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佛教，始自东晋，兴于五代，盛于南宋。杭州的径山、灵隐、净慈、三竺等佛寺均名列佛教禅、教、律三宗“五山十刹”前。

东晋咸和初，西印度僧人慧理来杭，连建灵鹫、灵隐、下天竺翻经院等五刹，为杭城建寺之始。南北朝梁武帝赐田扩建灵隐寺，杭城佛寺才初具规模，建立仪制。中唐时朝廷崇佛，杭州寺庙遍布湖山之间。五代吴越建都杭城，四代钱王以“保境安民”、“信佛顺天”为国策，扩建原有佛寺，在都城周围广建新寺，吴越寺庙，“倍于九国”。由于吴越国君听从高僧延寿劝谕“纳土归宋”，杭州佛教又受宋王朝的青睐，并在蔡襄、赵抃、苏轼等州官的支持下，佛寺增至三百六十所，苏轼诗中“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晡”，以及《天竺山志》所称“凿山增室、广聚学徒、教苑之盛、冠于两浙”，都描绘了当时佛教盛况。

南宋建都临安（杭州），一面盛行佛事家庙化，众多佛寺成为皇亲国戚、后妃内侍、官僚显贵的香火院、功德院，一面新建大小寺宇、梵宫佛刹，随处皆是，寺庙聚增至四百八十所，杭州佛教进入全盛时期。元代佛教中心转移浙西；明代限佛，杭城佛教渐见衰落，直至清初康、乾两朝，才呈中兴之势；但又随着国势衰颓，佛教也随之不振。

历代佛教，时有兴衰，但高僧大德，却前后接踵。唐时有“僧中十哲”之一的道标，有巢居修行四十年的圆修；有华严宗始祖法藏的再传弟子法铣；有“牛头宗“六祖鹤林玄素的弟子法钦等。五代吴越时尊德韶为国师，迎高僧主名刹，有被誉为“曹溪后第一人”的延寿，有天台始祖嗣法弟子皓端，有尽得南山律要旨、人称“律虎”的赞宁。宋时推行“十方选贤制”，高僧主名刹，相得益彰，除莲社七祖省常外，还有慈云忏主遵式，有被宋神宗赞为“真福慧僧”的圆照宗本，有被杭人尊为“三贤”之一的辨才大师等。南宋时径山宗杲广引缁素，被誉为“划时代宗匠”。元聪、师范、虚堂等均各有建树，名传海内外。元代时有天目高峰、中峰，被尊为“江南古佛”。明时有宗泐、溥洽，为朝廷授善世师；明末四大高僧莲池、紫柏、蕅益、憨山，前三位都出于杭州。清初具德中兴灵隐，玉琳被封国师。杭城佛教，“千八百年，圣贤相继”。

杭州佛教的发展，使西湖周围形成了以灵竺为中心的北山寺庙群和以南屏净慈为中心的南山寺庙群，佛教普及两浙民间，不时出现两山的香市热潮。令人瞩目的是随着时代条件和政治上的影响，杭州佛教中心曾两度转移。一是南宋前期，不少爱国僧侣不满南宋朝廷苟安一方和任意将佛寺家庙化，像灵隐痴绝道冲等一大批高僧出走；而大慧宗杲在径山以“看话禅”独树一帜，于是东天目径山寺一度成为爱国僧侣、爱国将领、爱国诗人云集之处，径山寺成为“东南第一禅院”。另一是在元代，由于元朝帝王信奉蒙藏密宗，而不少高僧又不甘异族统治，于是“誓不历职”，净慈寺等高僧高峰、中峰、千岩等先后转向西天目山，海内外僧众纷纷“登天目，谒中峰”，成为众所仰慕的佛教教海。

早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称杭州“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杭州以寺庙众多，高僧辈出，佛学兴盛，源远流长，成为我国东南部的佛教中心。

杭州佛教，禅、教、律三宗并传。禅宗自初祖达摩至五祖弘忍，分成南、北两宗（慧能、神秀），由于南宗适应唐玄宗的政治需要取代了北宋。尔后又分“南岳”、“青原”两系。“南岳”派生出沩仰、临济；“青原”派生出法眼、曹洞、云门。加上临济又再生黄龙、杨岐两派。出现了佛教禅宗“五宗七家”的局面。杭州禅宗的发展，其中曹洞宗自清了正歇至长翁如净自杭城转向四明（今宁波），法眼宗由初祖文益再传弟子道潜、延寿继绪，云门宗由灵隐寺契嵩和净慈寺圆照倡导，但都先后于宋、元间中断法脉。杭州佛教长期占有优势地位的是临济杨岐派，江南临济宗大多出自杨岐派四祖的“三佛”（佛眼清远、佛鉴慧懃、佛果克勤），自此克勤弟子又分为杭州径山派（宗杲）和苏州虎丘派（绍隆），同属杨岐派，又有“看话禅”与“默照禅”之争；“灵隐派”与“北磵派”相异。

从杭州佛教发展史看，到了明代限佛甚严，冤狱迭起，但法藏仍在朝廷攻击下反对师说，主张一个“圆相”为禅宗五家的根本。晚明万历年间（1573——1620），高僧憨山德清、祩宏莲池、智旭蕅益、紫柏真可四大高僧鉴于明世宗以来佛教衰微，奋力弘佛。他们身体力行，著书授徒，云游四方，调和各派，艰苦卓越，甚至冒杀头入狱之险而不惧，经过他们的努力，佛教又渐渐复兴，走出低谷，并在明清之交，大批明末遗民遁身佛门，光大释旨。后人称这是“晚明四僧弘佛”的结果。而四僧的活动，基本上就在杭州佛地。如莲池大师又“以匡庐莲社宗风大振东南”，并在净慈寺集万人讲《圆觉经》，支持法藏学说，主张儒、释、道三教一致，持名念佛，建立净土道场，禅净一致成为“云栖宗风”。自此净土法门成为杭城佛教各宗的共同信仰，各宗学说一概以净土为归宿，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新中国的成立，党和国家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佛教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通过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政治运动，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佛教制度的改革，废除了佛教寺院的封建性管理和不合理制度。同时，积极争取团结、教育佛教界人士，通过学习，提高觉悟，虽有“左”的干扰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通过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杭州佛教界更加坚定爱国爱教的信念，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精神状态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一面整修寺庙，庄严祖庭，正常开展各种法务活动，一面发扬弘法利生、农禅并重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行许多服务性劳动和助残、助教、救灾等社会公益方面的工作，受到社会的承认。多年来，杭州佛教界还为社会稳定，祖国统一，国际友好，世界和平作出努力和贡献。在实践中，大大开拓了佛教事业的新领域，并得到了新发展。

1956年8月杭州市佛教界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了杭州市佛教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