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增援（1913年6月29日-1941年2月21日），原名李增园，字益三。在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寨里镇太平街村人。李增援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就读于曲阜二师、北平华北大学、上海 美术专科学校和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生时期就表现出了艺术才能，并树立了“生而无臭，死而无闻，如斯而已”的人生信条。1935 年，发表毕业论文《艺术与文化建设之杂话》,抨击了文艺界脱离实际的空谈文学思潮，述及了无产阶级“大众化艺术”的观点。1936 年秋，参加南京学生界报国会，并组织进步学生成立“南京联合剧社”，积极参加了历次抗日宣传演出活动。1937 年底，李增援在武汉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先后担任了服务团戏剧组组长、剧团副主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新四军- -师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等职。期间，他在指导同志们搞好演出、提高演技的同时，积极创作了大量鼓舞军民斗志的文艺作品。如:戏剧《繁昌之战》，小歌剧《红鼻子参军》，大型歌曲《勇敢队》，抗日名歌《黄桥烧饼歌》等。其中，脍炙人口的《黄桥烧饼歌》流传最广，在军民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苏中到苏北，从部队战士到地方群众，几乎人人会唱，它已成为团结的象征，新四军的象征。1941年2月，李增援因积劳成疾患肺结核病，住进新四军一师后方医院治疗。2月21日，日军偷袭医院，李增援为掩护战友撤退英勇牺牲。1994年12月31日，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人物生平
李增援，原名李增园，字益三，亦称夷散、益安，1913年6月29日出生在山东省莱芜县莱城区寨里镇太平街村（原莱芜县水北区）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亲李可训，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任过区民团团长、联庄分会会长等职。因开小煤窑破产，卖田抵押，从此家道中落。
李增援在7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7岁时，李增援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先后在太平街民办小学和陈家楼完小读书，成绩优秀，老师同学都很喜欢他。后考入泰安三中（当时的山东省重点中学），因家境困难，缴不起学费，他只得转到莱芜县立中学读书。1928年初中毕业后，考入山东省曲阜师范。期间，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革命书刊，是年底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夏秋之间，他参加了由学校秘密党组织发动和组织的话剧《子见南子》的演出。
1931年，李增援考入北平华北大学美术专业。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翌年秋，由于家庭经济衰败，无力交付学费，他被迫辍学，到济南北宛讲习所代课，利用各种机会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
1933年2月，20岁的李增援插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二年级学习。当时，李增援所在的西洋画系主任倪贻德，既是一位西洋画家，又是左翼作家，思想很进步，所以该系的学生思想特别活跃。当时，鲁迅提倡苏联的木刻艺术，西洋画系的一些进步同学主动成立了木刻小组。这个小组的学生，后来大都参加了革命。李增援对木刻也很有研究，并发表过木刻作品。
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期间，李增援的学费主要靠家乡李氏祠堂助学金供给。为了解决生活困难，他在假期里去补习班代课，贫困磨炼了他的意志，更激发他刻苦向上。他为人亲和，勤奋好学，成绩优良。5个学期中，他的国文、美学、美术史、文学、西画、人体等各科成绩都很好，在“品行”一栏，每学期都是“优”。1935年7月，李增援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他们这一届的毕业纪念册，是由系主任倪贻德以及西洋画系毕业学员赵清阁（笔者注：赵清阁，女，著名作家、编辑家、画家，1999年去世）编辑的。李增援所写的毕业论文——《艺术与文化建设之杂话》，得以载入该册中。在这篇文章里，李增援针对10位教授发表的《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宣言》，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抨击了脱离实际、空谈文学艺术的滥调，宣扬了“左联”提出的“大众文化”的艺术观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竟敢向10位教授挑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谓不同凡响。这是李增援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标志。他写在毕业纪念册上“生而无臭，死而无闻！如斯而已！”的人生格言，使他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形象跃然纸上。
从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李增援又于同年10月考取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由于乡音太浓重，难以完全纠正，他便主动地放弃了话剧专业，选择了装置设计专业，还选修了导演专业。
在南京剧专学习期间，李增援曾和陈永倞一同参加了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著名话剧《国民公敌》的演出和布景设计，取得很好的舞台效果。1936年暑假，李增援和一些进步同学临时组成“南京联合剧社”，到芜湖去演出了《赵阎王》《走私》等剧目，这些剧目全是由李增援和陈永倞担任布景设计。因为演出的是抗日戏，观众很多，警察便强令停演。于是，大家一道去警察所质问，并撰文在报上揭露了停演的事实真相，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1936年底，在进步教师扬帆（石蕴华）介绍下，李增援参加了南京学生界的抗日救国会，并成为负责人之一。当时，正是西安事变前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扬帆带领救国会成员，到郊区燕子矶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进行抗日宣传。
1937年6月，李增援在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由该校教师王家齐带领，从南京去武汉一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七七事变之后，在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中，李增援期望施展抗日抱负，在所担负的《保卫卢沟桥》繁重的演出任务中，他抽暇创作了不少宣传抗日救亡的剧目，其中《盲哑恨》深受群众欢迎。《盲哑恨》写的是一位背井离乡、四处流浪的盲人老汉，携着小女儿和哑巴儿子流落街头，卖艺求生，遭到汉奸流氓的凌辱……老汉痛诉亡国之恨，激起群众的同情与义愤。这个剧本不但政治内容好，且有娴熟的写作技巧。《盲哑恨》的每场演出，都激起了观众的强烈爱国之心，不时地爆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我们不做亡国奴！”的愤怒口号声。《盲哑恨》很快传遍全国。
1937年底，李增援在汉口参加了正在筹建中的新四军，后成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最早的成员之一。他把火热的激情、精湛的技艺全部奉献给抗日救国事业。作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成员中的科班出身者，他先后担任戏剧组组长、剧团副主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新四军一师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等职。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初，戏剧组大部分成员都是刚离开校门的爱国青年，对于编、导和演戏均是门外汉。为了把这一班年轻人带好，李增援费尽了心血，从怎样念台词、怎样表演到怎样掌握戏剧的节奏，他都一点一点地教给大家。在指导排练时，由于他善于诱导启发，亲自示范，演员们很快就掌握了表演技巧，并成功地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阿Q正传》《一年间》《魔窟》等名剧。
戏剧组一成立就赶排节目，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李增援不但会写、会编、会演、会唱，而且还会舞台装置、道具设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戏剧全才。
1938年初春，为了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李增援自编、自导、自演了以大义灭亲为主要内容的《一家人》，这是李增援到战地服务团后编演的第一个节目，也是服务团自编节目的开始。该剧演出后，观众反响强烈，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从此，这个战斗集体在李增援的带领下，紧密配合部队战斗和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开始自编节目，出色地完成了历次战斗演出任务。
从1938年底到1939年初，新四军三支队在皖南繁昌粉碎了日军5次大规模“扫荡”，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为了有力驳斥国民党顽固派污蔑新四军“游而不击”“不能打大仗”等言论，李增援和吴强、王于耕3人合作，赶写了大型三幕话剧《繁昌之战》。
《繁昌之战》在1939年农历春节的军民联合会上首场演出，后又慰问部队和老百姓，时间不长，观众就达五六万人次，反映热烈，轰动一时，这是李增援军旅戏剧生涯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此，他认真地写军人、写群众，使自己的戏剧创作更密切地结合实际，更直接地服务于伟大的抗日战争。
李增援撰写的大型歌剧《红鼻子参军》是他的戏剧代表作。这出歌剧故事情节紧凑、语言幽默生动、引人入胜。该剧的剧中人“红鼻子”和“张大嘴”都是想参加新四军的青年农民，而他们妻子的态度却迥然不同。“红嫂子”积极支持丈夫参军，上战场打东洋，而“张嫂子”则拖后腿，处处阻挠丈夫参加新四军，从而塑造了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鲜明的舞台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凡看过戏的人都深受启迪，许多青年农民看了这出戏后都激情满怀，纷纷主动报名参加了新四军。
作为剧团的负责人，李增援尤为关心提高全剧团人员的业务水平。叶飞夫人王于耕曾是战地服务团戏剧组的成员，她在戏剧组当创作员的时候，一次听了从前方回来的同志讲的故事，便写了一个独幕话剧《人财两空》。李增援看了以后，认为剧本写得虽不够成熟，但显示了王于耕的才气。于是，他向王于耕传授了写剧本的基本方法，并帮助她修改了剧本的提纲，让其加工重写。在李增援的帮助和指导下，王于耕终于写好了这个剧本。还有一次，王于耕编了一出戏叫《母亲》，剧中人的女儿当了汉奸，女婿告诉了丈母娘，要她去劝说女儿改邪归正。但女儿却不思悔改，母亲便报告了新四军，抓捕这个女汉奸。戏演出后，有人说好，也有人说怪话，王于耕听了有些不高兴。李增援便找王于耕个别谈心，说：“任何创作都要经得起批评，用不着为这个不愉快。”然后提出了修改意见。王于耕根据李增援的意见，重新修改了剧本。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提出要看戏剧组自编自演的节目。当他看了《繁昌之战》《母亲》《人财两空》《春秋曲》等剧目后，赞扬服务团具有较高的编导和演出水平。
1940年春夏之交，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展华中，开辟苏北”的战略方针，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部队从苏南渡江北上，与战斗在苏中的管文蔚、叶飞领导的新四军挺进纵队会师后，东进黄桥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江苏省顽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盘踞苏北名镇姜堰以后，对新四军黄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为粉碎顽军的阴谋，陈毅、粟裕决定攻打姜堰，拔掉这颗“钉子”。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亲自组织并带领“勇敢队”（敢死队）冲锋陷阵，经反复争夺冲杀，终于攻克该据点，取得了歼灭1000多名顽军的重大胜利。战地服务团赴姜堰进行慰问演出时，李增援听到“勇敢队”的英勇事迹，非常感动，立即找该队队员了解情况，并到突破口现场观察、体验，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勇敢队》的歌词，由章枚谱曲。此歌激昂优美，在军民中广为传唱，指战员们百听不厌。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唱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曾多次演唱过这首歌曲。
李增援写的剧本和歌词，把革命的内容和民歌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激发了苏中、苏北军民团结抗战，争取胜利的积极性。尤其是《黄桥烧饼歌》至今仍是一首令人回味无穷的优秀民歌。
新四军在黄桥地区建立并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令时任国民党江苏省主席、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的韩德勤大为恼火，他调集大军分左右两路进攻黄桥，想趁新四军立足未稳之际把他们打垮、赶走。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进行了黄桥保卫战。为了配合战斗，黄桥地方党政机关动员群众支前参战，除带领担架队直接上前线抢运伤员外，还组织60家烧饼店日夜不停地做烧饼，用80辆手推车，冒着敌人的炮火，从四面八方将烧饼送往前线、送上阵地，使得新四军指战员吃饱肚子有劲杀敌，为取得黄桥战役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天早晨，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的李增援、作曲家章枚、党支部书记林琳（女）、创作员王于耕（女）等几个人风尘仆仆地从阵地上来到小饭店吃早饭，他们被自己亲眼目睹的群众如火如荼的拥军支前热潮所感动，李增援拿起一块烧饼随口念道：“黄桥烧饼黄又黄，黄桥烧饼慰劳忙。”林琳、王于耕赶忙接上去说：“烧饼要用热火烤，军队要靠老百姓帮。”
大家一边吃早饭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凑着歌词。李增援深受启发，回到住地，便一气呵成，写下了《黄桥烧饼歌》的歌词，当即由章枚谱曲，《黄桥烧饼歌》就这样诞生了！歌词分6段，每段歌词都有一个深刻的政治含意，巧妙地歌颂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我军取得战斗胜利的深刻原因。这首歌词从黄桥烧饼入手，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好，不但受到了诗人将军陈毅的多次表扬，而且陈毅、粟裕也非常爱唱这首歌。这首新型革命歌曲一诞生，便在军民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很快便从苏中唱到苏北，又唱到苏南，从部队唱到地方。抗战时期，在江苏这首歌几乎人人都会唱。在这首歌曲的鼓舞和感召下，无数抗日军民热血沸腾，前仆后继，为夺取抗战胜利而与日军展开浴血奋战。这首革命歌曲现已被载入《抗日战争歌曲集》和中国革命音乐的史册。这是李增援对中国革命音乐事业的杰出贡献，也是他艺术创作道路上的一座永远的丰碑。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黄桥决战》电影将这首歌用作插曲，使之为更多人所熟知。
1941年元旦之前，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战地服务团来到了盐城后，积极筹备迎新年晚会。因为盐城民间有过年挂红灯的习惯，李增援从这里得到启发，就和司徒扬一起切磋，写出了《大红灯》的歌词，由沈亚威谱曲，战地服务团剧团进行实地排练。
新年那天，晚会在露天大舞台举行，数万军民前往观看。晚会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演唱《大红灯》。随着激情而优美的歌曲响起，工、农、商、学、兵数十人一起上场，每个人都提着一盏红灯。一时间灯光闪闪，歌声嘹亮，表演好，台上台下，立刻形成了热气腾腾、喜气洋洋的氛围，把抗日军民的爱国激情推向了高潮。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创作表演。40年后，盐城新四军纪念馆举行揭牌典礼时，重新演出了《大红灯》，仍然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充分显示了这首革命歌曲的艺术感染力和强大生命力。
一次在皖南，著名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到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军部决定召开欢迎大会，而战地服务团所演出的剧目中还没有一个适合欢迎国际友人的。李增援立即组织团员赶排了欢迎史沫特莱的活报剧并亲自导演，选择了模仿和表演能力较强的女大学生周纫蕙扮演史沫特莱。演员一登场，观众立即争看台上的“史沫特莱”和坐在贵宾席上的史沫特莱，全场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史沫特莱边看节目，边热烈鼓掌，频频点头微笑。演出获得了成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李增援总是把舞台当战场，工作起来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他多次亲自登台，总是把所扮演的角色演绎得十分自然流畅，令人喜爱和赞赏。如他在他自编的《一家人》剧目中扮演二流子汉奸角色，醉醺醺地眯着眼睛，嘴里胡乱哼着下流的黄色小调，将二流子汉奸刻画得入木三分，使观众无不对这汉奸切齿痛恨，但谁也不相信这“汉奸”竟是平时很诚实很正派的李增援扮演的。又如他在《最后一计》的剧中担任“马百计”这个角色，其“最后一计”是毒死自己的儿子。因为儿子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开始动摇，马百计虽然爱子，但他爱憎分明，决不允许自己儿子变成叛徒去祸害乡亲。李增援在演到这一段时，大义凛然的正气和极为悲痛的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双眼复杂而深沉，情传全场，感人至深，观众无不热泪盈眶。
李增援不但才华横溢，而且还很善于做具体的领导工作，剧团在他领导下就像一个大家庭，无论是跋山涉水行军，还是日夜赶排节目，总是你帮我，我帮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来没有出现过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这除了因为有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外，还与李增援善于团结和帮助同志是分不开的。由于他待人真诚，总是乐呵呵的，大家热情地称他为“团结兄”，都愿意跟他讲心里话。
李增援在新四军3年多的战斗生涯，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新四军官兵严重缺食少衣。为了鼓舞军民斗志，坚持抗战到底，李增援常忍受着饥饿寒冷，夜以继日地搞创作。久而久之，积劳成疾，不幸染上了肺结核病。但他仍然带病坚持工作。结果病越拖越重，到了大口大口吐血的地步，这才在领导和同志们的一再劝说下，勉强同意住进新四军一师医院治疗。
1941年2月，驻在泰州地区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部公开投降日军，被编为伪第一集团军。奉新四军军部命令，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率一师主力向西进军，讨伐叛军李长江部。为防止敌人在我大部队开走后偷袭后勤机关，粟裕特地交代负责留守的二旅政委刘培善，要他负责将留下来的单位立即撤离交通沿线，疏散到偏僻的农村掩蔽起来。遵照粟裕的指示，师卫生部医院等单位于2月20日连夜乘船从东台城紧急转移至台北县（今盐城市大丰区）西团镇，重伤员被安置在西团北部的龙王庙，李增援与一些轻伤员被安置在东团的董家祠堂。
医院等后勤机关刚刚在西团落脚，不料第二天即2月21日上午，驻兴化的日军得到汉奸的情报，派出3艘汽艇来偷袭西团。
这只是小股日军偷袭，李增援和同住东团治病的民运队长唐克配有防身手枪，在日军扑向西团时，他俩完全可以带领尚能走动的轻伤员分散开向几处村落躲藏，但他俩没有这么做，而是在迅速组织轻伤员撤走后，便指挥在东团值勤的少数武装人员主动向敌人开枪，吸引敌人的火力和注意力，以掩护驻龙王庙的重伤员转移。敌人听到枪声后便蜂拥而来，李增援和唐克等5位同志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并把日军一步一步地向西团东北的千墩牌方向吸引，终因寡不敌众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而无法走脱。在乌家场，他们子弹打完后在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下全部壮烈牺牲。李增援他们的及时掩护，为龙王庙的重伤员和其他伤员的转移赢得了时间。在西团镇当地干部、群众的拼命掩护和抢救之下，伤病员被安全转移到牛湾河中前来接应的船只上。
因为刚到西团还不到一天，当地人谁也不知道这5位烈士的名字，便将他们安葬在西团东郊的乱坟场。1958年平坟，当地人又将这5位烈士的遗骨分别装在5个罐子里，迁葬东团烈士公墓。
李增援与唐克牺牲的消息传到新四军一师师部，师首长获悉烈士的遗体已被妥善安葬，便就没有再派人去查询，这在战争环境下是很正常的事。待师政治部通知驻角斜的战地服务团时已是3月中旬了，正是战地服务团随军讨伐李长江凯旋东归之际。听到噩耗，全团上下悲痛万分，便在驻地旧场（在海安角斜附近）为李、唐两位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美术组为他们默绘了大幅肖像，自制了花圈，并出了悼念烈士的专版墙报。追悼会由服务团领导主持，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均参加了追悼会。粟裕在讲话中号召战地服务团和全师指战员要向李、唐两位烈士学习。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像李增援和唐克那样忘我的工作，不怕牺牲，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勇敢战斗！
李增援牺牲的消息传到大后方重庆，迁在重庆的李增援母校——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于1943年11月为李增援等6名在抗战前线为国捐躯和病逝的校友开了追悼会，校长余上沅作了“天丧颜回”的题词，并在署名旁写下了“挥泪敬挽”4个大字，以表悼念之情。
李增援生前常跟同志们讲：“我家乡的大葱又粗又嫩，吃起来甜丝丝的，将来革命胜利后，我一定请你们到我家乡去尝尝大葱蘸面酱，那可是美味啊！”可是，他这个朴素而美好的愿望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就长眠在黄海之滨大丰西团这块土地上了。在他生前，他的战友只知道他是山东人，并不知道他的具体籍贯，加上战争环境严酷，没有留下一点关于他的经历和牺牲过程的文字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熟悉他的人就越少，李增援遂成了他牺牲地和他的家乡无人知晓的烈士。
直到1994年12月31日，李增援才被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