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日，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长篇小说：《百草山》，

长篇报告文学： 《大国仪仗》 （与人合作） 《青春在这里延伸》 、《天地之间》等；

中篇小说：《农民父亲》、《人活在世》、《遍地胡麻》、《战友》、《生命线》、《哥们儿弟兄》、《娘，朝着天堂走》等；

短篇小说：《正月十五》、《探家经历》、 《同学往事》 、《照片》等。

军旅作家李西岳的名字频繁见诸《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 《作家文摘》等中国权威性的文学选刊类杂志。2008年一期《中篇小说选刊》发表了李西岳的创作体会，在文末，李西岳写道：“凭良心讲，我绝对不是有意给读者制造苦涩，我只是无主观恶意地在透视那段历史。我稍有些得意的是，那段历史，是我用现实目光折射过的历史，是融入我生命体验和痛苦沉淀与思考过的历史，是我等到了受得了的时候才说出来的历史。”李西岳小说创作对过往历史与个人生活历史的内省、感悟与审美升华之后，使自己进入了公正的人性的艺术立场，从而抛弃了纠缠与羁绊自己不能完全进入创造境界的种种欲念，实现了对自我批判的“受不了”到实现了审美再造的“受得了”的升华与飞跃。

以《遍地胡麻》为例。从类型上说，《遍地胡麻》似乎亦与“农家军歌”系列小说，如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陈怀国的《毛雪》、《农家军歌》等要相对靠近些，但李西岳的《遍地胡麻》似乎在展示农家子弟的竞争中，较之刘震云、陈怀国要显得更加个人化一些。或者说，李西岳对个人命运更加勇敢地入微入理地抒写，直接展示了人性恶。从小说一开始涉入的征兵往事开始，汤长青家揭窦顺才母亲与支书私通的短，窦顺才家揭汤长青父亲偷大队玉米而游街的丑，到小说后来的个人进步与互相揭短的发展，逐步演化为恶意的作祟，把人性的恶自然而然地展示了个通透，从而使这个“农家军歌”中的人物命运，显得在人为的恶意导演下而变得更加艰难。在我看来，在军旅小说创作日显疲软的今天（2008年），李西岳的《遍地胡麻》似乎显得更有理由成为更加真实的更加动人的小说范例，因为就当代军旅小说的创作而言，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军旅作家无法超越自我，而后又返照自我，从自我的人格人性缺陷来看待小说创作与个人历史的隐秘世界与深层的竞争动机。

无论是李西岳的“受不了”之说，还是“受得了”之说，其实质的关键之核，若认真地追究起来，在读者看来，都是作家李西岳对自我的透视批判与否的实现，是对自我人格缺失与人性弱点的发现与展示的勇气的实现，是对个人心灵纯净的极度关注从而投入忘我无私创造的实现。在李西岳的笔下，窦顺才的告密被写得入情入理，虽然显得不够光彩，他的智慧有点露骨，但那毕竟是二十来岁青年军人真实的智慧。或者说，李西岳笔下的汤长青、窦顺才、刘春风们为了个人前途的通达、私欲的实现，都写得合情合理，他们都尽了他们所能尽到的私人化与个人化的努力，尽管他们“机关”算尽，但仍然未能从最终的结局中漏网。在我看来，李西岳小说的创造新意，就在于他在“农家军歌”中更加深入地切入了人性之核，从而使这个自刘震云《新兵连》首先唱亮的军歌类型，在李西岳的笔下显得更加真实、更加深刻，

在军旅小说界，李西岳的名字似乎还不够响亮。其实，李西岳是1976年入伍的老兵，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曾发表过长篇报告文学两部、中短篇小说数十部，并多次获奖。之所以一直尚在陌生作家行列，是因为时候未到——或者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李西岳等到了受得了的时候才说出来。更明了的说法是：过去的写作之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我过去的写作没有超越自我、返照自我、参悟自我，进而实现创造“自我”的境界。李西岳真的是到了该“说”的时候了，不仅因为他自己说自己“受得了”了，更在于我们亦看到了他的曙光。相信这曙光不是一闪即逝的，而是蔓延天际的曙光、霞光，乃至成为正午的阳光。

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作家文摘》等转载，有的被多家报刊同时转载。长篇小说《百草山》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届图书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长篇报告文学《青春在这里延伸》获“共和国脊梁”中国报告文学大型征文一等奖；中篇小说《农民父亲》获《小说月报》第九届百花奖；中篇小说《战友》获第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中篇小说《生命线》获新世纪北京文学奖。

在40年的军旅生涯中，曾以解说词撰写人的身份参与了国庆60周年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全过程。

文学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大舞台。李西岳用一种叫做小说的叙事艺术形式，搭建着心中的舞台：谛听或倾诉。

小说没有定法，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做好做坏也不至于侵犯消费者的利益。李西岳说得虽轻松随便，其实李西岳一直把写小说当作一件正经事，丝毫不敢懈怠。李西岳很清楚，小说是智慧的结晶，不花点血本是做不好的。既然选择了做小说，别的东西就得舍得放弃。李西岳很推崇沈从文先生那句话：“知识同权利权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

李西岳放弃权力，选择了文学。李西岳对待权力的平和心态，致使李西岳的文学行走姿势愈来愈接近至真至美。李西岳在看似不经意间完成了自己，构筑了自己心中的文学舞台。权力的春天也并没有忘记为文学行者泼洒阳光，石祥先生离休后，北京军区创作室主任的大印交给了李西岳。作为继任者，李西岳现今正沐浴着权力的春天所给予的丽日春光，颀长奇瘦的身影继续唱着一首歌，一首动听的农家军歌。

李西岳边走边唱。调门不高，唱腔却很地道。从沧州的盐碱滩唱到军营，从基层连队又唱到了部队艺术最高学府：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李西岳为沧州市献县人氏。献县口音保持了沧州的咸味和碱味，融合了京东的甜味、津西的辣味、晋东的酸味以及鲁西北的涩味。因此，李西岳一开口说话上述那几种语音味道便直沁你的耳膜。历史与地域造就了独特的语言个性和文化现象。虽然历史上的沧州遍地盐碱滩涂，人烟稀少，百里荒芜，是朝廷钦犯诸如林冲之辈流放、发配之地，却造就了清朝第一大才子、铜牙铁齿纪晓岚这等风流人物。

李西岳以《农民父亲》为代表的系列中篇小说，乃至后来的长篇小说

李西岳不停地咀嚼消化着那别有韵味的家乡方言，如何达到“一语堪敌数十言”的效果。此时他非常渴望一个形象的到来，一个父亲形象来承担他咀嚼消化已久的人物语言。《农民父亲》就这样进入了他的文学视野。李西岳心中的父亲形象与石钟山心中的父亲形象不同，不像石钟山《父亲进城》、《父亲是座山》、《父亲是个兵》等为代表的“父亲系列”那样，刻意描述父辈叱咤风云的人生经历和坎坷跌宕的命运遭际。李西岳塑造的父亲是一个普通平凡而又有个性光彩的农民父亲形象。李西岳不是描述父辈传奇而是还原生命本态，并以崭新的文化视角对中国特定阶层。人命运进行深层思考，“用血脉和骨髓喷发对农民的火热情感，用生命熨贴农民善良的心灵，用同情和批判的目光去审视农民阶层的不足和缺陷，用真诚的态度去观照农民精神领域的自醒和心态的变化。”精神的相通，情感的相近自觉不自觉的形成了“精神寻父”现象。

文学上的精神守望非李西岳一人独享。早在军艺读书时，全军著名评论家、当时的文学系老师朱向前先生就将阎连科、陈怀国等人的作品论评为“农家军歌”现象。朱老师此语一出，引来诸多农民出身的军旅作家共唱一首“农家军歌”，李西岳便是其中之一。他也承认自己这种仿效，跟这拨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阅历的相似性有关。待他做了些年头，找了点门道，终于悟出大家共声吟唱的这首“农家军歌”不是不能再唱，关键是该怎么唱、唱什么，配什么曲、换什么词才会旋律优美、歌声悠扬，才会跻身于快餐文化、通俗歌曲占领的娱乐空间，让沉醉其中的人们深怀感情的喊一声：农民父亲。有关《农民父亲》的词曲，经过李西岳精心编排出笼了，但是他的愿望——让沉醉于快餐文化、通俗歌曲的人们仄耳倾听了吗？满怀深情的呼唤了吗？

李西岳说他不是等待回音，而是努力弹唱！读者永远有选择的权利。

李西岳在作家网页上谐称自己有一搭无一搭的，没个正形。谐称自己没正形只是表象，其实西岳鬼精的很，尽量使自己活得隐蔽些。在人堆里让人挑不出来，正好观察别人、感悟苍生，搞懂自己该选择什么、该舍弃什么。李西岳的生存智慧成就了小说，成就了一个有光彩、有个性的农民父亲形象。相信西岳会一路唱下去，在军人与农民之间凸现小说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