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麟（1870—1913），又名杨德邻，湖南长沙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1905年作为湖南省派遣的官费留学生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就读。1908年加入南社。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赴石家庄联络蓝天蔚、吴禄贞与张绍曾等人共图大举。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被袁世凯爪牙汤芗铭杀害。

杨德麟，又称杨德邻，1870年6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高桥甘草坑。因其父去世甚早，故家境贫寒。时年十岁的杨德麟正当是入学读书的年龄，可由于无钱交学费只好留在家中与时年八岁的二弟毓麟一起担当了教授幼弟杨殿麟之重任，且对杨殿麟“期望甚殷，督责甚严，稍荒课业则垂涕而告曰：何以慰母心耶？”以至杨殿麟成人之后发出感叹：“殿麟今日之稍有知识，实两兄之赐也”。杨德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他“勤学问，不屑屑于举业。”杨德麟、杨毓麟二人十份懂事，见父亲早逝，家境贫寒，其母悲痛万份，于是两兄弟加倍努力学习。毓麟自幼聪惠，“年未成童，即已知名。”12岁即为清郡庠生（即秀才）；杨德麟感到羞耻，仿效古人悬梁刺股之精神将发辨末稍用绳牵扯吊在屋粱上——磕睡时，头往下一栽即被扯醒，就这样发奋攻书，每晚至夜半，于是继弟而入阜庠，16岁考取清郡庠生。由于兄弟二人努力于学业，使其母于悲痛之中得到极大的安慰。

　　杨德麟自幼研读经史地理古文，尤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且好学深思。1902年杨毓麟留学日本后常劝其兄杨德麟东渡留学日本。然此时杨殿麟病残，家境奇宭，杨毓麟忧国忘家，不问生计；全家衣食，赖杨德麟一人支持，故吾祖父无力留学日本。他于1902年冬，受江西余氏之邀请，到其家教馆，带余氏子弟进京游学，兼任瞿鸿机家庭教师。1903年，回长沙，应明德学堂胡元倓先生之聘，在长沙明德、经正等学校任教，“和黄克强同主讲席”向学生宣传反清的革命思想，“辄以种族思想灌输青年，湘中革命思潮之发达，盖自此始。”。1904年秋，黄兴、刘揆一等发动长沙起义，不慎事泄失败，亡命日本，杨德麟只得回家躲避数月，于1905年夏，作为湖南省派遣的官费留学生留学日本，稍偿夙愿。先入弘文学院，继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就读。他“研习政法，大量翻译欧美名著，皆借他人名义出版发行。课后调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眼界顿开，思想也因之大变”。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黄兴等力邀杨德麟加入中国同盟会，因杨德麟此时还倾向于改良，故他以“宗旨不合，未允参加”。1906年他加入日知社；同年其二弟杨毓麟加入中国同盟会，杨德麟十分支持其二弟杨毓麟的革命活动。1907年2月杨德麟与留日友人杨度、陆鸿逵、胡元倓等人在日本东京组织宪政会，政闻社，宪政工会等组织。其“宗旨在于预备立宪进行之法，以期宪政之实行”，并提出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回国后他积极投入上书请愿活动，要求立宪，并赴东南各省游说，旋回京城创办《中央日报》社，任编辑，代表舆论，指责当局之腐败无能，宣传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曾著“法律学小史”、“法律学小史（续）”及“筹蒙芻议”。其中“筹蒙芻议”一书，对边疆蒙古的危机深表关切，提出经营蒙古，保卫蒙古的真知灼见。此书被奉天的民政使张元奇推崇备至。张在奉天设立全省的地方自治筹备处，盛邀德麟公到奉天主持此事。杨德麟在奉天三年，创办《自治旬报》，亲往奉天各县考察，痛切指出满清政府弊窦，宣传地方自治主张。1908年杨德麟加入南社，是著名的南社成员，写有很多著作，可惜大多毁于“二次革命”的战火之中。

　　1909年，清朝廷宣布“预备立宪，维新图治”，湖南咨议局多次邀请杨德麟，希望他加入咨议局。1910年杨德麟回到长沙，对湘省立宪提出很多建议，但当局只是敷衍塞责，没有行动，他便愤而辞湘，仍归奉天。积极组织国会请愿运动。他希望通过和平请愿等合法斗争，迫使清政府实行民主强国。

1911年4月，清廷“皇族内阁”组成，暴露“预备立宪”原属骗局，这给杨德麟极大的刺激，他陷入徬徨苦闷之中。不久，其弟杨毓麟在英蹈海殉国，他悲痛欲绝，转而力主反清革命，“以继弟志”。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杨德麟赴石家庄联络日知社同志蓝天蔚、第六镇统标吴禄贞与张绍曾等共图大举，谋断京津、京汉两路，夹击北京，实行“中央革命”。不料，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德麟仅以身免”，行动失败。后与蓝天蔚潜走上海，筹划北伐事宜。南北和议后任南京留守府秘书。由于此时临时政府财政奇绌，杨德麟与黄兴发动“国民捐”，以救中央政府燃眉之急；还曾代表黄兴出席“政见商榷会”。南京留守府撤消后，于1912年九月，由宋教仁派回湖南，担任国民党演说员，复任国民党湖南支部长。以国民党总部发言人身份公开演说，宣传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主张。积极支持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通过合法斗争重新掌握政权，以对抗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其演说稿《国民党演说员杨德麟稿》后由国民党湖南支部出版发行，影响颇大。

　　1913年三月，杨德麟出任湖南省财政司司长兼民政司司长。在任期间，他“整理度支，不苟取民间一文”，清末湖南水患频发，下游多成泽国。杨德麟公非常注重修堤工作。春间贷款修筑，秋收取谷储积。游民得以工作，淤土变成膏胰”。使得湖南财政收支相抵后尚有结余，能有钱粮支持中央，支援他省。“各省之拥护中央，救济邻省，未有如湖南者也。”杨德麟深知国家财政奇缺，于是对于公款，他总是苦心筹划，以使没有浪费。他不敢乱用一分钱公款，用人则量才授职，不徇情面；亲戚朋友偶尔有求也是严词拒绝，别人以后也就不敢以私事相求了。杨德麟反对袁世凯态度十分坚决，办事廉洁奉公。

　　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杨德麟万分愤慨，四处演说，主张非彻底查清“宋案”主谋不可，将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世凯对杨德麟恨之入骨。二次革命军兴，杨德麟与谭人凤等组织了湖南的讨袁运动，不幸事败。袁世凯派其亲信汤芗铭就任湖南都督。汤芗铭上任后，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此时革命党人都劝杨德麟远走他乡，然杨德麟谓：必先交接清楚，方可离职，来去当明白，不可苟且趋避，且经手财政，丝毫皆有册籍可稽，复何所惧？

　　杨德麟自信无罪，坦然待之，且促汤芗铭派人接替，以便交待。然没意识到袁世凯、汤芗铭之流的阴险毒辣，汤芗铭于1913年11月9日将杨德麟等人逮捕入狱。此间，时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曾顺应民意，挽救杨德麟，亲笔写信给湖南都督汤芗铭：告诫汤芗铭：“杨德麟乃公众人物于国于民影响甚大，必须公审而绝对不能草率杀戮。”然而做贼心虚的汤芗铭终于还是奉袁世凯的密令而于同年11月14日迫不及待将杨德麟枪杀，时年仅43岁。杨德麟临刑前曾赋诗一首，表现了他视死如归的壮士气概：欲抵黄龙饮一缸，头颅万里孰能降？德公此去谋何断，凄绝招魂易水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