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道宾（1541—1609年），字惟彦，号荆岩，谥文恪，福建晋江人。父杨敦厚（典史），以子贵，累赠礼部侍郎；祖父杨逢春，以孙贵，赠礼部侍郎；其从兄杨道会，累官布政使。杨道宾于明万历四年丙子（1576年）登解元刘廷兰榜举人。明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年），登唐文献榜进士。杨道宾名列第二（榜眼）。

杨道宾初授翰林编修，晋司业谕德，掌南京翰林院事，司经局洗马掌局事。擢国子祭酒，迁少詹事，升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转礼部左侍郎，改掌礼部部事，充经筵日讲，记注起居，累官礼部尚书。阉竖弄权，臣僚挟私，皇帝惑于女盅，疑案迭山，内变外患不愿深究，把朝政置于残噬之中。杨道宾看到这一积弊，直道疏谏，侃侃发舒。其为国子监祭酒的时候，从教育入手，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思想入手，带着对下一代的希望，疏请东宫行齿胄之礼；表进“三国志”“五代史”论，以古为鉴，斥阉宦竖公货财，词切而直。与诸国子按古射议行之，射圃悬省日之赏，以诱劝之，以推明高帝建立射圃学宫之意。杨道宾摄尚书礼部时，曾因天象星变，请释逮系在狱的知县满朝荐等人。再是请亟举朝讲大典，但都被当道者“冻死”不服。南京水灾，摇动江南，杨道宾立即疏陈修省五事：“葆清明平旦之气，以澄圣表；召阁部大臣入对，以决壅郁；复章奏批发之规，以尊主权；四、慎内批中发之旨，以杜群疑；去形迹体面之套，以振事功。又疏陈时政，略言：“宫中夜分方寝，日旰未起，致万几台临。请夙兴夜寐，以图治功。时御便殿，与大臣面决大政。章疏及时批答，毋留中及从内降。”万寿圣节，杨道宾缘华封三祝之意，推而衍之，疏曰：请皇帝励精图治，所以为受天之寿贶；二、命东宫诸王出而就傅，所以为受天之多男子贶；捐爵出禄，修废官、补大僚，所以为受天之富贶。疏入，称旨，赐杨道宾禄寿金字绫符。东宫（皇太子）辍讲已四年，上疏言：“太子天下本培，养宜厚，谕教宜勤，请亟涣玉音，卜期开讲。”且引唐朝宦官仇士良之语为戒。其冬，天鼓鸣，杨道宾上疏曰：“天之视听在民，今民生颠踬，无所赴愬，天若代为之鸣。宜急罢矿使，更张阙政，以和民心。”万历皇帝对此不以为然，根本不听。

这其中有个利害处：原来杨道兵请皇帝“更张阙政”，主要是“急罢矿使”。而开矿是皇帝答应的，矿使是皇帝派遣的。因为这个时候，承宁夏、朝鲜用兵之后，国用大匮；加上营建两宫，计臣束手，于是误听中官献言，派宦官到河南、山西、南直、湖广、浙江、陕西、四川、辽东、广东、广西、江西、福建、云南……等地，名为开矿，其实很多地方矿脉微细，得不偿失，这些中官便与奸人勾结，假开采之名，乘势横索民财。由是民不聊生，变乱峰起。杨道宾的“急罢矿使”，确实是对症下药，可是神宗皇帝昏庸，听不下去，这就注定其朝政永远腐败，没法药救。

杨道宾在礼部，多次负责主持考试，所取皆天下名士。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年）和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年）两度主持浙江顺天乡试。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后），奉旨主持会试（本科知贡举李廷机，主教官杨道宾、杨汝良，同考官黄国鼎皆晋江人）。

杨道宾对自己的约束非常严格。每遇进讲，必先盥春风焚香，正衣冠，端坐待旦。入视部事，下办公回邸舍，丝毫不把时间浪费掉，不是著书读书，就是撰写讲章，他的《春秋通鉴》就是这样撰成的。杨道宾非常重视史料建设。由于他在礼部时间长，情况熟悉。历来对大臣谥典久阙，不及时抢救，恐怕这样下去，事迹必然湮废，毁誉也必然失真。所以就这一问题，请下廷议，以三年五年为期，博采公论，酌拟奏闻，

杨道宾为人深受同僚响慕。居家孝友尽诚，与人煦温，引已反躬，靡有系吝，至乎义所不可，事所当为，不苟徇巽。杨道宾还作箴自警，大旨是：贵当可贱，富当可贫，须立定根脚。我不必是，人不必非，须剖破藩篱。性命为轻，名节为重，须审得权度。名位非求可得，祸患非避可免，当勘破机关……想不到这箴写成，遂为绝笔，殁年五十八岁。杨道宾逝世，朝士大夫多深为痛惜，为他请赠谥，得赠礼部尚书，谥文恪。皇帝还遣使营丧、护葬。名相叶向高为铭其墓，称他“直道而行，侃侃发舒，始终 然，身名无替，卓乎完行之名臣”云云。杨道宾所著有《文恪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