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修，江苏泰州人。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参加上海接管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工商处副处长，市工商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商业二局局长、党组书记。1979年7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79年后历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党组书记，爱建公司代董事长、副董事长、党组书记，爱建特种基金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曾任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第五、六届委员，第五届副秘书长、经济工作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离休。

　　杨延修，江苏泰州人。1931年加入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以广大华行副总经理身份为掩护，从事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隐蔽战线工作。1949年5月参加上海接管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工商处副处长，市工商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商业二局局长、党组书记。1979年7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79年后历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党组书记，爱建公司代董事长、副董事长、党组书记，爱建特种基金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曾任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第五、六届委员，第五届副秘书长、经济工作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离休。

杨延修，又名连生，再之。1911年1月30日出生于江苏泰州，家境贫苦，7岁离家来沪。依靠摆皮鞋摊的叔父生活。在上海联义善会义务小学就读3年以后，回泰州读完了初级中学。因无力升学，辍学跟二哥学皮匠手艺。14岁到上海英商信纳洋行保险部经纪人金嗣云处做实习生，后转入法商保太保险公司华经理处当职员。白天辛勤工作，晚上先后在景林堂夜校，青年会夜校、民治夜中学习，并积极参加学生会活动，首任民治夜中学生会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加入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募捐等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爱国活动，曾担任中队长等职务，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为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参加战时服务团，救护伤民和难民。

　　与卢绪章、张平，田鸣皋，郑栋林等于1933年合资创办了广大华行，业余时间经营西药、医疗器械等邮购服务。同时读书学习小组活动。此时先后参加了量才图书馆、蚁社，青年会以及沪江大学社会科学讲习班的学习与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2月，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积极开展战时服务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不久，遭到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查封，杨延修在中共地下党员李希之，石志昂的领导下，与卢绪章等继续团结群众进行抗日活动直至沦为“孤岛”，嗣后，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积极筹备成立公开合法地位的群众性团体“华联同乐会”，并参加有刘少文领导的“星一聚餐会”，广泛接触各界进步人士。

　　1938年4月，华联同乐会正式成立，杨延修以常务理事身份兼任秘书处主任，同月，杨延修由卢绪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共华联党团成员，分工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上海形势恶化，杨延修奉上级党组织指示撤出华联同乐会，由广大华行派出昆明担任广大华行昆明分行经理，开拓大后方业务。他在昆明参加了以推动当地职业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宗旨的“昆明业余联谊社“，曾担任代理主席、中共昆明地下党支部委员。

　　1940年广大华行改为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秘密工作机构，由周恩来在重庆亲自领导，杨延修以广大华行副总经理及昆明分行经理的身份，在昆明广交朋友，积极参与上层社团的经济合作活动，提高了企业和个人的社会名声和地位，使经营的各项业务有了迅猛的发展。同时又以此为据点，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重庆广大华行总行决定迁回上海，特派杨延修紧急赶回上海，开展各项准备工作，他设法弄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卫生局接收员的身份，抢先回到上海，在外滩一号英商亚细亚大楼选定总行新址，并与各地的分支机构和美国分公司取得联系，积极开展进口西药、化工原料、五金材料等业务，1946年创办了上海广大药房，并担任经理。后又参加广大华行与陈果夫合作创办“中心制药厂”的工作。

　　1948年7月，因为曾与广大华行进行秘密联系过的一位地下党干部突然被捕，杨延修奉党组织紧急通知撤离上海，转道台湾会同张平一起前往香港，那时广大华行总行已全部搬至香港。杨延修兼任该行投资的广业置业公司经理，并参加了党内学习和整风运动。

　　1949年3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他离开香港去北平，向中共中央社会部报到。在天津参加了由刘少奇领导的接管天津市的调查研究工作。同年4月，随解放大军南下，准备接管上海。

　　1949年广大华行根据中央指示并入华润公司，杨延修按照规定将个人在广大华行的股份、红利全部上缴党组织。上海解放以后，他又把个人名义，对外投资的股票和银行存款，全部上交给上海市工商局党总支，得到组织上的表扬。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1958年，杨延修先后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商处副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成员，市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党组副书记书记，市商业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市商业二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十人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1958年整风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下放农场劳动。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以后，曾任上海市南汇区老港公社副主任，农场副场长。1961年8月起任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副经理。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广大华行专案调查牵连，隔离审查两年半后下放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所属的水产市场，加工场、冷冻厂和水产商店等基层单位劳动达十多年之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的2月，中共上海市委发文，杨延修错划右派问题作出了改正结论，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行政级别待遇。

　　1979年3月，随上海工商界经济代表团访问香港，与包玉刚等久别重逢，共话合作。曾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党组书记。他参与刘靖基等工商业者筹建大陆改革开放之后首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1979年9月，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成立以后，他担任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杨延修重新工作以后还分别担任了以下职务：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五届副秘书长、党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机关党委成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五届常委。

　　1985年6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享受副市级医疗、住房待遇。

　　1988年离休以后，杨延修继续担任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副董事长。1992年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成立以后，他担任公司的副董事长，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96年起，担任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代董事长，1997年任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1999年起，杨延修担任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顾问，并先后任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会第三届、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2008年起，他担任爱建特种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在2009年，爱建公司成立30周年之际，他的特地为公司作了“齐心协力、振兴爱建事业”的题词并祝贺。

　　2010年初，杨延修度过了100虚岁的生日。

　　2011年5月起，享受正市级医疗待遇。

　　2012年9月，他以名誉董事长的身份出席了庆祝上海工商界爱国特种基金会成立20周年大会。2013年初，他出席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会团拜会。同年夏，为爱建基金会参与上海新一轮改革开放作出贡献，穿针引线，多次邀集有关同志进行商议。

　　他曾担任过的其他主要职务还有：上海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常务董事，中外合资上海联合实业公司副监事长，上海爱建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爱建（香港）公司副董事长，香港上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市工商学院董事，上海市老年基金会顾问，陶行知基金会顾问等。

回顾人生中起起落落，杨延修老人感慨万千：“我的文化水平低，只读到小学四年级，我做过皮匠，当过茶房，也做过其他底层工作。后来地位高了，也不断地进行补习，到今天文化水平仍然不是太高。我虽已百岁高龄，但还要继续不断地学习，努力跟上社会的进步，尽可能在有生之年为党和国家多做些事。”

淡泊明志是杨老的座右铭：“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为了党的事业，牺牲的人很多，一时的委屈也总是难免的。在我被错划为右派时，报纸上把我正面的东西都变成了反面的。这都是误会。我心里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以我一点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