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佩璋（1850~1920），字筱村，今河南长葛市后河镇后河村人，清代旋补内阁学士。

少失父母，衣食艰辛。堂伯丙昌携其至浚县训导任所，衣食教诲，待若亲生。 筱村刻苦攻读，以案元入庠，同治十二年（1873年）拔贡，光绪二年（1876年）中举人，次年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时，周围同僚趋炎附势，相互推崇之风甚盛，而筱村以名节自重，岸然自守，杜门读书，不接权贵，故沉浮词馆二十余载无升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迁国子监司业，后转左春坊左中允司经局洗马。二十六年（1900年）补翰林院侍讲，次年迁待读，升侍讲学士。旋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九年（1903年）署督察院副都御史，筱村以廉洁自守，以忠贞处世，不事逢迎，绝少私交，虽身居高位，而门可罗雀。尽管同僚讥诮，筱村却不改其素。 筱村学博识广，善于鉴赏古书画，京师推为专家。为文独造，清真雅正。书法颜柳，字字端楷。惜内向不露，所遗作品甚少，民国9年（1920年）寿终。

光绪辛丑年（1901年），杨佩璋升迁侍讲学士（学位的一种，通常是初级或最低级学位）、旋补内阁（中内政务机构）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绪癸卯（1903年），杨佩璋由内阁学士兼礼部（掌礼乐、祭祀、封建、宴乐文学贡举的政令）侍郎（政府各部的副部长，地位次于尚书）升迁至兵部右侍郎、吏部（主管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右侍郎等。几年来的连续升迁，却并没能改变他的天生秉性。仕途的沉浮更让他对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失去了信心。因此，他经常与志同道合之友畅游北京城的名山胜水，有时激扬文字，有时把酒消愁，以此宣泄胸中之闷。但是，杨佩璋从来不愿与奸佞之人为伍，也不愿参与文治武力的活动。但是，对于乡亲们的拜访，他都乐意相陪，并救人于危难之中。

杨佩璋，在长葛历史上，应该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名人。论学识，进士出身，主考江南，一代帝师，可以说是当时出类拔萃，凤毛麟角的大学问家：论职位，在清代也是朝廷大员；论人品，身处腐败透顶的清未官场，能“以清真雅正为宗”，不攀附，不阿谀，不追名，不逐利，洁身自好，潜心学问，寄情林泉，以至“门可罗雀”，矢志不移，直至告老还乡，乐为布衣，诚属难能可贵。

杨佩璋的宦海生涯，刚好是清王朝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最后几十年，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弥留之际。此时此刻，像杨佩璋这样由孔孟之道造就的正人君子，靠自己的人品学识在清廷得以生存，为最高统治阶级效劳已经很不容易，至于治国安民，真的是难有所为。他知道大势已去，无力回天，既然不能“兼济天下”，那就只有“独善其身”。或许正缘于此，在国史文献中，很少见杨佩璋的踪迹。

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杨佩璋朝廷大员几十年，个人竟无什么家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由京城带回家乡并留给后世的唯一遗产就是他收藏的字画古玩。而这笔令人视为价值连城的珠宝，他监终时告诉后人要“挥霍净空”。又是为何呢？这也许就是杨佩璋的为人。

杨佩璋的父亲杨炳煌曾在江南为官，母亲张氏也是一位江南女子。咸丰癸丑（公元八五三年正月十十六），杨佩璋出生于江南。在他五岁时，父亲经常忙于公务，很少帮他读书识字，但张氏却不停地教导儿子。三岁那年，他已经能够熟背《千字文》、《百家姓》，四岁会背诗经百首。聪慧好学的天资着实让大人们惊讶。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杨佩璋天资勃发、学业猛进之时，杨炳煌因病离任。回乡不足半年便丢下娇妻爱子，带着望子成龙的遗憾离开了人世。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张氏痛不欲生，几次都想随夫而去，但丈夫的临终嘱托，爱子的天资聪慧，使她抱定了将小佩璋抚养成人，让丈夫九泉安息的意愿。

世态的炎凉，使孤儿寡母受尽了人间的磨难。杨炳煌在任多年，两袖清风，并没有给娇妻爱子留下什么财产。因此，分家不足一年，钱财都花完了。偶尔生病，只有靠乡邻资助。为维持生计，张氏只得替人纺线、织布等以解燃眉。

本族同龄的孩子都上了学，并且足不出户，请先生住家，十分方便，但却没有杨佩璋的份儿。孩子闹着要上学，但是没有钱粮交费，为此，张氏也是哭了一场又一场，没办法！但她仍有一个信念：再穷也要让孩子读书，不辜负丈夫的遗愿。当时，镇北的李家请了位任先生，李家曾受过杨炳煌的资助，当得知张氏的遭遇及佩璋要求读书时，便提出收佩璋入学，不要学费，以报滴水之恩。佩璋背着母亲连夜缝制的书包，在张氏的带领下拜见了先生。几天来，天不亮张氏就做好饭及时送孩子上学，傍晚在村口等孩子回家。略懂事理的佩璋为减轻母亲的负担，几天后便拒绝母亲接送，一个人独来独往。杨佩璋也是发奋读书，分外用功。晚上，母亲在灯下纺线，小佩璋也跟着灯光读书。儿子趴在书桌上睡了，母亲将儿子抱到床上，继续防线。在那里读书虽不交学费，但每天三趟六回少不了，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增加读书时间，他向母亲提出了每天回家一次的要求。那年家里收了几斗黑豆，他便让母亲将黑豆炒一些当作午饭，母亲同意了。

从此，在李家塾堂，佩璋总是第一个走进教室读书，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人。本来就喜欢佩璋的先生见他朝朝如此，觉得很奇怪，决定看小佩璋用了什么样的绝招，中午放学了，同窗大都离开教室，杨佩璋手捧书本默默的读着。待同窗走完以后，他才独自一人向小河走去。他来河湾内，蹲在地上，从腰间解下布袋，倒出炒豆，咀嚼一会儿，便捧起河水喝上几口。这一切都让任先生站在河湾上看得清清楚楚，禁不住喊声：“佩璋”，便把他拉回教室。从此，先生总是给他准备午饭，对此，他日后常常感恩不尽，并以优异的成绩为先生和母亲争了光。

杨佩璋少年时就非常聪明。后河镇的北门里有一家客栈（旅店）是杨佩璋去榆林读书的必经之地。店主韦三为人诚恳、勤劳，铺面也很整洁，因此南北来往的客人经常来此小住。那天晚钣后，来了两位客人，韦三热情迎接后认为二人同行，没有多问便把二人安排在同一房间。第二天一早，二人的房间传来了一阵阵争吵声，韦三打开门一看，二人正在扯着一条被子东拉西拽，互不相让，都说被子是自己的。见店主走来，二人争着陈述自己的理由。原来，二人并非同行，一个是禹洲的店伙计赵成，一个是山北的刘赖，只不过是一同进店而已。昨天休息时，善良的赵成见天气有些凉，提出二人合伙休息，并把自己带的被子展开搭在上面，刁钻的刘赖在意了。半夜里，他起了抢被的歹心，趁赵成酣睡时用绳将被角烙下一个小洞，以此作为自己的证据，将被子拒为己有。善良的赵成做梦也没想到好心竟有如此的回报，大喊冤枉，拉着刘赖要上公堂，店主左右为难。

杨佩璋早上上学刚好经过，他把店主拉到一边，听完叙述后，说这个案子不用去公堂，一句话就完事了。见三尺顽童判案，一会儿围了一大群人。赵成只有听天由命，刘赖则喜上眉梢，稳站一旁。开始断案了，原告、被告各自陈述后，杨佩璋又过目了刘赖所谓的证据，随后说：“原告、被告的陈述都是事实，请二位扯起被子听从本官判决”。只见杨佩璋用手柞量了被子的长度并取了中线，判道：“此被一分为二”。说着他从让主手中取过剪刀要剪，赵成一听判决急忙松手，被子掉在地上，杨佩璋无法下剪，而刘赖则紧抓不放。这时杨佩璋仍下剪刀，将被子扯入怀里，递给赵成，说：“被子是你的，赶快上路吧！”又对刘赖说：“如果不服判决，可随我公堂上见”。刘赖见事情败露，便灰溜溜地从人群中逃走了。众人问其原由，杨佩璋说：“自己的东西必然爱惜，赵成当然不忍心；侥幸得来的必然庆幸，能得一点是一点，刘赖就是这样。”众人恍然大悟。杨佩璋揭露了刘赖抢夺手段后，便背起书包向学校奔去。

正当杨佩璋发奋苦读，立志为父母争光之时，张氏大病卧床。佩璋知道，母亲的病纯属劳累所致，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因此，为宽慰母亲，他日夜守侯在病榻前。张氏知道自己不能看着儿子成材，因此每当她清醒之时总要教导儿子认真读书，不能辜负父母重望。几个月来，佩璋不能入学，就在母亲床前学习功课。没有钱抓药，他常趁母亲熟睡或病轻时，上山砍柴，换回药钱。为了使佩璋不误学业，张氏也忍病坚持劳作，笑脸送儿子上学。母子俩相依为命，受尽了人间煎熬。天难随人愿，张我带着望子成龙的遗愿，撇了不满十岁的佩璋离开了人世。

母亲去世后，小佩璋在悲痛万分的同时，更坚定了立志成才的决心。天不亮他就起来作早饭和午饭，中午放学匆匆吃过又奔回教室。晚上一直学到深夜，周而复始，从来没有耽误过他的学业。买不起灯油，他借炉火之光；粮食不够，他一天两餐；买不起纸墨，他便在院内、屋内堆积粉尘，以备习书练字。这就象《孟子》里面说到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父母虽然没有留下万贯家业，却留下了许多书籍。每天，佩璋完成学业之后，便饱览群书。因此，文章、诗文、书法都有所进步。书成了他唯一的精神食粮，使他忘记了人间的一切烦恼。

当时，他的叔叔杨丙昌在浚县（位于河南省北部）任教渝（县学的教官），当得知侄子的遭遇及才智后，专程回到后河接杨佩璋到浚县读书。一年后，佩璋回长葛参加县试。榜单贴出后，杨佩璋名列县首。同治癸酉年间，杨佩璋取中拔贡第一名，甲戌朝考第一名，钦点七品小京官。光绪丙子乡试（在省城举行每三年一次的考试，考中的称举人）中式第二十六名，复试（分两次进行的考试的第二次考试）一等第八名。光绪丁丑年（1877年）杨佩璋以会试（科举时代，聚合各省举人在京城进行的考试）中式第二百三十四名，复试二等第五十名，殿试（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在宫廷举行，皇帝亲临主持）第二甲第七名，朝考二等第二十八名入翰林院。清朝翰林（皇帝的文学侍从官）分为三等：一等为编修，二等为庶吉士，三等为待诏。杨佩璋入翰林院后初为庶吉士，第二年为编修。翰林院俗称“官铺”，多为候缺（官吏等候某官位空缺时顶替或上任），至于候到何时，那就看个人的经营与机遇了。如果善于经营或朝中有人提携，在翰林院内凳子做不热就可出任，或者一辈子守在“院”内。而杨佩璋这个人，不喜欢参与政治，更多的是研究学问，因此，这个杨佩璋在翰林院当编修整整二十四年。

光绪辛丑年（1901年），杨佩璋升迁侍讲学士（学位的一种，通常是初级或最低级学位）、旋补内阁（中内政务机构）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绪癸卯（1903年），杨佩璋由内阁学士兼礼部（掌礼乐、祭祀、封建、宴乐文学贡举的政令）侍郎（政府各部的副部长，地位次于尚书）升迁至兵部右侍郎、吏部（主管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右侍郎等。几年来的连续升迁，却并没能改变他的天生秉性。仕途的沉浮更让他对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失去了信心。因此，他经常与志同道合之友畅游北京城的名山胜水，有时激扬文字，有时把酒消愁，以此宣泄胸中之闷。但是，杨佩璋从来不愿与奸佞之人为伍，也不愿参与文治武力的活动。但是，对于乡亲们的拜访，他都乐意相陪，并救人于危难之中。一次，家人报有乡亲来访，杨佩璋亲自出门迎接。他看到来的人手里掂着礼物，衣服破破烂烂，口吐乡音，便把他们急忙请入客厅。这是老家石固送京粮的几个农民。十几天前，他们一行几十人辛辛苦苦把京粮送到了京城。乡下人老实，总认为自己的粮这么好，准会及时入库，早日与家人团聚。谁知道那一个个收粮人硬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一天天往后托。眼看别人那么次的粮都入了库，却也轮不到他们，心里别提有多么的着急了。一晃十几天过去了，盘缠快用光了，住客栈的钱也无法支付。后来，店主说出了交粮的秘决：交粮要“送礼”。明白了为什么，可这“礼”又从何来？行中有人想到了杨佩璋。他们拿出了所有的盘缠，准备了礼物钱，来到了老乡家中。杨佩璋心明如镜，乡亲们如果不是遇到困难是不会找自己的。但他的规矩是，先吃饭（看病）后说来由。午餐上来了，众人一见饭菜，心里凉了半截：只见咸菜丝，红薯叶，外加一盘豆腐和猪血，不见酒肉，馒头如铁。心想：这是看不起我们吧？这么大的官，不说山珍海味，起码得有酒有肉呀！管家看出了他们的心思，急忙解释道，这是大人招待乡亲特意改善了生活，平时只有萝卜咸菜。大家一下子明白了，端起碗拿起筷子共同进餐。饭后，众人说明了来意。他一面安慰众人，一面暗中派人到店中查看。禀报说，所送粮食如珠似玉。杨佩璋听后大为气愤，安排大家店中等候，立刻奏了皇上，不法的收粮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乡亲们顺利交完粮食后，对杨佩璋感激万分。

杨佩璋因为有为人清正的品性，所以光绪癸卯（1903年）皇太后让杨佩璋出任江南主考。杨佩璋得此要差，原因有二：一江南有卖官、营私舞弊的坏风气，杨佩璋为人正直，太后派他去治理一下；二、皇太后派杨佩璋主考江南，也想让他替父亲重游故地。杨佩璋也曾在太后面前表过此意，因此，这也是皇太后送的一个顺水人情。此次江南放考的副主考是杨佩璋的豫东老乡邵以廉，二人虽然是老乡，但是在京城多年并无什么来往。主要原因是杨佩璋看不惯邵以廉的媚骨、贪婪。至于邵以廉是如何出任副主的也无从知晓。然而几天来，邵府门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邵大人是不论官职高低，都是来者不拒。杨府门前也有人问津，但杨大人的为人大家都清楚。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一位刘侍郎登门拜访，杨佩璋两三句就把他给打发走了，根本就不吃他那一套。第二天一大早出发，除了随身物品以外，杨佩璋仅仅带了两只皮箱，里面装的是太后赐的几百把折扇。这种折扇极其普通。但是如果能把折扇顺手送人，回报的将是万贯钱财。京城距江南千里之遥，一行人虽然按照杨佩璋指定的路线行走，但是仍然躲不过沿途官府，每一次他们都是热情款待，力尽东道之谊，借机攀附。顾面子的以购买折扇为由变相行贿，厚颜之徒则公开地在居室摊摆银两、字画、古董，无奇不有。杨佩璋告诉他的左右随从，凡居室一草一木，损一赔十；吃饭、住宿公平交易，折扇不得出售一把。再看那邵以廉，凡途中居室字画、古董等一扫而空，车向江南去，财向京内流。杨佩璋的随从看不惯、想不通，暗示杨佩璋。他却笑道：财能使人升天堂，也能使人入地狱。杨佩璋已经知道那邵大人的命运了。

杨佩璋一行来到了江南。开考之前，他并没有见那些举子。第一场开考了。杨佩璋面容慈祥，态度和蔼，迈着那四平八稳的官步，环视考场。众举子们是早已心急如焚。考官手举题牌，揭下黄布，高喊：“学而时习之”。一言既出，举子们全蒙了：如此的场合，如此的官级，却出了如此的考题。这个题在那个时代类似今天的“一件小事”，可以说是路边题，凡进学之人没有不会做的，甚至能背诵如流。片刻的议论之后，众举子就开始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华。个个面带喜悦之色，人人见仕途有望。结束之后，大家对考题和主考是议纶纷纷，褒贬不一。

第二场开考前，众举子若有所思，但他们唯一的共识是：绝对不会再出熟题（路边题）了，说不定这回特别特别的难。他们都想看看，主考究竟卖什么关了，众举了拭目以待。开考后，杨佩璋照例巡视一遍，考官手举题牌，高喊：“学而时习之”。题未喊完，众举子傻子：主考记错场次了？还是没题了？再看主考那若无其事的样子，只得闷头应试。当然，饱学之士仍然是奋笔疾书，按部就班。那充数的南郭已经开始挠腮抓耳，满腹牢骚，可也总不能和上一篇一样吧？只好糊里糊涂，一写了之，硬 着头皮出了考场，门外遇到主考也是哑巴吃黄连。二试之后，杨佩璋大致看了一下试卷，见既有南郭之人，也有饱学之士，心中甚感安慰，从而坚定了他以才取仕的决心。

第三场开考了。众举子都提前到了考场，商量着如果考题还是一样如何如何。杨佩璋仍是倒背双手，迈着四平八稳的官步，不紧不慢。这次，他亲自揭下黄布，才官高喊：“学而时习之”话还没有说完，如巨石落水，冲破水中之月，唏嘘四起，连成一片。部分举子仰天望地，搓笔操纸，那有怨也有悔的心情也只好埋在心中。而众多举子则是猛然醒悟：“学而时习之”不愧为千古名句，位居《论语》之首，它的内涵已大超过了“学”与“习”，它是对高尚情操的陶冶，治国安邦的高度概括。五个字，博大精深，耐人寻究，决非我等千言万语能够表达。用心良苦的主考啊！他们现在才懂得了主考命题的妙与绝！

考卷收回后，杨佩璋准备回府休息，众举了挡住大门不让走出，他们怎能善罢甘休？一举子说：“大人能否以本题连作三篇，也好让我等一饱眼福？”杨佩璋爽口签应。随即便抬来了一张方桌，那出了文房四宝。只见杨佩璋提笔而起，躬身伏案，眉头紧锁，二目圆睁，紧跟笔锋，时而眉头又舒展开业，笔走龙蛇，行云流水，朗朗千言一气呵成。当众举子传阅第一篇时，三篇已脱手而出。只见杨佩璋立身将笔稳稳放在砚台边，双手微搓。 一 时间，周围传来的是众举了的啧啧赞叹声：三篇文章各有千秋，笔法相异。篇篇观点鲜明，论据别致有力。千古典故，万世睿语跃然纸上。江南举子自愧不好，无不拍手叫绝，纷纷让路送主考回府休息。

回京前一天，江南府为杨佩璋。在京城时，杨佩璋也见过这样的画，特别喜欢，但是标价白银六千量。杨佩璋乃两袖清风之人，这个价格使他望画兴叹，带着遗憾离开了。今天见到江南府以画相赠，异常兴奋，其实，作为主考，收下这样的礼品，再平常不过了。然而杨佩璋一扬手拒绝了。无奈，江南府尹提出让他在此画上作一首诗作为纪念，杨佩璋便答应了。作完之后，众人一片赞叹，但是，一位江南才子指着身后的两层阁楼，说：“大人能否从下至上留下佳句？”见如此情景，杨佩璋只好答应，便转身上楼。

杨佩璋脚踩台阶，一步步向上登去，众人目光随他上升，然而楼梯都快没有了，却没有听到他说一个字，众人焦急的等待着。将要踏尽最后一个台阶时，他才吟出了第一句：“一上上到顶上头。”众人哑然失笑，这也算诗？这是杨佩璋离开楼梯，手扶栏杆，仰天长育“玉石栏杆接斗牛”。众人一下子惊呆了，竖起了耳朵。只见他目光远眺，右手挥起，抡至半空收回：“伸手揽下天边月，眼观江南八百洲。”众人叫绝。江南才子更是无话可说，他们都被着气魄宏大的诗句折服了。

第二天，杨佩璋一行告别江南，返回北京，杨佩璋和随从在前，两辆车中拉的东西来回都一样。邵以廉在后，来时一辆车，回去时三辆车，后两辆的财物都是此行所获。他的随从各个喜笑颜开，不时的向走在前面的同行炫耀，有代主子压过主考之意。杨佩璋毫不理会，一忍再忍。

一踏进京城大门，皇太后已派人专程等候。邵以廉随即被拖出午门，斩首示众。原来，杨佩璋江南之行，皇太后已派人暗中查访，得知杨佩璋以自己的言行纠正文风之后，非常钦佩。可是邵以廉的所作所为使太后十分恼火 。实质上，杨佩璋发送折扇本是太后之意。邵以廉借机招敛钱财则是他贪婪本性的又一次暴露，最终招来了自己的杀身之祸。

江南放考一任，皇太后对杨佩璋信任有加。此时，杨佩璋如果能治理从政，一定能飞黄腾达。然而，朝廷内外、宫廷上下的耳濡目染，使他对大清失去了信心。因此，归隐山林之心早已萌生，但终因才华与耿直受宠于皇太后而未能如愿以偿。辛亥革命爆发后，年过花甲的杨佩璋携全家离开了居住近四十年的京都，回到了他朝思暮盼的家乡。

杨佩璋看不惯那些以势压人的官僚、地痞、劣绅。通俗地说，他不愿与人争斗，总是以礼让人。因此，他常常教诲亲属与家人，不得以任何方式 对他人无礼，更不允许他的名义欺压乡里。杨佩璋的贴身厨师姓郭，名子兴，为人老实，从不招惹是非，身受杨佩璋器重，人称郭二爷。杨佩璋走到何处，身边总少不了这个郭二爷，直到杨佩璋去世。后河镇的古集由来已久。清明节前，郭子兴一早出来 ，来到集市上购买祭祀用品。他走到肉架前，人们在争先购买，他便提着蓝子回到府中，刚好碰到杨佩璋起床散步，向子兴询问后说，后河没有坡胡有，不能 人熟就占人家的光，生意人不容易呀！子兴领会了大人的意思，提着篮子向坡胡走去。坡胡距离后河有八里地，集市也没有后河大，主要原因是市面上地痞太多，欺行霸市是常事，因此，在那里摆摊的一般都有来头，在京多年的杨佩璋是不知道些的。赶完集市以后，杨佩璋交代：后河集市上的东西尽量不买。从此，郭子兴除了刮风下雨以外总是坡胡赶集。渐渐地坡胡人认识了郭子兴，但却不知道郭子兴的底细，因为杨佩璋有交代。端阳节前，郭子兴去赶集，杨佩璋交代割一些瘦肉。来到坡胡，子兴买了肉，刚要付钱，从东边过来一人，不分青红皂白，掂肉就走，郭二爷责问抢肉之人，话声没落，那十斤大肉当面飞来，郭子兴来不及躲闪，被砸个正面，人随肉倒，满脸肉屑、血迹。子兴哪能忍耐的住？但是想到大人说的话，擦了擦脸，付完钱后提着肉便回家了。刚进门，与杨佩璋碰个正着。杨佩璋问：“二爷为何与他人生事？”“没…………有。”郭子兴回答道。“何必说谎，脖子上还有血迹，还说谎话。”无奈，郭子兴便将坡胡受辱之事原本诉说了一遍。当时有几个家人在场，都是义愤填膺，纷纷提出为二爷出气。谁知杨佩璋却阻拦道：“消灾免事，不伤筋骨就是福气。”郭子兴一脸委屈走回厨房，杨佩璋紧跟其后，问：“二爷，沂水寨离后河几里？”“八里。”杨佩璋拍着郭子兴的肩膀说：“同是八里，坡胡人又不好惹，倒不如到沂水寨赶集，惹不起咱总会躲得起吧！”以后的几天，郭子兴一直往返于后河———沂水寨之间 。六天之后，那抢肉人的父亲亲自带着儿子和礼品到杨府赔罪。然而杨佩璋却不承认坡胡之事，这样便可以平息是非。事虽然平息了，但杨佩璋仍然执意让郭子兴到沂水寨赶集。

杨佩璋通天文，晓地理，每次回家乡他都通过观天象告诉父亲们如何下种，而且每次都象他所说的一样，所以乡亲们就把他奉为神灵。杨佩璋于1922年春去世，享年69岁，至今已有85年，人们看到他身后确实没有留下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倒是留下了“杨大人”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称谓和众多的传说。可以说“国史出于人手，口碑发自心田”，正是这些传说，把个刻苦发奋、饱学多识、居官清正、心系百姓的“杨大人”一代一代往下传。在没落的封建王朝，杨佩璋能清正自律、洁身自好，不能不承认他”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这就是杨佩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