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存堂，笔名柳植，男，教授，1934年11月29日出生于陕西省凤翔县的一个叫做六冢地方的农民家庭。

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的苏联史学家。 长期从事世界现代史、苏联史的教学、研究。曾给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博士生讲授过世界现代史、苏联史等课程多门，曾获校教学质量优秀奖。主要研究苏联史和史学理论，曾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陕西师大学报》等权威、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了《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研究》、《苏美冷战中一次极限》、《世纪性的实践》等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反响，一些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全文转载或观点摘编，同时先后获陕西省教委优秀社科成果奖2等奖、和陕西省政府优秀社科成果奖3等奖。研究课题《列宁最后思想》1983　年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曾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28、29卷，曾参加《苏联史纲》编著。曾任中国苏联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史学会副会长。

他懂事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全面抗战之中，留在他幼小心灵中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日本飞机对宝鸡的不断轰炸和农村中流传的中条山战役的悲壮故事。七岁那年，被送到村庄旁边的六冢小学读书。这个学校原是一所半私塾式的学堂，后来改建成中心小学。那个年代，农村生活十分艰难，连小学生的课本都买不到，只有借高年级用过的，还不能人手一册。会写字以后，经常在课堂上照着老师的板书抄课文。小学五年级暑假的一天，他和几个同学到凤翔县城，发现到处张灯结彩，鞭炮阵阵，这才知道抗战胜利了。小学毕业后，家境贫困，上不起普通中学，便考进了有学生津贴的凤翔师范学校。这时，又逢国共内战，国统区抓兵征粮，学校里常闹学潮，凤翔又处于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区，经历两次解放。中学生活基本上也是在激烈动荡的环境中度过的。

1949年凤翔第二次解放后，新政权建立。不少教师学生参军、参干，致使小学老师缺员，1950年8月，年龄不大的他被派到凤翔县西街小学任教，1952年2月，又调到凤翔师范附小， 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音乐教师。4年的小学工作，奠定了他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基础。在担负繁重教学和社会活动的同时，自修了自己未完成的高中课程。1954年考入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在大学学习的几年，是他成长过程的重要阶段，不仅学习了系统的专业知识，而且入了党，在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中虔诚激进，冲撞陶冶，也犯了一些左的错误，留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大学毕业后留在历史系，先担任行政工作，后转为世界史教研室的助教。从1960年底到1963年底，跟胡锡年先生读完世界现代史研究生课程，结业时写的关于苏联裁军问题的论文曾在全校学术大会上作了报告。

“文革”以前，师范院校以教学为主，对青年教师要求很严，要经过长时间认真备课，写好讲稿，取得指导教师认可后，方能逐步走上课堂。经过几年的努力，开始上课了，却碰上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1964年去宜君县参加农村社教，1965年又参加西安市的城市社教，接着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十几年，不只荒废了正值黄金年华的旺盛精力，而且“文革”中几乎搭上了自己的性命。不过，经历是个人的宝贵财富，经过这些折腾和磨练，不仅使他变得理智和成熟了，而且对未来的为人和研究工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文革”晚期，学校成立了写作组，开始由郭琦领头，杨存堂和历史系的孙达人、何清谷、中文系的寇效信、政教系的陈俊民等都曾先后参加。陕西师大的文科一直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校写作组曾几次被邀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写文章。值得一提的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写作组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一文，是“文革”后在全国首先提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文章。杨存堂就是那篇文章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在历史学科，搞世界史比搞中国史要难，不仅有语言文字的难关，而且在国内能看到的资料也极为有限，当时又很少有出国留学的机会。眼看着搞中国史的同事不断出成果，他却被外语和资料拦着路，因此曾对坚持自己的专业产生动摇。就在校写作组期间，由于要配合政治任务，便同孙达人、何清谷等一起写有关评论秦始皇、吕后及其他中国历史问题的文章，这使他对中国史的研究发生了兴趣，一度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一改变似乎也行之有效，竟然在《历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受到国内学者注意的中国古代史的文章。后来还是回到了自己本来的专业上。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他被任命为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由于1957年以来的极左思潮打乱了正常的教学和学术规律，困难时期又把大批青年教师下放，“文革”中个别老教师被迫害致死，世界史的教学与科研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在世界史教研室的恢复和振兴工作中，他一方面抓教师队伍的补充，恢复和健全正常的教学工作；另一方面则确定世界史的科研方向，以提高学科的学术水平。胡锡年先生擅长日本史，1978年学校招收第一届硕士生时，他就争取给胡先生招收了日本史研究生。为世界史思考的另一个科研点就是苏联史。要为改革开放提供历史借鉴，就必须重新认真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郭琦副校长在“文革”前曾为学校的科研提出“出潼关、上北京”的口号，意思是要追赶省内和国内的先进水平。苏联史是解放后才有的新学科，全国各校的处境、水平差不多，校图书馆保存有比较丰富的俄文资料，因此，他觉得，只要组织一批力量，下功夫研究，就能在这一学科争取到国内的发言权。想好这一点后，他给李绵校长写了一份报告，请求在历史系建立苏联史研究室。李校长听了汇报后，表示支持，并叫教务处的领导给予具体帮助。

建立苏联史研究室的想法得到领导首肯，但当时教研室从事苏联史研究的只有杨存堂一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从三方面着手：第一，收揽人才，人才是研究室能否存在的基础。可这方面国内的人才很少，即使有也是各单位的骨干，难以调来。所以就决定招收研究生，自己培养。当时杨存堂系讲师职称，没有资格招收研究生，他就动员“文革”后期同自己一起写《赫鲁晓夫传》的朱本源老先生，1978年在朱先生的名下招收了两名苏联史研究生。1982年杨存堂晋为副教授，取得招生资格，苏联史研究生就一直招下去，先后培养了十来届20名硕士生。这不但解决了苏联史研究室的人员问题，同时也为国内其它院校和单位提供了这方面的人才。第二，创办《苏联历史问题》杂志。要开展这一学科的研究，必须有自己的学术阵地，发表研究成果，同国内学者建立联系和交流。在教务处领导的支持下，1978年出刊了《苏联历史译文辑》，先刊登多年来被忽视了的重要资料和国外的研究论文。这个刊物一出现就受到国内同行的欢迎。1982年改为《苏联历史问题》，面向全国内部发行。因为它是国内仅有的反映苏联历史研究状况的专业刊物，很快就招徕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和投稿。办一份杂志不容易，研究室并没有专业编辑人员，就靠几个教学和研究人员在业余加班加点，艰苦奋斗。为了集中全部精力于苏联史学科的建设，杨存堂辞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职务，只担任苏联史研究室主任和杂志的主编。杂志确实带动了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参加过编辑本杂志的几位年轻教师的研究水平提高很快，后来，葛新生还被调到世界历史研究所做《世界历史》杂志的编辑。围绕《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研究室同全国的苏联史研究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杂志在全国的世界史和苏联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份内部发行的刊物，在1992年竟被评为全国史学类的核心刊物。遗憾的是，由于经费困难，1993年被迫终刊。从创刊到终刊共出刊50多期，它不仅是我校学术史上的一项纪录，而且也是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进程中的一份记录，至今许多人还念念不忘。第三，组织力量，潜心研究。由于培养研究生、创办杂志，苏联史研究室逐渐积累了一定的力量，到90年代初，已经有了一支年龄分布合理的梯队。这支队伍的研究成果，在各次会议上的发言，受到国内同行的重视。随着研究室的发展和壮大以及《苏联历史问题》影响的不断扩大，陕西师大便成为国内公认的苏联史研究中心之一。因此，1984年我校就成为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的发起和筹备单位之一。1985年由我校筹办在西安召开了成立大会，杨存堂被选为研究会副秘书长，后来担任了副会长（退休后卸职）。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的十周年、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都在我校召开。

杨存堂在主编杂志、担负教学任务的同时抓紧研究，写了不少在学科中有独到见解、对国家改革事业提供有益借鉴的文章，例如，《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怎样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关于赫鲁晓夫主义及其社会历史根源》、《十月革命与历史的选择性》、《农业集体化的理论与农民经济的历史命运》、《1917年俄国革命的原因与后果的相悖现象》等，受国内世界史、苏联史学界的重视。杨存堂还应邀参加了全国协作项目《苏联史纲》的撰写工作。1989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专著《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研究》。1988年晋为教授职称。杨存堂的研究成果曾两次获得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奖。他曾担任陕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

杨存堂并未轻视教学工作，先后给本科学生上基础课世界现代史和选修课苏联史、当代社会主义等课程，获得学校第一届教学质量优秀奖。

1996年退休后，在坚持带完自己的研究生的同时，又投身于一项新的工程。历史档案是研究历史最重要的依据和资料。还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后期，苏联当局就开始逐步解密了一些国家和党的档案。作为苏联史的研究者，他深知收集利用这些档案的重要性，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上就刊登过一些档案。苏联解体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走完一个过程，这是研究苏联历史的大好时机，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研究苏联史的新高潮。正好，苏联时期的历史档案大量解秘。不仅俄国国内的学者抓紧时机，利用这些档案，而且其他大国也在争先恐后地从俄罗斯购买、复印这些档案，在自己国家大量翻译和出版。但是，我国国内的研究单位大都经费不足，没有能力翻译出版这些重要资料。正当研究苏联历史的学者对这种局面一筹莫展的时候，青年学者沈志华在前些年的商业大潮中挣了一笔钱，愿意拿出100万元来干这件事。包括杨存堂在内的国内几位年龄大的苏联史学者深受感动，便踊跃地参加了这一工作。沈志华成立一个机构，雇佣了几个资料员和计算机操作员。把从俄国的各种杂志上、俄国国家档案馆、其他国家研究机构收集和复印到的档案，组织俄语人才进行翻译，然后由这些研究人员分头校对、整理、编辑和注释。这件事整整干了6年。后来这一工程被收到社会科学院，列为该院的一项重要项目。为了适应这一工作的需要，杨存堂自己买了电脑，不顾自己年老心拙手笨，硬是学会电脑操作。这些年，他还利用手中的档案资料撰写了几篇文章和《美苏冷战中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一书。在2004年70岁的时候，为了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做一总结，编辑了《世纪性的实践》文集，同国内其他三位苏联史学者的文集一起被冠名《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2005年出版。这套书集中了四位作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已被许多学校作为苏联史博士生的必读书。

档案出版后，杨存堂和编辑档案的几位学者又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撰写多卷本的苏联史。2004年1月杨存堂被校学位委员会列为博士导师，现在还带着一个学生。

1、《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研究》，陕西师大出版社，1989年2月。

2、《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年10月。

3、《世纪性的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4、《十月革命与历史的选择性》，《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5、《关于列宁的最后思想》，《世界历史》，1987年第5期。

6、《论历史的选择性》，《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

7、《1917年俄国革命原因与后果的向悖现象》，《东欧与中亚研究》，1998年第5期。

8、《赫鲁晓夫改革的历史意义》，《世界历史》1987年第5期。

9、《一场惊心动魄的和对抗》，《百年潮》2000年第3期。

10、《贝利亚是极其案真相》，《南方周末》2002年9月17日，《陕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