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山少时家贫，十几岁便当起肩挑小贩。15岁经堂兄保荐，在恒兴德商行当小伙计。李善解人意，为讨东家喜欢，不久认东家孙文山为干爹。但因不愿受行规约束，一年后又退出商行，仍做小贩。
李东山善与人交，有极善经营。1891年开办一水炉小铺，兼去
海关叫行，资本不够便向干爹借贷。因常去海关叫行，很快与经营拍卖的奥地利人混熟。每当李东山叫行时，物品起价很低，且一叫便停，因之获利甚丰。1892年，李东山将水炉小铺扩建为德顺兴五金行，资本为墨币（
墨西哥）300元，主要经营小五金和百货商品。其经营方式是：专事缺门，独得其利。到1904年，资本已增至3万墨币。1911年
辛亥革命倡导剪辫子，李东山大量购进帽子，高价出售，获得厚利。此后，又在
烟台开办同志玻璃厂、瑞兴制伞厂，在威海开办威新花炮厂、同庆顺镶锡店等，这些厂店在烟、威一带均为首创。
1915年初，德顺兴五金行经销
日本马球牌座钟和零件，李东山看到钟表制造业有利可图，遂于当年7月以德顺兴五金行资产投资2.5万元，在
烟台朝阳街南首东侧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钟表工业---“宝时造钟厂”。李任经理，唐志成任厂长兼技师。为解决技术难关，李东山多次赴日本
大阪“马球”牌钟表厂观摩学习技术，购置设备。对一些日本人不肯吐露的重要技术，便以重金贿买。李没有文化，所学技术全凭脑记，回国后再转告唐志成。唐不会计算，主要是模拟拆卸日货进行试制。
经数年反复试验仿制，终于在1918年制造出第一批座钟，其座钟除木壳外，主要零件均为日货。1920年后实现钟机自制，宝时造钟厂也逐渐兴旺起来。为与日本“马球”牌钟争夺市场，李东山将一架座钟的卖价由5元（成本4元）降至1元多，每架座钟还外赠毛巾1条。
1928年后，全国各地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德顺兴也努力改进技术，精打细算，其产品质量不仅赶上日本，价格也低于日本，且讲究信誉，保修到底，产品畅销沪、宁、穗、渝等大城市和香港、南洋群岛等地，至1931年，工厂职工已发展到500余人，年产座钟、挂钟5.5万多只。李还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立货庄，经销产品。因买卖亨通，企业增值，李于1934～1935年投资兴建新厂房楼和新中国电影院等。李还花费500元请书法家书写“德顺兴”3个颜体大字，镌刻在门楣石匾上。
李东山在企业用人、管理等方面也极精明。他坚持“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奖罚分明，宽严相加。对管理人员只要能恪尽职守，便委任不疑；班组长均从工人中物色技术较高、顺从勤勉者担任；新徒工入厂要有商号作保立约，学徒期间只管伙食，没有工资，学徒期5～8年（其实2年即可），工厂廉价使用大量徒工，以增加利润。工人早起晚归，工时长达十二、三个小时。
为激发职工积极性，李东山每年提取利润的60%给管理人员分红（其中李东山原股占30%）。工人则按照技术高低、劳作成绩分红。工龄较长、又肯苦干的工人，也可以同管理人员一样“吃份子”。如工人家里急需用钱，李东山一般准予支借。工厂伙食较好，逢年过节还增加酒菜会餐。还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尽管公休日让工人半天清理工厂垃圾，但这在当时厂商中是独一无二的。
1938年日军侵占
烟台后，伪商会拟聘李任职，日本人提出与其合伙经营，李均予拒绝。
1939年，日伪以李东山曾开过花炮厂搞硝磺资通
八路军为名，逮捕其子李殿章，严刑拷打，羁押数月，李东山被迫与日本人共同开设华兴商行。日本人并未出资，只是从中
巧取豪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