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生，河南省固始县人，武汉大学中文系学士，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硕士，一级文学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93年调入台人事处工作，先后任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培训处副处长、干部处副处长、干部处处长、人事办副主任兼干部处处长、人事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央新影集团党委书记。

学术专著《中国单位制度》（合著）获全国第三届人事科研成果一等奖。担任《人在单位》《江南》《徽州》《嵩山》《徽商》等大型电视系列片总策划、总撰稿，其中《江南》获第十七届（2002年）“星光奖”一等奖、优秀撰稿奖，《徽州》 获第十八届（2003年）“星光奖”一等奖、优秀撰稿奖。出版散文集《江南》《徽州》等。诗集《羞涩》 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策划过央视2005、2006、2007年新年新诗会。

杨晓民是为数不多的处于隐匿状态和边缘状态的当代诗人，在各种围绕现代汉语诗歌展开的理论争执和学术殴斗中，在被诗人西川讽刺为“诗坛黑社会”的一些当代诗歌美学趣味小团体的混战当中，杨晓民把自己推到了诗坛各种圈子的边界。这样的姿态，使他有一种超然的创作心态，能够获得一种诗的超拔和坦然。这个来自江淮平原的农家子弟，曾经是一个好脾性的乡村教师，到今天，他还在一家著名的大众媒介中，担负着与诗歌毫无关系的人事工作，这是这个时代有趣的现象，就像是美国的杰出诗人史蒂文森是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理一样，这样的社会角色的悬置与疏离，恰恰使他获得了内心的阔大与高远的孤寂。

杨晓民对自己和诗歌的关系有着明确的概括：“我的工作环境离诗歌可能比较远……我个人和诗歌圈也离得比较远，我和诗界联系很少。诗歌是一种个人化的劳动。我认为诗歌既是一种形式，也是思想的，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但诗歌决不是表达思想，思想在诗歌里是一种诗性的思想。诗歌之于诗人，从语言学上来说是一种语言的冒险，也是精神的一种发现。”这种真诚的言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理论，但从中却折射出诗人对世俗命运的尊重与忍受：个人的生存方式无法承担诗歌的情感诉求，诗歌本身也不要求写作者进行世俗生活的牺牲，日益被金钱腐蚀的日常生活，可能或者在表面看来没有诗意，但对诗意的提炼和发现，却关乎一个人的智慧高度和灵魂纯度。这是从灰尘中提炼黄金的过程。在我看来，杨晓民的诗歌就有着这样的一种品质，他是独树一帜的，退一步讲，考察他的其他的社会学著作，表明他本人也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思想者。因此，对杨晓民来说，诗歌完全是在他个人的精神领地的独自开掘，默默生长，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样悄悄地走到了一个令人炫目的今天的高度。他的诗歌的最大的特点是，他能够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化，及时地作出了诗的、语言上的自觉反应，就像一片充满生命力的苔藓，寄托在诗人臆造的虚幻基石上，它拒绝接受当下庸俗小气的诗歌界的黯淡光辉的辉耀，内心也拒绝着日常生活的严酷威逼，它完全一个苦苦求索的、寂寞的个人心灵史的诗性记录，一个精神奇迹。

在今天，他的姿态就是一个真诚、勤劳而内敛的匠人，不断锻造着语言的金属，手持诗的金枝，使之闪闪发光，照着他沿途走过的所有的乡村和城市，黎明和黑夜，天空和大地，在这个不断重临的起点和不断抵达的过程中，他的一切收获，那些柔软的诗歌的词和句子，都超于物质之上，最终却汇集成了一个诗的另类现象，一个精神的真境花园。

细读杨晓民的诗歌，进行对他的诗的新批评派式的解读，很显然，更为吸引我注意力的是作为写作者的杨晓民，一旦把诗人这个称呼默默地像是戴上了荆棘的花冠一样地戴在了头上，我总感到一种深切的担忧，因为现今诗人这一身份，在长久的被政治所压榨的黑暗历史隧道，渐渐地成了一些人面目不清的道具和行头，而判断一个人“诗人气质”，在今天成为了一个对不合时宜的人的善意讽刺，甚至追求诗歌的荣耀，今天也变成了一种“功夫在诗外”的交换原则的阴谋勾当。而杨晓民在作诗和做人两方面体现出来的踏实顽强掘进，认真和朴素，一直以来对我构成某种不可言喻的暗示和启发：诗歌对人向来只提供内在的教化和无形的精神安慰，只是提升个体生命和精神质量的一种途径，没有太多的实际利益可以被炫耀。

杨晓民之所以远离是非蜂起的诗坛，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在他为“诗人”造像的一首同名诗作中，他用极端朴素的语言揭示了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精神来源和角色定位：“在蓝色的电视大楼上/我推开明媚的窗子/一列火车脱轨了/一个性感女郎/张贴在红色的道口上/在这亢奋的城市/我的头发一天天荒芜/我是这大地上稀有的居住者了/一声驴叫就会使我感动”。

在这几行自画像式的文字当中，我可以看出来，其内部充满了巨大的漩涡般的矛盾，这是一种理智和情感的矛盾，是日常经验世界和理想境地的矛盾。对此，杨晓民自己如是说：“我的写作本身是很矛盾的，作为一个诗人，很想争取更大的公共空间，或者更多的读者。而具体到我的写作，就偏重个人的叙述、心境、生命体验和精神成长，可以说是个人化、个性化的写作，充满着私密性和焦虑。这也是我的困惑，如今的公共空间太小了，诗歌一直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诗歌被压制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面，也是它悲剧性的一面吧。像我的写作，在可能的私人空间里，在保持个人独立性的基础上，能尽量对中国新诗的成长有所帮助，具有推动力，这也是一个汉诗写作者努力的方向吧。”这种矛盾，构成了诗人杨晓民所有的精神困惑和艰难的选择。在都市映照下的天空里，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当中，诗意被野蛮地推到了想像之域，回忆之域，这种退回到个人角落和人类原始背景之下的诗人姿态，对于杨晓民来说，完全是一种自愿的个人选择，这种选择同样是基于理智和情感两个方面的。在早期的作品中，我可以看到，在城市里生活了15年，对乡村背景的回望，始终如一地伴随着他的写作过程，他是一个带着乡村的文化乡愁一路一回头的。这么说，并不是要把杨晓民描述为一个后退的缺乏现代诗歌观念的乡间行吟者，他不是一厢情愿地拥抱古老的封闭的土地，而是在不断的深化和升华这种内在的灵魂诉求，把这种乡愁般的回望，变成了中国最终将由一个农业文明大国，向前现代甚至是后现代国家转化的一个十分精确深情的记录与脚注。

十余年间，他的写作经过了不同阶段的几次变化，其思考角度也不断拓宽，这其中诗歌写作是一部分，理论建树是一部分，在这些面貌迥异的文字形态背后，隐藏的是作者苦心孤诣的对语言背后的，不满于简单的乡村抒情和城市生活批判，也远离极端个人化的私语写作，和倚仗学院背景的“知识分子”写作，始终坚持着几近偏执的好诗标准：真诚、朴实，有着一颗赤子之心，做着语言的超现实白日梦。

也许，在杨晓民在诗坛获得了大名，荣誉已经尘埃落定后，再来追踪和叙描他写作的奥秘有点为时已晚，而在鲁迅文学奖的诗歌桂冠落在他身上之后，我的言说可能会有跟风之嫌。但是，我仍然在阅读杨晓民的大部分诗歌后，特别想要说出来，相对于一贯热闹的诗坛，在这个冷清而执着的诗人身上，体现了一种新的诗歌风度和语言现实。而且，即使他已经获得了一些来自诗歌本身的真诚的嘉许与奖赏，但我仍然坚执地把我个人的想法呈现出来，和关心诗歌的所有读者一起，重新认识和享受他纯粹属于诗歌的探索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