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充（生卒年不详），字弘度，江夏郡钟武县（今湖北省安陆市）人。东晋时期学者、文学评论家、书法家、目录学家，江州刺史李矩的儿子，母为书法家卫夫人。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晋成帝时丞相王导召他为掾。转记室参军。又曾任剡县令、大著作郎，奉命整理典籍。后迁中书侍郎，逝世于任上。

李充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曾著《学箴》，以针砭当时人“越礼弃学而希无为之风”。不过他对老庄学说并无贬斥之意。自称要“引道家之弘旨，会世教之适当”。他的文学思想主要见于《翰林论》。此书本是总集，共54卷，至唐初仅存3卷,只是录其评论。留存至今的，只有佚文八则，是清人严可均从《初学记》等类书中辑出的。从这些佚文看来，他只是较简略地论说各种文体的不同要求，并举出某些作家为典范。他比较注重文采，对孔融、曹植、潘岳、陆机等人均甚赞赏；只是对“表”与“驳”认为“不以华藻为先”。大约因为他的议论较简略，所以《文心雕龙·序志篇》批评他说“《翰林》浅而寡要”。

李充的诗，以《玉台新咏》所录《嘲友人》为最有名。其中如“良辰不我俱，中阔似商参。尔隔北山阳，我分南川阴。嘉会罔克从，积思安可任。目想妍丽姿，耳存清媚音。修昼兴永念，遥夜独悲吟”诸句，写相思之情颇为真切。 李充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载有《论语注》10卷、《翰林论》54卷、集22卷。今存诗3首，其中两首只有类书所引佚句，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他的辞赋和文亦多系类书中保存的零星佚文，只有少数几篇较完整，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

《晋书》本传载：“(李充)辟丞相王导掾，转记室参军”，“征北将军褚裒又引为参军，充以家贫，苦求外出。……乃除剡县令。”，“遭母忧，服阕，为大著作郎。……累迁中书侍郎，卒官。”，李充的仕历非常清晰，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做丞相王导幕府，第二阶段是做征北将军褚裒参军，后除剡县令，第三阶段是为母服丧三年后出任大著作郎，制《晋元帝四部书目》，累迁中书侍郎，卒官。

张可礼先生《东晋文艺系年》据《资治通鉴》考，李充于咸和四年(338年)六月任王导丞相掾，并著《学箴》。王导于第二年七月去世，李充在此之前转为记事参军。这是李充仕历的第一个阶段。李充仕历的第二个阶段大约开始于345年，是年褚裒任征北将军，之后引李充为参军。后李充因家贫，苦求外出，除剡县令。据唐张彦远集《法书要录》记载，李充母卫夫人卒于永和五年(349年)，李充服丧三年，其仕历第二个阶段到此结束。服阕，李充为大著作郎，开始他仕历的第三个阶段，这也是他告别幕僚和县令等卑微的官职，进入仕途最辉煌的阶段。李充所任著作郎在晋官品中为第六品，掌管国史编撰。藉此，李充得以对古代典籍“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编纂《晋元帝四部书目》，创制经、史、子、集四分法，并为后代袭用。

李充后累迁中书侍郎，中书侍郎由魏置通事郎发展而来，晋代沿用，居第五品，职能是为皇帝起草诏令，相当于汉代的尚书郎。“魏、西晋时中书监、令承受、宣布皇帝旨意，由侍郎草拟成诏令，呈皇帝批准后颁下。职任机要，地位不高，但颇清贵，多用文学之士，亦为宗室起家(入仕)之阶梯。”李充任此职，可见其才学受到重用，地位已经明显提高。

李充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注》、《尚书注》、《周易旨》、《释庄论》、《翰林论》等著作中。这些著作大多亡佚。从现存残篇看，李充思想以儒为本、好刑名之学、兼综道玄。

李充以儒学为根本的思想特征集中体现在《论语注》中。《隋书·经籍志》载：“《论语》十卷，晋著作郎李充注。”“《论语释》一卷，李充撰”；《新唐书·艺文志》载：“李充注《论语》十卷”；《清史稿·艺文志》载：“晋李充《论语集注》二卷”。今已不见李充《论语注》之完本。梁代皇侃作《论语义疏》时辑录一些李充的注释，成为现在研究李充《论语注》的重要资料。李充在《论语注》中常称孔子为“圣人”，对孔子十分尊重，树立其诲人不倦的儒者形象。除尊孔外，李充还重视儒家仁、义、德、礼等思想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功用。孝、义、礼都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李充对之十分重视，于此显示李充思想中儒家观念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晋书·李充传》称李充“幼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刑名之学”是李充重要的思想特征之一，主要表现为反对虚浮的社会风气，反对名不符实之人。最能体现李充“好刑名之学”思想的是其《学箴》。《学箴》产生的社会背景是时人尚虚浮之风，其弊日盛。李充在序言称：“情仁义者寡而利仁义者众”，认为出于真心实践仁义的人越来越少，利用仁义谋取名利的人越来越多，故“惧后进惑其如此，将越礼弃学而希无为之风”，“略言所怀，以补其阙。引道家之弘旨，会世教之适当，义不违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李充作此文之目的，就是要抑制当时的虚浮之风，为后进之士指出一条道路来。《学箴》体现出李充主张维护儒家仁义施行的思想，更体现出李充反对名不符实的社会现象，憎恶以假仁义谋名利的不道德行为。《晋书·李重传》称李重“迁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李重在奏论中曰：“案如《癸酉诏书》，廉让宜崇，浮竞宜黜。”可见李重也反对浮虚之风，李充“刑名”思想与之一脉相承。《世说新语·品藻》中李充称赞李重“雅正”，足见其对李重的尊重与敬仰。李充任大著作郎期间，“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密阁以为永制。”《隋书·经籍志》也称“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作《晋元帝四部书目》工程浩大，需忍住寂寞，淡泊名利，藉此可以看出李充具有务实精神，躬身实践其“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之思想。

李充生于西晋末年，玄学已经经历了鼎盛时期，“名教”与“自然”、齐一儒道等问题在郭象那里得到解决。李充思想中的玄学思想，体现出“名教”与“自然”调和的儒道合一的特点。除受儒家、刑名、玄学思想影响，李充还很重视道家思想。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曰：“《御览》五百九十七引充《起居诫》，自言家奉道法，知其好道家之言。”李充对《论语》、《尚书》、《周易》等儒家经典和道学名著《庄子》颇有研究，并“注《尚书》及《周易旨》六篇、《释庄论》上下二篇。”因对儒道名著的熟稔，李充常用老、庄思想诠释《论语》。儒道会通的思想在李充《论语》注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李充生活于东晋明帝时代，故里在今安陆和云梦一带。他是东晋多才多艺的文学家、目录学家和书法大家。少时贫困，奉母至孝，为人性情刚烈，好打抱不平。初为剡县令，因母丧辞官，后归朝，官拜大著作郎，至中书侍郎。因其治学严谨，其学问渊博精深，亦善辞章文赋。充任大著作郎时，他深感传世典籍混乱，遂以西晋荀勗的分类为基础，调整了荀勗的四部分泪，以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进一步完善了四部分类法，直到《隋书·经籍志》最后定型。李充一生所著甚丰，有《尚书注》、《翰林论》和文集二十二卷等，原书均已失传。今仅见严可均《全晋文》辑有《翰林论》、《太平御览》载有《吊嵇中散》等佚文。

李充奠定图书分类学的基础是魏晋以后文学创作的发展，这时的文人们也开始注意文章总集的编选，这些选家往往通过文体源流和作家作品的论述，通过文章的去取体现他们的文学观点，因此这些总集同样具有文学批评著作的价值。现在已经散佚的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和东晋初李充的《翰林论》，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著名的总集。刘勰《文心雕龙》评李充的《翰林论》为“疏而不切”。东汉以后，诸子学说衰落了，作为实用技术的军事、天文、数学、机械、医学等也统统受到鄙视，因此，这几类著作日益减少。魏、晋以来，个人文集及总集、选集的编纂日益兴盛，这些选集，尤其是别集，虽然主要是文学作品，但决非仅有诗赋，也有政论、奏表、杂文等搀杂在里边。由于这一系列的变化，作为学术文化的陈列橱窗的目录，特别是由学术文化性质决定的分类法，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适应文化学术的发展变化了。首先站出来对分类法进行改革的，是西晋的荀勗。荀勗根据三国魏郑默所编的《中经》更撰《中经新簿》时，把图书分成了四个部类：甲部六艺、小学；乙部诸子、兵书、兵家、数术；丙部史书、杂事；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这就基本构成了后世的“四分法”。而李充作《晋元帝书目》，更是对荀勗的乙、丙两部位置进行了对调，这样，就基本上确定了后世经、史、子、诗赋顺序，李充也就成了目录学的奠基人之一。由于李充等人首倡的经、史、子、集分类法与当时学术发展状况与趋势相一致，所以它迅速得到了官、私两方面目录学家的承认。

李充还写得一手精妙的楷书，因书法修养高深，与东晋王羲之等书法高手甚为友善，他们一帮书法家经常在上虞的曹娥江畔、东山脚下，举行酒宴书法之乐。永和九年，正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季节，李充等一帮文人学士与王羲之一家人少长咸集，坐于“曲水”岸边之乱石，饮酒赋诗，各抒怀抱。凡不能诗者，各罚酒三觥。四十一人共得诗三十七首，编为一辑曰：兰亭集。李充的《吊嵇中散文》等。《吊嵇中散文》一文，情真意切，悲悯之气感人至深，为东晋悼文中的佳品。

东晋初，国家重视收藏图书，在任大著作郎时，受命以西晋荀勖所撰《中经新簿》为蓝本，校对现在所藏之书，仅存3014卷，遂又整理旧籍，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他在荀勖《中经新簿》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又删除浮秽，以类相从，总设众篇之目，以五经为甲部，史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唐《隋书·经籍志》依其经﹑史﹑子﹑集分类，类分四部的名称由是确立。自此之后，无论史志﹑官籍或私藏书目率皆依循不改，是中国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创始人，并一直为后世袭用，在中国目录学史和分类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该书目已佚，今从《古今书最》辑录中可看出体例。长于书法，精于文学，著有《翰林论》（一说为李轨所著）、《论语注》、《尚书注》、《周易旨》、《释庄论》及诗、赋、表颂240篇，文集14卷。今多已不传。

《晋书·李充传》称：“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柏树尝为盗贼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未记载其生卒年，但知其性格颇有刚勇强悍的一面。

关于李充的生年，学界有两种看法：王运熙认为李充生于东晋初年；曹道衡则认为李充生于西晋末年。曹先生说：“据《晋书》的《华轶传》、《应詹传》、《温峤传》和《王敦传》记载，则从怀帝永嘉年间(307—312年)起，历任的江州刺史都有姓名可考”，直到虞亮兼任江荆豫三州刺史，而虞亮卒于咸康六年。据张可礼先生《东晋文艺系年》考，李充在咸康四年出任丞相王导掾，可见李充父李矩任江州刺史当在华轶之前。《晋书·中宗元帝纪》载：“江州刺史华轶不从，使豫章内史周广、前江州刺史卫展讨禽之。”《世说新语·俭啬》刘孝标注曰“永嘉流人名曰：‘卫展字道舒，河东安邑人。祖列，彭城护军。父韶，广平令。展，光熙(306年)初除鹰扬将军、江州刺史’。”可见李矩任江州刺史在卫展前，即306年之前。而《晋书·惠帝纪》载：“(永平元年)秋七月，分扬州、荆州十郡为江州”。永平元年即公元291年，这一年始有江州刺史之职，李矩任江州刺史应在这一年之后。因此，李矩任江州刺史当在291年—306年之间。据《晋书·李充传》所言，李充少丧父，由上推之，李充当生于公元291—306年间。司马睿于公元317年建东晋，可以确定李充生于西晋末年。

李充的卒年，据曹先生考证“大约不会早于永和末年至升平年间(335—360年)；甚至也可能活到隆和、兴宁年间(362—365年)或更后”。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根据《资治通鉴》考，李充于咸和四年(338年)六月任王导丞相掾，李充卒年不早于338年。《晋书·李充传》载：“征北将军褚裒又引为参军，充以家贫，苦求外出。裒将许之为县，试问之，充曰：‘穷猨投林，岂暇择木!’乃除剡县令”。《晋书·褚裒传》：“永和初，复征裒……进号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固辞开府”，“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远近嗟悼，吏士哀慕之。”永和五年即公元349年，李充出任剡县令当不早于公元349年。至于李充除剡县令，《世说新语·言语》第80篇另有记载：“李弘度常叹不被遇。殷扬州知其家贫，问：‘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门之叹，久已上闻；穷猿奔林，岂暇择木?’遂授剡县”。此处所言举荐李充的是殷浩而非褚裒，殷浩当时任扬州刺史。《晋书·孝宗穆帝纪》载：“(永和二年)三月丙子，以前司徒左长史殷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资治通鉴》载：“永和二年……褚裒荐前光禄大夫顾和、前司徒左长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为尚书令，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永和二年即公元346年，此年殷浩出任扬州刺史。《晋书·殷浩传》：“会遭父忧，去职，时以蔡谟摄扬州，以俟浩。服阕，征为尚书仆射，不拜。复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遂参综朝权。”“及石季龙死，胡中大乱，朝过欲遂荡平关河，于是以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晋书·孝宗穆帝纪》记载，永和五年(349年)四月“石季龙死，子世嗣伪位”。由上推断，殷浩任扬州刺史是在公元346-349年间，并在此间举荐李充任剡县令。《晋书·李充传》与《世说新语·言语》第80篇之记载，无法考证孰对孰错，但不管是褚裒举荐还是殷浩举荐，李充出任剡县令的时间都不会晚于349年。据唐张彦远集《法书要录》记载，李充母卫夫人卒于永和五年(349年)，而《晋书》本传称李充母去世后，李充服丧三年，又出任大著作郎，由此推知李充卒年上限不早于352年。李充为大著作郎之后，“删除烦重，以类相从”，作《晋元帝四部书目》定需几年时间，所以李充卒年下限参照曹先生看法，当于隆和、兴宁年间(362—365年)。

高祖：李通，汝南太守。《三国志·魏书》载：“李通，字文达，江夏人。为人正直，勇猛善战，受到魏文帝曹丕赞赏。

曾祖：李绪，平虏中郎将。

祖父：李康，秦州刺史、都亭侯，谥号为定。

伯父：李重。《晋书·李重传》载：“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少好学，有文辞；早孤，与群弟居，以友爱著称。弱冠，为本国中正。咸宁中，为始平王文学，迁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太熙初，迁廷尉平。矩皆有美名”，可见李矩在当时也颇有名气。

父亲：李矩，江州刺史

李充母为河东卫氏才女卫铄，字茂猗，廷尉展之女弟(妹妹)，恒之从女”，世称卫夫人，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

李颙，据《晋书·李充传》记载：“亦有文义，多所著述，郡举孝廉。”《隋书》记为“乐安亭侯”。据《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记载，著《周易卦象数旨》六卷、《古文尚书集注》十卷、文集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