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棉布：泛指松江及其附近地区出产的棉布。松江府地处长江下游三角洲，在今上海市境内。宋元之际，棉种自广东、福建向北传播，松江及其邻近地区得风气之先，棉花种植发展很快。元朝元贞年间（1295～1297），松江乌泥泾人黄道婆由崖州（今海南崖县）带回的先进纺织工具和技术，推动了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经元明两代，棉纺织业普及南北，而松江织造技术尤精，产品行销全国，且远销日本和朝鲜，有“衣被天下”之称。

中国宋代，棉花栽培从岭南逐渐传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明代正德《松江府志》记：“木棉本出闽广，可为布，宋时乡人始传其种于乌泥泾镇，今沿海高乡多植之。”松江的气候、土壤等适合棉花生产，棉花种植业迅速推广普及。但当时棉纺织技术落后，棉花去籽要用手工剥，又没有弹松棉花的机具，从棉花纺成棉布费时费力，而且纺成的棉布也很稀松、粗糙。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剥去籽，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工甚艰。”

元朝初年，松江府（现上海市松江区）乌泥泾有位叫黄道婆的妇女，从海南岛回到了故乡。关于她的身世有多种说法，有人说她因家贫，从小当童养媳，受尽了苦，就偷偷逃跑出去，一直逃到了海南岛。也有人说，当年沿海海盗猖獗，她不幸在家中被海盗掳掠到海南岛，最后黄道婆在海南岛向黎族姐妹学会了一整套纺织技术，并在若干年以后，把海南岛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带回了家乡。她回到松江后，就热心地向当地的老百姓传授如何制作纺织工具，使各道工序都有了新的工具，代替了以前的手工。同时，她也教人们如何纺纱织布，使纺织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效率大为提高的生产过程。松江府很快就摆脱了落后的方法，掌握了先进的技术，松江棉布由原来粗糙、单一、稀松变得精致、牢固、美观。

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歌谣在黄道婆的故乡松江府乌泥泾镇至今还传颂着，就是为了纪念历史上这位伟大的纺棉家。

《南村辍耕录》载：元初“有一妪，名道婆者，自崖州来”，向人们传授“做造捍弹纺织之具”。此外，她还带来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技法，使织成的“被褥带 ”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传，竞相制造，转货他郡”。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赞道：“布自黄婆首教之，先棉奉祀礼不宜。枕衾 新机织，巧样团花与折枝。”在黄道婆的悉心传授下，松江布成为质地优良，花饰灿美，远近闻名的畅销品。从事棉纺织业的人口激增，松江府新兴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黄道婆为松江府的棉纺织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崇敬她，怀念她，数百年来，人们一直用各种方法纪念这位伟大的女性，上海植物园里还保存有纪念黄道婆的祠堂。

明代中叶，松江府植棉业得到进一步推广和发展，土地大半种植棉花。同时，棉纺织生产也成为松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各乡镇几乎家家都投入了纺织活动。其时“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明正德《松江府志》：“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松江人日以继夜地从事棉纺织业，许多家庭是白天抱着纺好的纱或织好的棉布到街头去出售，再买回棉花或棉纱，晚上在家挑灯开夜工纺纱或织布。《茸城竹枝词》赞道：“关山东去复山西，棉布松江尺阔齐。似比蚕桑衣被广，空梭停织唱头鸡。”在织布的大军中，除了妇女，还有男子参与，《谷水旧闻》中记道：明朝万历年间，住在华亭县十五保的陈守贞，人称孝子，他“孑身事母，手自纺织，所织布独精洁。”远近闻名，称为“陈孝子布”。有些达官贵人的夫人，在家庭遭变故，或衰败后，也能亲自织布，以此养家。如曾任侍郎衔总督两广的沈犹龙在松江抗清起义失败后，他的“封二品”，坐过八抬大轿的夫人，其时也“以纺织为业，自持于市卖之”。由此可见纺织技术的普及程度。

明代，松江府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外地商人纷纷到松江来收布，布商挟重资而来，白银动以数万两，多则数十万两。以致明代的小说，如《金瓶梅》等，都有到松江贩卖棉布的情节，松江棉布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卖不完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纱（明清歌谣）。

正由于不断地普及推广，松江棉纺织业日益兴盛，产量越来越高，质量越来越好，松江棉布在全国声誉鹊起，叶梦珠《阅世编》：“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织成布，衣被天下”。《松江府志》载：松江人“俗务纺织，他技不多”，所织的精线绫、三梭布、绫纱方巾、剪绒毯“皆天下第一”，“吾乡所出皆切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

明初，即颁布法令，鼓励种棉，并规定松江府可以“折布纳官”，“以棉花一斤折米二斗”。朝廷的赋税政策，客观上鼓励了农民由种稻转向植棉，到明代中叶以后，松江沿海出现大片的棉田，松江府属的上海、嘉定诸县松江府志》提到“吾乡所出皆切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民谚也称“收不尽的魏塘纱,买不尽的松江布”。松江所产布匹销往全国各地，乃至日本、英美等国都有松江布的消费者。早在乾隆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开始从中国购进土布。在贸易过程中，英商发现广州所产的土布穿洗后容易褪色，而松江布（英人称为“南京布”）则久洗后依然色泽艳丽，松江布因此在英国风行一时，东印度公司的收购量从2万匹猛增到20多万匹。

随着布市的兴起，从事沿海运输的沙船麋集于上海，迅速发展，明清两代，从事运输的沙船数千条，在浦江岸边停靠的沙船密密匝匝，帆樯如林，带动了上海港口贸易的兴盛。

松江棉布比较著名的有四种：三梭布、番布、兼丝布、药斑布

出自松江车墩一带，幅阔三尺余，特点是光洁细密。其中府城东门外离车墩不远的双庙桥有个叫丁娘子的，弹棉花极纯熟，花皆飞起，用以织布，尤为精软，因而人称“飞花布”，又称“丁娘子布”。三梭布是明代松江每年都要进贡朝廷的贡品，皇帝用它来制作内衣。朱彝尊诗：“丁娘子，尔何人，织成细布光如银。舍人笥中刚一匹，赠我为衣御冬日。念君恋恋情莫逾，重之不异貂。携归量幅二尺阔，未数星纨与荃葛。晒却深如飞瀑悬，看来只讶神云话。为想鸣梭傍碧窗，掺掺女手更无双……”

出自乌泥泾，为黄道婆所传授。质优价昂，“一匹有费至白金百两者”。明朝成化年间，常常以此为礼物行贿朝廷高官及接近皇帝的大臣，而且布织得越来越精美，甚至织出龙凤、斗牛、麒麟等图案。

以麻丝或黄草丝与棉纱混合织成，多以麻为经，以棉为纬。适宜于染色。织成的布兼有麻丝的挺括与棉纱的柔软。

又称“浇花布”，就是我们所称的蓝花印布。初出于青浦重固一带，明代起松江城中多有流行。

棉纺织业的发展，带动了与纺织业相关的产业。明代万历年间，松江城内出现专业的鞋店、袜店。以前，松江没有鞋店，均为自制，“万历以来，始有男人制鞋，后渐轻俏精美，遂广设诸肆于治东。”“此后宜兴业履者，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

以前，没有供夏天穿的薄袜，即使是大热天也只能穿很厚的毡袜。随着各式精细棉布纷纷问世，万历年间起，用尤墩布做的“极轻美”的暑袜开始流行，很快就“名重一时”，“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范濂《云间据目抄》）松江城中至今有袜子弄的地名，就是因此而得名。

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经济进入她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松江成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一方面说明松江负担之重，另一方面也说明松江的富裕。

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康熙时，棉布加工集散中心逐渐向苏州转移。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而到了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向中国市场大量输入机制棉纱棉布，松江府首当其冲，棉纺织业受到致命打击。“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包世臣《齐民四术》）至此，松江棉纺织业趋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