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为发展杭州市的美术书画事业和恢复西泠印社社团，杭州市政府拿出位于市区最繁华地段的解放路、湖滨路口1000平米房屋组建“杭州书画社”。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题写牌匾，并于建国10周年之际开业。此后，杭州书画社日益繁荣发展，不仅中央和省市领导经常光顾，马一浮、张宗祥、潘天寿、沙孟海、邵裴子、吴茀之、诸乐三、阮性山、余任天、王个簃 、程十发、方介堪、方去疾、陆维钊等书画篆刻大家也经常展示作品或购买字画，成为与“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齐名的杭州最大的经营字画、文房用品和美术书籍的著名专业商店和老字号。

目前，杭州书画社迁址新办至运河边的西湖文化广场，与博物馆、科技馆、百货商城、影城、书城、剧院等为邻，既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又具极佳的商业环境。杭州书画社营业面积近千平方米，包括综合展厅和商场，可办各类中小型艺术展销、讲座、研讨、会议等，销售中高档印石、特色精品文房用具等，同时，继续保留位于西湖边将军路的杭州书画社湖滨分店。

1959年在建国十周年之际，杭州市委决定成立杭州书画社，作为杭州市的一个文化窗口。当时的市委书记王平夷指示：要把杭州书画社办成一个“来往无白丁”的文化单位，团结杭州及外地的书画家。正在这时，西泠印社从省里下放到杭州市。当时西泠印社只有孤山一个门市部，为恢复西泠印社，杭州书画社在经济上付出了巨大的支持。当时的杭州市文化局局长，后来又是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的孙晓泉，对西泠印社和杭州书画社的发展十分关心和支持。他知道光有西泠印社一个名称，没有坚实的文物收藏，没有学术交流等是不行的。因此，他指派杭州书画社王树勋主任和韩登安先生去上海动员老社员张鲁庵家属捐献极其珍贵的150多部印谱和一大批印章。这批珍贵的文物现已成为印社的镇社之宝。当时，上海市文化局不放行，认为这批文物应该留在上海。孙晓泉就亲自去上海，请当时华东局政法委书记曹漫之与上海市文化局协商，结果顺利解决了。后又收购了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赵之谦、虚谷、八大山人等一大批珍贵字画，极大地丰富了西泠印社的收藏。但这些都需要资金，虽然其中一部分由上级拨款收购，但很大一部份是书画社利润中支付的。

由于藏品的日益丰富，后来到书画社来的人档次越来越高。郭沫若、于立群多次来书画社，田家英、胡绳、陈伯达、康生等每到杭州必来书画社，他们是来看藏品的。省委书记霍士廉、林乎加、陈冰、李丰平等也常到书画社来。毛主席来杭州，省委必派人来书画社借藏品去给毛主席看。当时的书画社进进出出都是文化人，美院的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周昌谷等都与杭州书画社有密切关系。当时的书画社还有一个裱画工场，一边是门市部，一边是工场。门市部中购物的都是书画爱好者，买了东西就到裱画工场看裱板上的画，板上常有名家字画。省市委领导也常把名家字画送来装裱，来的次数多了，大家都熟悉了。林乎加、陈冰与裱画工场的同志都成朋友了。当时书画社真的是来往无白丁了。

所以杭州书画社对西泠印社的贡献是巨大的，没有杭州书画社就没有西泠印社今天这么多的藏品。西泠印社成立七十五周年大会后，西泠印社出版社也成立了，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书，如：《革命胜迹印谱》（叶剑英、赵朴初题字），新华社向国内外发了电讯稿，影响很大。又如《吴昌硕作品集》、《西泠艺丛》等等。后又出版了年历卡、挂历、年画等，销量特别大，利润也很可观，西泠印社影响越来越大。有人提出，干脆把杭州书画社改为西泠印社一块牌子算了。于是到了1979年，市政府将西泠印社改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保留杭州书画社的牌子，成为西泠印社的一个部门。杭州书画社存在已有五十多年了，它曾经凝聚过一大批书画名家，培育了一大批金石书画爱好的读者，他们经常在这里吸收营养，购买自己需要的美术用品，杭州书画社为杭州市的美术事业和篆刻书画的发展做出过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