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鼎（1879-1944年），字子彝，亦作芝逸、子逸，笔名礨空，号老曼、鲁曼，晚年自号漫西居士，陕西蒲城荆姚镇中街村人，同盟会会员。辛亥光复，出任陕西军政府教育司长诸职。陕西靖国军时期，任总司令部秘书长。1928年，应于右任之邀，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编纂委员会编纂，国民政府审计部副部长、部长、监察委员等职。1940—1944年，主编《民国三十七年蒲城县志稿》。1944年8月16日，病逝于蒲城荆姚镇旧宅。生前诗作甚丰，诗稿《老曼斋诗存》收入5000余首。

李元鼎，早年随祖父在南郑读书，18岁时返回蒲城，后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深造。1905年秋，李与张季鸾、杨铭源、宋向辰等12人被选为官费留日学生，先入济美学校，后转入经纬学校，毕业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文科。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李等率先加入。

1908年2月，与杨铭源、赵世钰、井勿幕等在东京创办《夏声》杂志，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宣传救国思想，在《夏声》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敬告陕甘父老》一文中，猛烈抨击苛刻的赋敛及吸食鸦片、强迫女子缠足等社会弊病。

1909年由日本回国，任西安府实业中学堂教员。同年11月，陕西咨议局成立，李任秘书长，在此期间，经常与革命党人刘允丞等密谋策划革命工作，创造了“通讯横格”与“纵横连系法”，用于秘密通讯。

1910年，清政府下诏，增征田赋税银，李元鼎在谘议局据理力争，迫使清廷下旨取消增税。

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爆发，翌日李即任革命军参议兼文书，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任秘书，后又负责秘书厅事务。

中华民国成立后，李任陕西都督府教育司司长，民国初年陕西教育计划的制订、三秦公学的创办、派遣留日学生等教育界重大事宜，均是在其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14年，袁世凯亲信陆建章主陕，李去职。卸职后，李漫游北平，山西等地，返回西安便闭门读书写诗，忧国忧民之心，屡见于诗文。

1918年11月，井勿幕遇害身亡，李悲愤异常，随后赴三原加入陕西靖国军，曾任总司令部秘书长。靖国军解体后，他在西安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私立民立中学，任国文教员。

1926年镇嵩军围困西安期间，守城的国民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遇到难题，多次向他问计。他为杨分析时局，并举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事例，勉励杨坚定信心，加强团结。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李应于右任之邀，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编纂委员会编纂，国民政府审计部副部长、部长和监察委员等职。当时军事开支庞大，蒋介石不要审计部过问，在军事委员会内设立第三厅（审计厅）主管此事。三厅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名义，向审计部行文，要审计部照发支付命令。审计部大小官员主张照办，连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主意不定，唯独李元鼎力排众议，坚决抵制。他坚持：审计部行使审计职权，是国民政府组织法所赋予，连国民政府主席的帐项都可检查，凡对不符合开支规定者，有权停签支付命令。军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军费开支的审核权，理应在审计部职权范围之内。李元鼎即以此理由行文，回复了军事委员会。次日，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刘厅长亲到审计部，表示歉意，并愿撤消原件。临走时还一再说：“此事万万不可让委员长知道。”此后，李元鼎相继任监察委员、审计部部长等职。

1933年，于右任为了推行监察、审计制度，拟在全国各地设立监察、审计分机构。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务会上，李元鼎以审计部部长身份，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终于通过了监察院、审计部提出的设立分支机构的新预算。事后，上海某小报曾以“李部长在中政会上摔破火柴匣声震屋瓦，获得新预算的通过”为题，作了报道。

1934年，审计部总务处出售历年积存的汽油桶、废报纸和其它物件，得款约两万元。总务科长认为此款在预算之外，建议科长以上人员私分。李元鼎严加申斥，说“审计机关的工作人员私分国家财产，于理于法均属难容，己身不正，焉能正人！”后即以此款购置汽车，供职工出外办公及上下班乘坐。次年4、5月间，蒋介石派侍从给李元鼎送来50万元的支票，要他在非法财政开支中给以方便。他将支票退回，并向于右任递了辞呈。随即携眷回到陕西，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各省成立参议会。李元鼎在各方敦促下，于1942年任陕西省第三届参议会议长。在任期，他领导参议员为减轻全省群众负担，与省当局及中央有关部门进行了斗争。特别对征购军粮和田赋改征实物等问题，多次向上反映，甚至在蒋介石来陕西时，他又向蒋介石提出军食与民食并重的主张。蒋介石虽然当面嘉纳，终未实施。

1944年8月，李元鼎病故于蒲城县荆姚镇旧宅。弥留之际，曾口占一联：“一事无成胡遽死，百年如寄自当归。”于右任给他的挽联是：“天留议席先生老，泪湿关门后死难。”其诗作丰富，诗稿《老曼斋诗存》收入5000余首。

李元鼎早年随担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的祖父在南郑读书，18岁时祖父病逝，他千里扶柩返回蒲城。服丧期满以考试成绩优异补为增生，又得陕西学政沈卫器重，选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深造。

1905年，与张季鸾、杨铭源、宋向辰等12人被选为官费留日学生。到日本后，他先入济美学校，后转入经纬学校，毕业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文科。

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李元鼎等率先加入，投入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1908年正月，在东京创办《夏声》杂志，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宣传救国思想。他用礨空、鲁曼等署名，在《夏声》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敬告陕甘父老》一文中，他猛烈地抨击苛刻的赋敛及吸食鸦片、强迫女子缠足等社会弊病的严重危害。他喻列强为巨盗，疾呼：“巨盗至，将蹂躏我河山，践踏我田园，发掘我祖宗坟墓，吸取我人民之膏血，祸将不远矣！”

1909年，李元鼎由日本回国，任西安府实业中学堂教员。同年，陕西谘议局成立，任秘书长。由于他与副议长郭希仁、李桐轩及常驻议员井岳秀均为同盟会员，所以陕西谘议局实际为同盟会革命党人所掌握。

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爆发。翌日，李元鼎即到革命军任参议兼文书。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任军政府秘书，后又负责秘书厅事务，执掌教育司。在东西两路战役中，李元鼎经常彻夜劳碌。西北大学之创设、扶持著名秦腔易俗伶学社，是李元鼎执掌陕西教育司期间最大的贡献。

卸去陕西军政府教育司长诸职后的李元鼎，漫游北平、山西等地。返回西安后，闭门读书写诗，忧国忧民之心，屡见于诗文。1922年，陕西靖国军解体，他与于右任商定取道甘肃、四川南下，追随孙中山。李元鼎先行，但到事先约定的地点，未能与于右任相见，只好返回故乡。

1926年冬，西安城围解除后，于右任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总司令，请李元鼎出任要职，因故未能赴任。1928年，应于右任之邀，李元鼎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编纂委员会编纂，国民政府审计部副部长、部长、监察委员等职。他任审计部部长期间，曾筹设各省审计处，对审计人员采取了考试任职的录取办法。

1935年，因对蒋介石私自拨款之事不满，李元鼎看穿了蒋介石的行为，毅然辞职回到西安。据说是因为蒋介石军费开支过大，李元鼎挂冠而去，两袖清风归来，不受嗟来之食，回陕后以教书糊口。顾祝同在陕，为拉拢李元鼎，送来三百银圆，他提起钱袋子就扔到了院子里。厨子看到了，赶紧过来说，“锅里正在蒸馍，没有柴烧了，这可怎么办？”意思是让把钱留下贴补家用，李元鼎听闻，“这有何难？”两脚把身边的躺椅踹成数段，说：“拿去把馍蒸了，饭还要吃。”可见李元鼎的风骨。

李元鼎曾连任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1月，他担任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团长，率团遍历陕、晋、豫、鄂等省抗日前线和后方，返渝后据实写出报告，揭露阎锡山、汤恩伯、胡宗南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行径，重庆《新华日报》曾全文刊出。

梁实秋因抗战而从北平内迁至重庆，接到当局通知，邀请其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他们一行，视察团团长李元鼎率六人，即卢冀野、邓飞黄、余家菊、梁漱溟、于明州和梁实秋。后来，梁先生在其著名的《华北视察散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团长李元鼎先生，这时候适在陕西原籍，我们到了西安才找到他。他是年逾古稀的一位老者，貌清癯，留着稀疏的几根胡须，手持着一根旱烟管，风度潇洒和蔼近人。我记得他自我介绍说：“我是陕西人，我的家乡和于右任先生故里是邻近的。俗话说十陕九不通、一通就成龙，哈哈，我们陕西没有人才。”几句话说得又诙谐，又自负。我们在西安勾留数日，每晚都有机会听李先生讲荤素笑话。李先生是审计部长，一点官僚习气都没有，具备陕西人特有的古朴傲岸的作风。

1943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李元鼎为陕西省第二届临时参议会议长。他不畏权势，根据议员的权利义务，向国民政府揭发陕西省主席熊斌等人把西安出土的沙金变卖巨款贪污的丑行，此即轰动一时的“黄金案”。当国民政府派员调查此案时，李元鼎呈交的证据达30余份。熊斌终以在陕西秽声四播而被调离。

1940年，蒲城县于县城古镇巷缑章保故居成立县志馆续编县志，推举民国元老李元鼎为首任县志馆长，直至1944年8月16日，病逝于蒲城荆姚镇旧宅。在李元鼎辞世之后，李约址继任县志馆长，编纂采访工作人员有原清月、白瑜、李绍符、米竣生、马康侯、魏子京、徐衡山、张浪亭、马高轩、亢维瀚、冀鹤亭等，冯振初为后勤总务。

至1948年，已汇集约百万字的资料稿。因关中地区临近解放，为避免战火损毁和人为丢失，李约址将所有志稿及资料匿藏保存。1949年5月，李约址又委托冯振初将志稿奉送蒲城县人民政府，由县文教科所属文化馆保管。1982年，县文化馆将全部志稿移交新成立的县志办公室。

此志稿上溯到周康王时代（公元前1020-前996年），下限民国三十六年（1947），共25个分志，于2015年以《民国三十七年蒲城县志稿》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其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资政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