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1919.8.16)，原名惟柏，又名惟璧，号真。广西梧州人。幼年随家叔赴全州从官，并在衙门里学习文化。1912年进梧 州女 子师范学校学习。1915年与人办女子文专馆，该馆解散后，曾进广州先进公立女子师范、结方学堂、圣神学堂、公益女子师范等校读书。1918年进北平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旁听，后转为正科生。1919年树病逝世，时年约24岁。蔡元培曾发表演说，胡适为她作传，一致认为她是中国女权史上重要牺牲者，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家庭制度的资料和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

李超原名惟柏, 又名惟璧, 号璞真, 广西苍梧金紫庄人。她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 父母早逝, 只有两个姐姐, 大的叫惟均。李超从小跟着父亲的妾 (名“附姐”) 长大。因为她父母无子, 故承继了胞叔榘廷的儿子, 名惟琛, 号极甫。

李家家产较为丰厚。李超六、七岁时, 随出任学正的胞叔前往全州, 曾受过一些国文教育, 教师“所课, 悉能记诵, 师每奇之”。后由于胞叔卸任归家, 她就在家塾诵习经书, “一经讲授, 无不领悟”, 稍长, “兼研史学, 旁涉子书, 援笔文成, 朗朗可诵。”

民国初年, 女学倡兴, 李超也得以进入梧州女子师范学校, 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15年她与朋友组建了一个女子国文专修馆, “文思益进”。可惜的是, 一年后, 李超的朋友纷纷去别处求学, 女子国文专修馆不得不解散, 她也无奈地回到家中。此时有个叫周谊的向李家提亲, 李超的叔兄答应了。李超知道周谊不喜读书后, 劝其读书, 但仅仅坚持了半年, 就不再读了, 她“再四劝请, 固不允, 婚约遂解”。李超正不想早婚, 于是想到广州去求学。后来李超在其姊惟均和姊夫欧寿松的帮助下去了广州。她的继兄因此不肯和她通信, 也不给她寄钱。但李超后来不满意广州的学校, 又想到更远的北京去进女高师。

1918年6月，李超只身来到北京，9月入女高师旁听，后改为正科生。这是更艰难的一步。她的嫂子陈文鸿、姐姐惟均、姐夫欧寿松、堂弟惟几、本家李典五、堂姊伯援、宛贞等在复杂的过程中, 与其继兄惟琛冲突不断, 嫂子陈文鸿甚至因此而上吊, 意图自尽。原来曾资助她的姐夫等也被堂兄给吓退了。她又气又急，身心受到严重打击、摧残。李超到京后的冬天就病了，并被校医院确诊为肺病，先入首善医院调养，濒危时转入法国医院，于1919年8月16日下午病逝。

追悼会

追悼会的发起，后来成了女高师和北京大学的共同行动，进而成为北京学界的一个公共事件。发起人名单中，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知名学者，有罗家伦、康白情、张国焘、黄日葵等北大学生，也有女界名流吴弱男等。

当时正在北大就读的邓中夏，以“大壑”为笔名，为长沙《大公报》撰写了《李超女士追悼会纪略》的报道。他在报道中说：“先前李超的为人，没人晓得。后来死了，她的书信给她的朋友瞧见了，才惊骇起来，发起追悼会，京里一般有思想的人，更为注意。”

1919年11月30日下午，北京教育界在女高师为李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会的发起人多达54名，其中不乏北大校长蔡元培、章士钊夫人吴弱男等社会名流。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近千人，“会场几无容足地”。

位于石驸马大街的北京女高师从学校大门到礼堂之间的两旁树木和建筑物上都用素绢和白花装点，庄严而肃穆。在京的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和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的全体领导、北京大中学校代表，以及社会各界千余名男女不顾严寒，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北京女高师，深切悼念女高师学生李超。为限制与会人数，男宾一律凭入场券进场。即使采取了这样措施，整个会场仍被挤得水泄不通。

会场的东侧扎有彩棚，中央悬挂着李超的遗像，上有蔡元培先生题写的“不可夺志”四个大字；左右摆放着来宾送来的二十余个花圈；送挽幛、悼文的多达三百余份。追悼会由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学界的知名学者和女高师学生共同发起。14时，奏哀乐，追悼会开始。由大会主席周家彦主持。首先全体向李超遗像三鞠躬。大会主席宣读祭文后，李超的同乡李君报告李超简历和致死原因。然后发起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依次讲话，梁漱溟、黄日葵、罗家伦、张国焘和女高师学生孙继绪、陶玄等也即兴发言。在发言的间隙不时奏起沉痛、低缓的哀乐，使人们更觉这位女青年死得凄惨，死得悲壮。会中，还散发了胡适先生撰写的《李超传》和李超的照片。

李大钊、蔡元培等人在《李超女士追悼大会启事》中写道:“……其家固谓女子无才便是德者，牵制愈力，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女士只身万里，忧愤莫诉，积悲成疾，遽于本年八月十六日贲志以殁，遐迩咨嗟，同深惋惜。”

在追悼会上，陈独秀指出:“李超女士之死，乃社会制度迫之而死耳。社会制度，长者恒压迫幼者，男子恒压迫女子，强者恒压迫弱者。李女士遭逢不幸，遂为此牺牲！……但是，李超之死，在女高师当局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认为:“盖皆中国数千年社会相治之恶习，不以为杀一女人，乃以为死一俘虏耳。……今日亟待解决之问题，非男女对抗问题，乃男女共同协力问题，共同协力铲除此等恶根性，打破此等恶习惯。如李女士、赵女士之悲剧，庶几不至再见。”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的演讲，提出对李超等遭遇的解决办法:一、为经济方面的，要“改变了现在的经济组织，实行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二、为实行义务教育，“不管有钱没钱，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凡有中等高等的教育，都可以随意听受，不要花钱。那凡有李女士一样好学的人，要求学，便求学，还有什么障碍呢？”三、呼吁有钱的人捐款成立基金会，帮助求学有困难的学生。不难看出，蔡元培先生的动机、想法是极好的，但当时却根本做不到，很有些乌托邦的思想。蒋梦麟称这个追悼会是“奋斗精神的纪念会”，称赞李超是“战死疆场”的勇士，号召大家“要用我们的生活，做一场奋斗，前仆后继，把这种恶家庭、恶社会，扫得干干净净。”梁漱溟先生惯以做学问而闻名，那天也讲了话。他说:“现在重要的是怎样使妇女界感觉她们自身的种种问题。有了迫切的要求。自然会寻觅路子去解决。”张国焘、孙继绪等学生也声讨了扼杀人性的封建主义制度。

《晨报》等公众媒体和《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化刊物对此事也甚为关注。追悼会后，《晨报》不但详尽报道了全部过程，还接连3天登载了胡适撰写的《李超传》。在讨论妇女问题的专栏中，追悼会上的演讲辞和相关讨论稿也随后刊出。

从表面上看，转机的出现源于李超的同乡们痛惜于她的早逝，整理了她的日记、书信、文稿等资料，辗转交到胡适等人手中，引起了他们的同情与关注。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这些对妇女问题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这个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蕴含着深入发挥和阐释的可能。关于这一点，为李超写传的胡适态度十分明确：“这一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迹很有作详传的价值，不但他个人的志气可使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并且他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

葬礼

广西籍同乡捐资为李超在宣武门外斜街购买了一块墓地。1919年12月28日，北京女高师学生及广西籍在京学生等一起，为李超举行葬礼(因天气太冷，只立墓碑，次年春安葬)。

剧本

前一天晚上，应福建旅京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北京女高师学生在青年会演出六幕话剧《恶家庭》。这是北京女高师学生以李超的遭遇编写、排演的话剧。

就成效而言，李超之死首先震动的还是她女高师的同学。据程俊英回忆：“李超的死和追悼会，给我班的刺激很大，激起了反封建婚姻的怒潮。于是冯沅君同学带头和几岁时在河南订婚的未婚夫退婚，其他同学纷纷响应。”在以这段经历为蓝本写成的小说《慈母》中，冯沅君描述了她回家准备退婚时心里的盘算：“我虽然是个弱者，也还有保全个人的自由而脱离家庭的勇气。我能穿朴素的衣服，能吃粗粝的饭，自食其力也不是难事。”从最初打算自杀殉情，到决定勇敢地和母亲谈判解除婚约，在受到李超影响而出现的这个真实故事中，女性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逐渐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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