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汝泉（1895年2月—1969年11月），字时中，笔名白水、柏水。《大公报》记者。

1930年年初，蒋介石与汪精卫支持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沿陇海线各部署重兵，山东、河南、安徽一时间战云蔽日、硝烟弥漫，中原大地战事一触即发。杨汝泉主动请缨要求担任战地旅行通讯记者，对战争进展予以报道借以警世。当时《大公报》并没有战地记者，《大公报》高层对此极为重视，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与杨汝泉谈话表示欢迎和支持，他们对杨汝泉讲，你的通讯稿都是有关民生问题的，在各地新闻中十有八次占头条，并且常做“包厢”（报纸上镶有边框以示醒目），希望你深入战区事实报道，文责自负。

1930年5月初抵山东济南，中原大战于5月11日展开，杨汝泉在前线采访，及时发稿，《大公报》每天都刊登他关于战事的通讯报道。他深入到县、乡、镇、村收集统计战争给平民百姓造成的损失：房屋、牲口、家畜、青苗地、平民百姓伤亡情况等具体数字及失去家园流民惨状，都详尽报道。

由于及时报道了战事的进展、战区灾民惨状及无辜平民死亡数据，天津《大公报》的发行量陡增，从每天的两万份增至三万余份，全国各地报纸都有摘要转载。《踏破五百里战线》通讯稿一经刊发，在全国轰动一时，除稿酬外，杨汝泉另获20圆大洋特别奖励。

中原大战结束后，《大公报》决定开创农村旅行通讯，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开创农村旅行通讯这种形式。杨汝泉为首任农村旅行通讯记者，足迹踏遍了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察哈尔、绥远各地。

杨汝泉的通讯报道侧重于国计民生，关注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对于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及国民党军阀的丑恶行为，毫不留情予以揭露报道。这些新闻报道当时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的轰动。《大公报》发表后，上海、南京、香港等地报刊纷纷向《大公报》订购“航空报”，以便争先转载。这是中国北方报纸第一次有“航空报”。

1931年5月22日，胡适为《大公报》一万号纪念刊写文章，指出《大公报》的成功，不过是做了两件事“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杨汝泉的通讯报道在当时的《大公报》是很有影响力的。

1934年3月，天津《大公报》派杨汝泉和画家赵望云塞上采风，他们从唐山出发，至玉田、遵化，冒险通过日军占领区罗文峪、喜峰口，又经蓟县、古北口、八达岭，顺京绥线到张家口、张北等地，然后从大同北上内蒙古大草原。杨汝泉以旅行通讯的形式，在天津《大公报》及时报道了沿线日占区生活于社会底层贫民的悲惨状况，赵望云以绘画写生形式勾画了国土沦陷后穷苦百姓的种种生活状态，刻画了矿工生活的悲惨景况，以及农民辛勤劳作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真实景况。

杨汝泉给赵望云的每幅写生画配以文字说明，天津《大公报》从4月19日至7月24日，分15辑，连载写生作品和配文99幅。一时洛阳纸贵，读者致函要求结集出版。冯玉祥将军又为每一幅画配写了白话诗，同年12月，这本由“冯玉祥题诗、杨汝泉说明”的《赵望云塞上写生集》在《大公报》结集出版。

七七事变后，天津《大公报》南迁，杨汝泉留守，并兼香港《大公报》秘密通信员。

1946年4月，在我党地下党员李克简同志领导下，杨汝泉和原《大公报》英文编辑李子英（李木）创办了党的地下刊物《自由周报》，同年被国民党查封。

《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是这样评价杨汝泉的：汝泉亦振奇人。五年前曾任《大公报》旅行记者，往往只身裹粮徒步行乡僻间，日逾百里。所至不与荐绅先生周旋，而好与农夫竖子岩穴市井中人游，刺探民间疾苦，于贪官污吏之所为，与夫乡曲陋俗历史因袭之足以贼民世者，曲尽描摸，情宣泄不稍讳，以此召怒致谤，蔑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