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冠英(1840—1890)，字芸生，号徵三， 安徽省
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永丰乡卓村）人。抗倭名将，唐代大诗人杜牧之少子杜荀鹤的后裔。
（1851——1861年）弃文入武，随乡人浙江候补道苏式敬往浙江，因督办军饷和天津海运有功，保授知府衔。光绪三年（1877）任浙江玉环同知。同年，受浙抚杨昌浚委任至镇海，协同海防事务。一上任，他就细观地理形势，充分利用镇海之“天险”，建立起威远、靖远、镇远等炮台10余座，购置克虏伯炮巩固海防，并置木为桩，油印舟堵塞海口，以御外侮。1883年10月，杜冠英被浙抚刘秉璋委为宁镇营务处，成为刘秉璋派往镇海第一线的代表。多年经办浙江海防的杜冠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备战之中。一是他根据当时的局势，迅速向浙抚刘秉璋请示布防事宜，提出“防守海口，盖防敌船进港溯流而上，侵我之内地也；亦防敌船停泊于海，轰击我近海之城邑也”的正确防御思想，并在具体勘察镇海口水情山势后，建议采取两重拦阻的防御措施。这一扬长避短、因地制宜的防御手段，是积极而切合实际的，为刘秉璋所接受，并实施到镇海品的防御中。二是为御外敌，他积极实施了一些列防敌措施。其一，他提出并实施了堵塞甬江口、拆除灯塔航标等工程，以利战守。其二，他架设了宁波至镇海的通讯线路。这一现代化的设施保证了中法之战上下、左右情况的通联，协调了南北岸和炮台、水师及统领之间的行动。镇海之战中，为确保电函迅速传达，杜冠英往往从清晨工作至深夜。通讯在保证作战指挥的顺利实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883年12月，侵越法军悍然进攻应越南政府邀请而驻扎北圻的清军，企图藉武力压服清政府公实现在中法谈判中所未能达到的目的，
中法战争就此爆发。法国陆续投入海路战场的军力，包括各类舰艇35艘和陆战部队约6000人侵扰中国沿海。法军舰队有两项任务：首先确保对台湾的封锁，切断清军对台增援；其次是继续北上骚扰旅顺等处，对北京形成直接压力。因此，浙东海防局势异常紧张。1885年3月1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法舰进犯镇海，镇海军民在浙江巡抚刘秉璋的决策指挥下，海陆联防，官兵一致，军民合力，同仇敌忾，组成了一道团结抗敌的钢铁长城。正是由于镇海的防务部署周密和守军抗击得力，法舰侵略屡攻不克，反而遭到不小的损失。前后延续103天，直至中法天津新约签订后三天即6月11日，法舰才宣布完全解除封锁。尽管法舰队正副司令亲临指挥，始终无法突破雷池，却陷入了欲进不能、欲退不甘、空耗时日、损兵折艇的狼狈境地。镇海抗法保卫战是中法战争史上一次重要战役，也是我近代抗击外侵海战中取得完全胜利的战役，它与镇南关、谅山大捷一起，合奏了一曲中国军民抗法战争的凯歌，谱写了近代
反侵略战争的光辉一页。
1885年夏，中法战争的硝烟散去后，但念及当时邦国多难、海衅迭起，杜冠英仍继续筹办镇海防务，力图寻求一个对浙防“永臻稳固”的万全之策。同年底，他再次率人实地勘踏招宝山、小金鸡山、安远炮强及小港口笠山等处，在原有海防设施的基础上，补罅添缺，重新规划设计了镇海品的防御体系。从台址的选择、大炮的采购与配置到工程的实施，皆由杜冠英一手经营，全面负责，历经4年而成，为浙东海防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镇海之役，杜冠英不仅积极进行临战部署，亲驻炮台指挥作战，而且在第一线承上启下协调各部矛盾。当时，驻守镇海的清军分属湘、淮两军，提督欧阳利见属湘军嫡系，巡抚刘秉璋是淮军将领，两人素存芥蒂，矛盾重重。杜冠英以大局为重，力劝双方，协调文武双方的关系。当欧阳利见等人有好的建议，他都及时各刘秉璋上报；对刘秉璋的指令，他亦耐心地解释开导，尽力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参将郑鸿章、守备吴杰分属提督和巡抚“平时积不相能”，闹得要“列队开枪决斗”，杜冠英劝勉吴杰“勿恃功逞忿”，要“顾全大局”，“以大义”为重。因杜冠英苦心调护，浙东前线文武将领皆能保持良好的协作关系，共同战斗，使中法之战成为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反抗外侵的成功战例之一。因杜冠英致力海防有功，1885年3月20日，清廷御赐杜冠英“奋勇可嘉”匾额悬于宗祠中，功加三品衔，升道员补用，成为人民敬仰的民族英雄。1890年，由于“杜丞（杜冠英）朴练耐苦，身必躬亲”，以致积劳成疾，病逝于任，终年50岁。临终时，他仍念念不忘忘海防防务。
杜冠英一生宦绩30余载，是一位勤爱民、正直笃厚、政声显著的清官。在浙江任职期间，他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清理积案，编排户籍，兴修水利，并开垦岛田3万余亩，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同时，他缉拿海盗，安抚民众；振兴文教，创玉海书院，使百姓安居乐业。他不仅治理有方，而且体察民情。他的品行一直为后人所追思、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