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三个阶段的最初形态。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拥有以下基本特征：试图在某些具体的有形物体中或某些特殊的东西中，寻找具有无限多样性的自然现象的统一。

柳宗元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从七世祖柳庆官拜北魏侍中、封济阴公，到堂高祖柳奭、曾祖父柳从裕、祖父柳察躬都曾担任各类官职，其父亲柳镇也出任过侍御史，其母家范阳卢氏家族一样世代为官，非寻常人家可比。照理说，这样的世系传承，应该工于政治，善做官面文章。

柳宗元自幼饱尝民间苦痛，耳闻目睹腐朽朝廷的种种罪恶，加上母亲的启蒙教育，一颗为民请命、纳民轨物的种子便在他幼小的心灵扎下了根。

柳宗元对待事物发展的态度不同于常人，源于他认识事物的角度不同，思维有差别，反映在他的文字里。

著名的《封建论》没有局限于封建制度本身“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的种种弊端，而是洞幽察微，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条分缕析，逐层递进，而后得出“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

柳宗元推崇古文运动、否定董仲舒“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批判神学、强调人事。《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不幸之中，未尝没有幸的萌生，这是朴素唯物主义看待客观世界的基本方法。

在贬谪期间，柳宗元撰写的大量文稿。一方面，有把握为官机会实现自己利济天下的愿望，希望事益于民，学报以国；另一方面，“......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三戒》）。这种理念复杂深邃，是透过哲理认识世界的朴素唯物主义。

比较能体现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如《断刑论》、《天说》、《天对》、《时令论》。如《非国语·序》：“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既肯定《国语》的积极意义，又对其“诬淫”之说据理而驳，可谓言近旨远。

《断刑论》、《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辨》之类，代表了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并形成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天对》是柳宗元试图用唯物观释答屈原《天问》的鸿篇巨构，条分缕析，穷尽自然。柳宗元的解释未必都有科学依据，但贯穿其中的是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比如《天问》说“自明及晦，所行几里？”柳宗元认为“当焉为明，不逮为晦。度引无穷，不可以里。”屈原问“何阖而晦？何开而明？”柳宗元说“明焉非辟，晦兮非藏。”屈原想要知道“增城九重，其高几里？”柳宗元说“增城之里，万有三千”。

《天说》则提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的观点，行文诙谐风趣，更易为后人接受。

在自然的认知里，朴素而辩证地理解万事万物，才能更接近事物本源。《贞符》虽短，立意至高。开头即提出“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贞厥符，浩浩将之；仁函于肤，刃莫毕屠。”这是典型的法家反天命思想，是对有神论的公开批判。柳宗元不信鬼神，在当时的科学水平条件诚属难得。

“永贞革新”失败后，革新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并未停息，柳宗元也在贬谪生涯中，对世界的理解也越来越清晰。《晋问》极力夸赞晋地的山川形胜、丰饶物产，其中说道：“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中唐以后，战乱频仍，宦官专权，民不聊生。严重畸变的社会现实，催生了柳宗元的“民利”思想，“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安史之乱”撕破了大唐表面的最后一丝体面，柳宗元出生时，唐王朝已平定叛乱多年，却从此由盛而衰。”

在此转折期，柳宗元有机会与最底层的人民接触，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既有认识更有反思。在柳宗元看来，山川、矿藏、宝马、良材、河鱼、池盐等物产利民而非民利，“利民”不过外在的物质财富，“民利”则是国家长治久安给人民提供的开明政治大同景象，一切谋求私利、视民命如草芥的政治集团，永远不会为了利民而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辩证看待历史发展，不以后人眼光强求前人，而对于前人“诳乱后代”的“淫巫瞽史”，假借天命神学愚弄人民的文痞现象，柳宗元也毫不客气地痛批。柳宗元把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他是中唐时期真正卓有贡献的杰出思想家，其无神论思想和批判精神，使得后人少走很多弯路。

(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人。他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

著作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

青年时期 王夫之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

在长沙岳麓书院求学期间，与邝鹏升等组织“行社”，推崇学以致用，躬行实践。同时在衡州与好友管嗣裘、文子勇等组织“匡社”。24岁时与长兄王介之、好友管嗣裘在武昌考中举人，以《春秋》第一考中第五名，受到督学高世泰、考官欧阳霖、章旷等的器重。是年冬，王夫之赴京参加会试，途中得悉李自成农民军已席卷河南，攻克南阳，再围开封，打败明官军，明军决黄河堤灌农民军，竟使开封城淹没。“何事春寒欺晓梦，轻舟犹未渡江南”。王夫之的“进士梦”被风雷激荡的农民战争所浇灭。

1689年，一好友刘思肯到湘西草堂拜访他并为其画了一幅肖像，夫之看后作了一首诗，“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归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

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其中，比较而言，黄宗羲贡献在学案和政治思想，顾炎武贡献在学风和民俗，王夫之贡献在哲学和史学。诚如钱穆所言，夫之“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括，幽微精警，盖无多让”。

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学术自觉，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不仅扬弃程朱陆王，批判地总结了宋明理学，而且精研易理，熔铸老庄，旁及佛道，博取新兴质测之学，将朴素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王夫之沿着“即事以穷理”、“入德以凝道”“要变以知常”的认识路径，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矛盾运动进行了“会其参伍，通其错综”的辩证考察，形成了道器合一、理欲合一、义利合一、性命合一、情理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彰显出“坐集千古之智”而又自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传承性和学术创新性。

王夫之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和爱国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和毛泽东等人，毛泽东在《讲堂录》抄有多处夫之语录，新中国成立后两次为“船山学社”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