包围支队司令部太平驻地。当时，林名勋正在干训团向学员讲话，当敌人突然袭击司令部和干训团时，林名勋沉着地组织学员向后山撤退，保护了全体学员的安全。太平战斗后，司令部和政治部撤离太平。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翁江地委决定地委负责人分头到各县工作。林名勋和黄桐华到英东、佛冈领导反“围剿”斗争，并以林名勋为北江第一支队英东指挥部主任。当时，支队主力团开赴新丰，林名勋只率保卫大队保护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全体人员，转到英东溪头山，并在瑶民居住的茅屋里驻下来，指挥英东的反“围剿”斗争。由于主力团转到外线作战，他的担子是很重的，为了完成地委提出的任务，他到溪头山不久，即发出《告英东同胞书》，揭露蒋匪军和地方反动派互相勾结，进攻游击区，实行“三光”政策的滔天罪行。号召英东人民团结起来，密切配合英东的各个武装大队，彻底粉碎蒋匪的“围剿”计划。英东人民纷纷组织民兵、农会，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突击大队在粤汉铁路上炸毁国民党运输军务的车辆，在大镇的金山迳伏击保安团。第三大队和飞虎大队在平原地区和支队部组织的肃反团一起镇压了当地的反动头子杨成光、郭先基、张桂畲、华岳山等，英东人民拍手称快。

敌人得知北一支领导机关转到溪头山，把山区的几条路口封锁，并多次对溪头山、九郎洞、滑水山等游击根据地进行扫荡。电台、报社的同志及保卫大队战士们经常断粮挨饿，林名勋和大家一起以水和野菜充饥，并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沉着应战，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慨。后来在主力部队的支援下，终于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我领导机关的计划。

1948年冬，敌人对翁江地区的“围剿”计划被我军粉碎了。1949年1月，广东人民解放军北江支队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北江第一支队，林名勋仍担任政治部主任。1949年翁江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全面转入反攻，翁源的革命武装连续获得三战三捷，主力团在佛冈则取得了挂牌伏击战的伟大胜利。英东的飞虎大队也消灭了桥头镇的联防队。接着，主力团和新丰部队解放了新丰，活捉了国民党县长。新丰、佛冈被我解放后，翁江地委决定支队司令部和政治部机关转移到新丰遥田和佛冈迳头等地。当时南下大军已到达赣南，即将向广东进军。名勋为迎接大军解放广东，对部队的政治建设和地方政权建设以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了部队干部和人民的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名勋任英德县委书记兼县长，并被选为地委委员。土改以后，又被提为地委秘书长、书记等职。地位高了，他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在领导英德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中，他访贫问苦，深入基层，虚心学习。他常对干部说：“中国的解放离不开人民，中国的建设一样离不开人民。我们是党的干部，应该做人民的公仆，对人民说真话办实事”。他善于团结同志，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蹲点抓面，总结经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57年党中央向全国发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号召，名勋亲自到乐昌九峰公社总结推广全国卫生红旗歧乐村，发动群众，搞好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同年，党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邀请他列席这次会议，在会上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歧乐村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党中央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

1958年，在“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广东各地大反地方主义，名勋被错误的打成地方主义分子，撤销地委书记，下放清远芋头岗村劳动。当时他身处逆境，但对党的事业却忠心耿耿，坚信有一天会把事情弄清楚恢复他的名誉。到芋头岗劳动后，他以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写了一首诗勉励自己：跃进高歌忠务农，情深贫雇共“三同”。为将一颗红心炼，奋战田头乐无穷。他在农村劳动了一年半，贫下中农都同情他，把他当成自己的知心人。

1963年以后，省委对名勋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进行了复查和平反。平反后先后调曲仁矿务局和华南师范学院担任领导工作。名勋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不记个人恩怨，更加发奋地为党工作。他在曲仁矿务局和华南师范学院一共工作了十余年，深得广大干部和师生的好评。

由于长期受到“左”的错误路线的迫害，名勋积劳成疾，患心脏病，文化革命后常住医院。朋友、乡亲、同事、学生不少人去看望他，他热情相待，问寒问暖。他经常拒收乡里、县里送来的礼物，而却用自己的有限的工资帮助来探访他的老区群众。他重病在身，还经常关心国家大事。林彪坠机身亡后，他在医院赋诗讨贼。1976年1月8日，他在病床上听广播，获悉总理不幸去世，含泪写下了“哭”总理的诗句。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他在中山医综合病区，含泪写下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垂不朽”的诗句。这些诗句充分表达了名勋对党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深厚感情。

由于名勋同志身体越来越不好，不能担负繁重的任务，党组织为了照顾他的健康，决定调他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由人民代表选为省人大常委并负责副秘书长工作。到省人大工作后，组织要他多休息，保重身体，但他一如既往，积极工作。1982年省人大，组织对各大学的视察，他协助人大副主任欧梦觉做组织工作。视察回来，他亲自动手写视察报告。终因操劳过度，旧病复发，在工作中晕倒在地，不幸逝世。他是一位忠诚党的事业，工作负责，诚恳待人，胸怀宽广，对党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的思想品质和工作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因操劳过度，旧病复发，在工作中晕倒在地，于1982年在广州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