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抱忱（1907—1979年），原名宝珍、保真，笔名饱尘、鲍座、疲兮。北京人。1919年就读于北京蒙实中学。1926年考入燕京大学，主修教育，副修音乐；1930年毕业，任北平育英中学音乐主任。其间兼任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音乐讲师、京华美专音乐系主任、燕京大学音乐系教授。1935年留学美国欧柏林学院音乐系，1937年获音乐教育学士学位。同年回国，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1941年任重庆国立音乐学院教授，兼教务主任、代院长。1944年留学美国，次年获欧柏林学院音乐教育硕士学位；194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音乐教育博士学位。后任耶鲁大学、国防语言学院、爱荷华大学教授，曾兼中文系主任，讲授中国语文。1972年定居台湾。著有《合唱指挥》、《李抱忱歌曲集》、《抗战歌曲集》、《独唱曲集》、《李抱忱音乐论文集》、《山木斋随笔》、《无线电通讯》、《山木斋话当年》等。

李抱忱，1907年出生于河北保定西关外一个长老会福音园的基督教家庭里，父亲是牧师，母亲是教会老师。他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跟随教会的传教士学习钢琴，后又在教会和崇实中学做了六年的琴师。1926年被保送入燕京大学，先入化学系，后改修教育，并副修音乐，学习了钢琴、声乐、音乐史、和声、音乐教学法等课程。

1930年，李抱忱大学毕业，正式进入北平育英中学工作，任该校音乐教员及音乐主任。这一年对李抱忱来说是具有转折性的—他从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转变为职业音乐教育者，并决定把音乐教育作为其终身的事业。李抱忱在育英中学任教五年，其间他共组织了八次合唱活动，创作了十首歌曲，发表了七篇音乐论文，出版了八本音乐专著、教材或歌集。

1935年，李抱忱离开育英中学，远渡重洋到美国俄亥俄州奥伯林音乐院攻读音乐教育专业。

1937年6月，李抱忱在获得音乐教育学士学位、修完硕士全部课程之后回国，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音乐教育事业。

李抱忱于1938年9月来到重庆。不久，他便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交了一份酝酿已久的《抗战期间音乐教育工作计划书》，这份文件深得当时教育部的认可，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停职已久的音乐教育委员会在重庆的重组。同时，李抱忱也因此被教育部委以重任，聘为音乐教育委员会教育组主任。

1941年7月，任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教授兼教务主任, 为音乐院制定五年课程标准。和张洪岛、陈田鹤、杨荫浏、易开基、黄友葵、胡然、江定仙、陈振铎、曹安和、储师竹、刘北茂、蔡绍序、刘雪庵等共事。12月，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核准为正教授。

1942年1月, 黄源洛的抗日歌剧《秋子》在重庆排演时, 被邀请为顾问之一。因国立音乐院院长杨仲子调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 继续任教务主任并兼代理院务。4月, 以总团长兼指挥的身份率重庆五大学 (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国立音乐院和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歌咏团访问成都。

1944年再度赴美，10月从孟买乘美国军舰赴美国。11月, 到达母校欧柏林音乐院。

1945年2—6月, 到美国各地考察音乐教育, 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朱丽亚德音乐学院、寇蒂斯音乐院、西敏寺合唱学院、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新英格兰音乐院及哈佛大学音乐系。5月, 在波士顿首晤赵元任夫妇。6月, 获欧柏林大学音乐教育硕士学位并领Pi Kappa Lambda金钥匙。

秋, 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48年6月, 获音乐教育博士学位。获Kappa Delta Pi和Phi Delta Kappa两荣誉学会的金钥匙。取夫妇二人姓氏的上半部, 将新住宅命名为“山木斋”, 由甲骨学四大家 (四堂) 之一的董作宾题写斋名。在耶鲁大学兼课两年后, 受胡适的影响, 最终决定改行教中文, 促进中美文化交流。老舍访问美国期间, 常到寓所拜访。在耶鲁大学的几年中, 和董作宾、罗莘田、孔德成、王方宇、傅斯年、李方桂、项馨吾等过从甚密。张大千、汪亚尘、胡适和于斌也曾为座上客。因学生减员, 涉及教师减员, 被裁一年。到“美国之音”主编音乐广播节目, 到国务院国际电影处兼翻译录音工作, 在联合国广播处负责周末广播节目。

1949年，重新被耶鲁大学聘任, 任远东语文学院主任编辑。

1954年5月, 妻儿至西部团聚。夫人崔瑰珍在家中办了一个养老院。 在风光旖旎的海滨城市佳美城 (Carmel) 购房。组建演唱中国歌曲的外国学生合唱团, 并亲自训练和指挥, 经常组织外国学生演唱中国歌曲。

1954年，夫妇同时加入美国籍。

1967年，自美国国防语言学院退休。在美国国防语言学院期间宣读三篇论文:《中国音乐和语言的几个特色》 (马里兰大学) 、《中国语言里的音乐》 (印地安那大学) 、《美国对中国在语言方面的影响》 (印地安那大学) 。

1972年1月底, 因心脏病提前半年从美国爱我华大学中文及远东研究所主任职退休。12月，认许桂祝为义女。

1974年，9月14日, 第六次赴台, 定居台北县新店市。

1975年，被聘为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及台北女子师范专科学校音乐科教授。

1976年3月28日, 李氏北平、重庆、美国、台湾四期学生为贺其七十大寿、夫人六六诞辰暨结婚45周年, 联合举办“三庆音乐会”。

1979年，4月8日, 凌晨1时55分, 因心脏病逝世于台北中心诊所。17日, 在怀恩堂举行追思礼拜后火葬, 台湾各大报纸作了报道。6月1日,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再版《山木斋话当年》。

抗日战争时期的音乐教育与和平时期相比，更具特殊性、复杂性及艰巨性，但李抱忱“深信音乐教育对于抗战建国有重大的供（贡）献”，因此他克服重重困难，积极推进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音乐教育委员会重组后，中国的音乐教育逐步进入正轨，作为音乐教育委员会教育组主任的李抱忱也开始深入思考音乐教育的发展道路和方向，他把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理性思考逐一整理成文。例如，《建国的乐教》《抗战期间的乐器问题》《改进音乐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师资训练》等，这些都是在经过充分调研且反复斟酌后发表的十分有分量的学术文章。其中，有两篇文章值得特别关注，因为这两篇文章所阐述的学术观点贯穿于他在重庆时期所有的音乐教育活动，可以说是他音乐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两篇文章分别是1940年发表的《抗战期间全国中小学音乐教育概况》，以及1942年发表的《美国的学校音乐教育》。这两篇文章不仅充分反映了李抱忱对中西音乐教育的系统思考和认识，同时也进一步表现出他融合中西、努力发展中国音乐教育的决心。

《抗战期间全国中小学音乐教育概况》是李抱忱根据1938年“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学情形调查表”的反馈意见所作。该调查表“共收到1081个学校”的回执，李抱忱等人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对收回的一千余份表格进行了整理、统计、分析和研究，并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书，“供给关心音乐教育的朋友们一个参考”。同时，他还在此基础上写了一份简短报告，即《战时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学情形调查摘要（未完）》，发表在1940年 《乐风》期刊第1卷第1期上。虽说这是一份简短报告，但还是由于篇幅所限，只发表了报告的前半部分，余下的本打算在随后几期中陆续发表，可是《乐风》期刊由于一些原因被迫停刊，原计划准备发表的部分，也没有再刊登。为不留遗憾，李抱忱随即在1940年《教育通讯》（汉口）第3卷（第37、38期）上，用“简答体裁”的方式，发表了这份简短报告，即《抗战期间全国中小学音乐教育概况》。这篇文章虽只有六千余字，但已实属难得。在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刚刚步入正轨的时候，李抱忱就用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对中国中小学音乐教育进行了系统、科学的调研，并以此作为依据，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音乐师资的缺乏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能否得到有效地解决，关系到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根据当时的复杂情况制定出一套适合中国音乐师资培养的有效方案，是音乐教育家们关注的问题。李抱忱作为战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教育组主任，对这个问题则有更多、更深的思考。

1939年3月28日音乐教育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李抱忱等人提议，“督促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恢复音乐系或音乐专修科，国立艺专添设音乐师范专修科，国立师范学院及西北联大师范学院添设音乐系或音乐专修科，私立大学音乐系改为音乐专修科，或音乐师范科”。在1941年4月13、14日音乐教育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他又提议“指定国立师范学院一律增设音乐系案”。随后，一系列关于师范院校增设音乐系（科）的通令、规程也相继出台。例如，1941年“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局：应斟酌需要在各省市指定师范学校一所或数所分别设置专门培养师资的班级，班级名称有‘音乐组’、‘音体组’等”。根据音乐教育委员会提案精神以及教育部相关规程，全国各省市师范院校也积极响应，纷纷增设音乐系（科）：1941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内设艺术教育科音乐组；1942年，国立师范学院增设音乐专修科；1944年，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成立音乐系；等等。这些提案、规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音乐师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中国的音乐师范教育由此逐渐步入正轨，并朝着李抱忱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除了学校音乐正课以外，李抱忱还建议各级学校应多组织一些课外音乐活动，如组建合唱队、管弦乐队、民乐队等。

因此，李抱忱向教育部提交了一份“关于开展课外活动办法”的议案，“查现在各专科以上学校多无音乐课程且少课外音乐活动，学生课程本已偏于专门学科，若课外再无音乐调剂其生活，陶冶其性情学校生活之干枯乏味可想而知，兹谨拟推行专科以上学校课外音乐活动数条”。此办法共分六条，包括“一、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应每校聘一音乐教师负责推进全校音乐活动事宜。二、各校应由音乐教师在课外指导学生组织歌咏团、合唱团、国乐团、音乐研究会、戏剧社、口琴队、西乐队等并应令学生每人至少参加一种。三、各校音乐教师除负责于每学期组织学生音乐公演外，并应时常聘请校外音乐名家到校演奏或演讲。四、各校应利用时机举行联合音乐会或音乐比赛会。五、各校每年应于经常费内酌拨音乐事业费以利音乐活动之进行。六、各校音乐活动得与本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取得联络，直接商洽进行”。该《办法》出台以后，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开始遵照执行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音乐教材及书籍不但匮乏，还存在着以下诸多问题。如过于偏重抗战歌曲、错误百出、定价过高、缺乏民众化、所选曲目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作为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编订组主任的李抱忱，曾拟了一份《音乐教育小丛书编辑计划》，在《计划》中，李抱忱写到“吾国对于音乐教育向来不重视，音乐书籍极感缺少，而为一般音乐教员用之教学参考书，犹如凤毛麟角。值兹一面抗战一面建国之际，急应从速编辑，解决音乐教育多年之困难，以图音乐教育之改进，民族精神之发扬”。为此，他“拟约请全国专家由音乐教育委员会教育组主编音教丛书二十种，每种约二、三万字”，分三部分。第一，教育方面十一种，包括音乐哲学、音乐心理、音乐与学校、音乐与课程、儿童音乐、小学音乐教学法、中学音乐教学法、声乐训练法、歌咏指挥法、音乐教师之训练、战时全国中小学音乐教育概况。第二，课外活动方面三种，主要有课外音乐活动、国乐团组织法、合唱团组织法。第三，理论方面六种，唱名法检讨、音乐之演进、国乐常识、音乐常识、作曲法初步、乐器原理。应该说，以上这二十种音乐教育类丛书，囊括了大部分音乐分支学科，对于战时中国的音乐教育来说实属必要。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除了有极少数国乐器制造厂外（如重庆大同乐会乐器厂），很少有能制造或仿造西乐器的乐器厂和研究西乐器制造方法的专家。于是，李抱忱在1941年4月13、14日的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第六次会议上就提议，“请教育部筹发的款聘请专家，从事乐器制造，并奖励滨海城市各乐器厂商内迁案”，此案得到国民政府的批准，决定“请教育部筹发的款分别商请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及其他有关机关合作制造并奖励上海等地乐器制造工厂内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音乐教具缺乏之困。

李抱忱认为，“美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如此发达，督学制度的严密是一个大原因”。因此，他强烈建议国内也应建立一套完善的音乐督学制度，来促进音乐教育的发展。此建议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音乐督学制度很快建立起来。在此后的视察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到，音乐督学在视察的过程中，不仅会对音乐院校的整体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还会严厉地指出学校在教学、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遇到的困难等，原原本本地写入视察书中，而教育部也会根据视察书，对音乐院校（系）所存在的问题及时给出指导意见，令其整改，以提高教学综合水平。

李抱忱认为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在一个城市领略美国的音乐文化和各地音乐教育的最好成绩”，是一件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好事。于是，在李抱忱等人的努力下，1942年4月5日上午，中国音乐学会在重庆成立，林森、蒋介石、陈立夫、顾毓琇等国府官员参加成立仪式并致辞。6月13日学会举行了第一届常务理事会，会议通过了“编订音乐年鉴、举办音乐座谈会”等议案。1943年4月17日，中国音乐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会议推选杨仲子为学会主席，通过了“采集民间歌谣词谱、奖励音乐技术人才、筹设乐器制造厂、经常举行露天音乐演奏，编订音乐学报等”提案，并选举吴伯超、杨仲子、李抱忱、马思聪等31人为理事。5月16日，该会举行第二届第一次理事会，决定“于半年内在桂林、昆明、贵阳、西安、成都、永安、泰和、恩施、白沙等处设立分会二十处”，各分会以“研究音乐学术，从事音乐事业，赞成本分会为宗旨”，填写申请表，由两人推荐，再经理事会审查通过并缴纳会费后成为正式会员。可以说，中国音乐学会的成立，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