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璮（?～1262）是金朝末年山东
军阀李全之子（一说养子）。小字松寿。1227年
李全降
蒙古，被任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又称益都行省）。1231年
李全死，不久李璮袭为益都行省，拥军自重。1261年，李璮举兵反叛蒙古，一面投靠
南宋，献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4城，一面积极联络汉人世侯，争取援军。1262年在在进攻济南时，应者寥寥，军心离散。七月，城破被俘，
史天泽将其处死。
李璮是当时汉地实力最强大的世侯，自其父以来统治山东东部达三十余年。他长期利用地处蒙宋之间的特殊位置和与蒙古皇族的特殊关系（娶塔察儿之妹为次妻），培植和扩展自家势力。
忽必烈即位后，他仍借口防备南宋，“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善益兵计”。他朝觐不至，岁赋不输，私市军马，擅发会子，反状日益明显。当时，由于北边战事未了，忽必烈一再对李璮采取姑息的策略。
中统三年初，乘朝廷与阿里不哥战争之机，李璮密令纳为质子的李彦简窃归，随即歼涟、海三城蒙古戍兵称反，献城于宋，勒兵趋益都。驻益都的原宣抚副使王磐出奔济南。益都陷。李彦简逃离阙下时，李璮反迹已暴露无遗，忽必烈因而问计于
姚枢。姚枢回答，“使璮乘吾北征之衅，留后兵寡，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令数扰边，使吾疲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问，“若是贼将何出?”枢对：“出下策。”因此李璮一发难，忽必烈在部署讨伐用兵时，即诏令济南路万户张宏修城备战。很可能这道诏令未到济南，李璮已兵临城下。张宏所部“城守之卒，数不满千”，只好偕同祖父济南公张荣脱身北上，半道接到忽必烈在相隔两天以后发布的另一道诏令，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讨檀。张宏于是为合必赤前导，调头回兵济南。从山东、河南、河北诸路调集的汉军，毕会济南地区。不久又诏命史天泽专征，节度诸将。大军先树栅凿堑，围济南城，继而又筑环城六十里围之，李璮自是不复得出。
李璮起兵前曾与其他世侯有所联络，满以为这些对蒙古统治同样心怀不满的军阀会响应他。结果却是应者寥寥。大世侯如
史天泽、严忠范等都服从忽必烈的调遣来进攻他。其实这些世侯投靠蒙古已久，相互间早已结成了俱荣俱损的利益关系；而忽必烈又与以前诸汗不同，颇得中原人心，并且依托汉地人力物力的支持，战胜了漠北阿里不哥势力，进一步把汉人世侯笼络到自己周围。他们既已在新政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又怎么肯轻易冒险称叛?为求南宋支持，李璮起兵后立即献涟、海诸城于宋，表示归顺。宋将
夏贵应李璮之请，由蒙宋边境向北推进，占领毫、滕、徐、宿、邳等州，另一支宋军约由海路绕过山东半岛，在滨州海滩登陆，克利津等县，转战至沧州。但是，北进宋军随即遭到蒙古军和汉军合力堵击，被迫节节南退。进至滨州、沧州等地的宋军亦因势单力薄难以有所作为。这样，困守济南的李璮所部五六万人，完全陷入了坐以待毙的孤军境地。
济南围城之役，始于中统三年夏四月之初。李璮日夜拒守近四个月，城中粮草难以为继，最后至于“人将相食”的地步。至七月下半月，人心涣散。李璮自知大势已去。“分付众人出，各讨路去’。自己手刃爱妾，乘舟入大明湖投水。因水浅不死，被攻入城内的大军擒获，旋即被史天泽等擅杀于军前。第二天，“天泽等引军东行，未到益都，城中人已开门降”。
各地方军阀们受此事的警告，更加死心踏地地为忽必烈效命。而且李璮事件牵连了许多地方军阀，忽必烈借此机会削弱了他们的兵权，以史天泽为首的各的军阀纷纷交出他们的兵权。这样忽必烈解除了内患。与此同时忽必烈又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此来抑制诸侯的势力，主要措施有：废除诸侯世袭制度，改变军阀割据一方的状况。地方实行军民分治，分益都军民为二，
董文炳领军，撒吉思领民。以后这一制度在各地推广，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从而把各地的兵权进一步集中到皇帝手中。取消汉人诸侯的封邑，归还朝廷。禁止民间私造私藏兵器等，连同枢密院设立和中书省的加强，使集权统治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