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出贤次郎出生于1882,
日本和歌山县
日高郡和田村人,13岁时入籍作了御坊市林出家的养子,和歌山县立第一中学毕业后,在纪三井的
高第小学当了一年多的代课教员。
人物生平
1902年事件
1902年作为和歌山县的县费留学生,到中国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就学。暑假期间,林出到中国各地旅行,进行民俗调查和语言练习,三年学习期间,他居然没回过一次家。
1905年事件
1905年毕业时,正值日俄战争,他被
日本外务省录用为嘱托,他的任务是远赴中俄边境地区收集情报。他身着
中国服装,辨发垂到脑后,在乌鲁木齐至伊犁一带活动。历时两年才回到北京,正式被录用为日本外务省翻译。作为外交官,他长期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上海、长春等地中国各地活动。他在两次去新疆期间结识了清末高官
王树楠从他那里学习到了清朝宫廷语言和礼节。
1932年事件
1932年9月15日签订
《日满议定书》时,林出贤次郎作为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的随员出席。IO月,林出调到设在长春的所谓的日本大使馆。
他与溥仪
1933年1月,林出贤次郎兼任伪满让他很突然。
林出贤次郎能较流利地掌握
清朝宫中用语,而且熟知宗教方面知识,这与敬奉佛、道等宗教的
溥仪来说,无异有了共同的话题。溥仪对林出贤次郎印象很好,林出贤次郎经常陪伴溥仪身边,以至在拍摄溥仪的新闻照片中,也常常可以看到林出贤次郎的身影。
1937年事件
1973年10月13日,刚上任不久的关东军副参谋长
石原莞尔少将拜访溥仪,溥仪对石原曾有过涉及关于林出贤次郎的谈话:“石原参谋副长今后来宫时,就让这位林出作翻译。历届关东军司令官和我会谈,全部是林出作翻译。前年访日之际,也令其随行,直至今日。该人的翻译决不掺杂个人感情,而且毫无自私之心。不仅翻译极为忠实,其人品也非常忠诚。再者,通过该人翻译所谈的问题,决无向外泄露之虞,五年来他一直给我作翻译,然而,迄今还一次没听说向外泄露消息的事。因此,石原参谋副长今后到宫中来时,也想让这位林出作翻译。如果林出不方便时,我们就通过笔谈。此外,虽然还有其他翻译,但我本人只打算请林出作翻译。谈话不向外泄露这一点,可以完全放心。”
然而,林出贤次郎是负有日本外务省交付的任务,白天他用给溥仪当翻译的机会,快速记下内容,晚上则让助手书记员将白天谈话的内容,根据记忆,加上利用当时书写留下来的记录,整理出来形成文字。他本人留下副本,将正本通过日本驻伪满大使馆,每月几次往日本外务省寄送。在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林出贤次郎记录下165次重大的溥仪、
郑孝胥等与日本政要的秘密会谈,其中包括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大臣和秩父宫、
竹田宫等皇族,以及东条英机、
板垣征四郎、
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等60余名日本重要人物。
这些会见记录被冠名为《严密会见录》,全是绕过关东军,在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连续不断地直接呈送日本外务省。通常也只有外务大臣和外务次长才能翻阅,并作为极密资料严格保存起来。《严密会见录》正本在日本战败后被全部焚毁,而副本被林出贤次郎秘密携带回日本,藏在家中旧宅的泥灰墙仓库中,他守口如瓶,到他死后,才由他的儿子对外界披露。这卷有时是整整齐齐用打字机打的字,有时用毛笔书写的《严密会见录》共十几本,摞起来高度竟达一米多。
大约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发觉了林出贤次郎所负有的特殊任务。大约就在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少将拜会溥仪的三个月后,作为日本外务省特工人员的林出贤次郎终于被关东军逐出了伪宫内府,离开溥仪身边。1938年1月7日,东条英机突然来到日本驻伪满大使馆,通知泽田参赞:“以往是由林出书记官陪同军司令官到宫中晋见。今后林出只能随同大使进宫晋见。以军司令官的资格进宫晋见时,则自带军中的翻译官。”IO天后的1月18日,伪宫内府大臣熙洽正式宣布取消林出贤次郎“宫内府行走”的职衔。而在第二天的19日,溥仪还询问伪宫侍卫处长工藤铁三郎:“为什么不让林出晋见我?是不是有人妨碍林出来宫内府的?”虽知原由的工藤铁三郎却不能对溥仪道出真情,无法回答溥仪的问话,这使溥仪很不高兴。
1938年事件
1938年4月23日的大阪《每日新闻》在醒目位置上,刊登着林出贤次郎准假归国的照片和题为“一人三职五年半,效力四任大使”的专题报道:“满洲国建立后,随武藤全权大使入满己五年的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林出贤次郎准假归国,己于22日乘从大连港出发到门司停泊的‘吉林丸’东归。曾先后效力于武藤、菱刈、南次郎、植田四位大使,一方面作为‘宫内府行走’侍奉于皇帝陛下左右,并担任关东军之‘嘱托’,一人兼三职的林出结束了他五年半的满洲生活,这也许意味着他将永久脱离同满洲的关系而准假回国。”
通过线索而发现《严密会见录》的
日本广播协会的昭和记录采访组,面对被埋没了50多年的《严密会见录》,也不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就终生对溥仪衷心尊崇的林出来说,溥仪越是信任他,他背信弃义的苦恼也就越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