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1905—2008）常熟人，原籍江阴月城，革命知名剧作《芦荡火种》和《沙家浜》中的原型人物之一。先后担任常熟抗日自卫队班长，区和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苏常昆太武工队大队长等，建国后曾任县农会主任、县武装部长、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江苏地区做出重要贡献。

朱英，乳名阿八，1905年出生在江阴一个农民家庭。18岁随姨父到上海谋生，后进大成纱厂做工。25岁与同厂常熟籍女工姚翠结婚，被群众亲昵地称呼为“朱阿八”。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抗击。1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朱英在积极分子“小宁波”影响和鼓励下，参加了罢工斗争。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厂工会，并参加了由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举办的军事培训班。

1937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大成纱厂关闭，朱英带着家小回到常熟妻子的家。11月13日，日军在野猫口一带登陆，常熟人民饱受日军蹂躏。1938年春节前后，常熟地区出现了短时间的政治真空，地方上的土匪纷纷出笼，江海强盗、盐枭窜上岸来肆意作案，邪气弥漫城乡上空。为了保卫家乡，防止匪徒侵袭，朱英参加了由毛鹏华首先发起组织的武装自卫队，他们背着缴获、购买来的枪支和自制的大刀长矛巡逻防夜。一次，朱英回江阴老家，受到“如何筹组抗日武装”的启发。返常后，马上与持有同一意向的任天石会面，并邀请毛鹏华等8人召开同心会。同心会决定在毛鹏华自卫队原有基础上扩大武装队伍，并发动布厂工人，收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枪支，动员镇上各界人士出力、出钱，支援自卫队抗日保家乡。受塘桥自卫队影响，大小陆泾的油车工人和武元祥等24名农民组成第二支自卫队，小陆泾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王永甥等40多名农民组成第三支自卫队。薛惠民在薛家宅基、十二段圩和驸马泾组织的农民兄弟会，也加入了抗日队伍。至此，塘桥一带的抗日武装发展到100多人，有长枪、短枪63支。正在这时，江苏省委派李建模、杨浩庐到常熟组建中共常熟县委和开展武装斗争。通过陈刚介绍，自卫队领导人之一的任天石与杨浩庐见了面。杨浩庐同意任天石“派人来帮助和领导这支队伍”的请求。同年5月，中共常熟县委正式成立。塘桥这支民间自卫队也逐步成为正规的地方抗日队伍，梅李塘桥便成了常熟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发源地和根据地。塘桥自卫队成立之初，朱英主要负责后勤工作。他设立税卡，收取的税金一部分用于救济贫困老人，大部分用于队伍的日常开支。为了给自卫队配备足够的武器，朱英还搞过募捐活动，并亲自到昆山买回几支步枪。有了武器装备，自卫队的活动更加频繁了，一面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一面打击土匪盐霸。1938年6月，在常熟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班在梅李塘桥附近开办。按正规部队的要求，对自卫队队员进行军事训练。朱英负责选择训练地点，从周家宅基迁至杨西段和驸马泾。地点多次变动，为的是确保安全。在物色训练班教员问题上，朱英曾亲自出面说服了一名死里逃生、受惠于当地群众的国民党部队伤员王亲，使自卫队多了一个正规的军事技术人才。军事训练班结束后,县委领导随即筹组班子，召开大会，宣布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成立。在民抗部队，朱英从事军需工作并兼任特务队队长。他曾谎称偿还赌债，私自把江阴老家仅有的一亩多地典卖，用所得钱款补充部队给养，遭到不知内情的舅父严厉训斥，1939年5月，常熟县委筹组财经委员会，8月正式成立。朱英任财经委副主任，暂时离开了部队。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东进常熟后，军费开支猛增。为了保障供给，财经委决定在我控制区收税：向地方征收田赋，向商界征收商品流通税。朱英负责稻区的税卡工作，按照当时制定的《税收章法》，对过卡的商船“对号入座”。1940年4月，谭震林到达常熟，扩大抗日武装，军需数额随之扩增。县财经委颁布《征收货物税暂行条例》，往来的车辆（包括汽车）和内河轮船也要照章纳税。这一举措，收入可观。仅1940年一年，便征收到各种税款100多万元，除确保4000多名军政人员的给养外，还支援苏中黄桥战役和新四军苏北根据地30多万元，有力地支持了苏北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另外，朱英还办起了后方医院、军服厂、修械所……被谭震林誉为“苏常太的好后勤”。设立税卡，其直接的经济意义不言而喻，它的军事意义也不能小觑。通过税卡放哨，可以掌握敌情为我所用。当然，税卡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站稳脚跟，全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1941年7月“清乡”以后，苏常太主力全部北撤，留下的同志转入地下活动，朱英负责的财经工作告一段落。主力北撇，朱英和江琪生等留下隐蔽坚持。在塘桥蒋三妹等积极分子掩护帮助下，他们昼伏夜出，收集情报，为反“清乡”斗争做好准备。后为保存革命实力，朱英等越过福山塘篱笆转移到澄锡虞的安全地区。不久，朱英奉命回到谢桥，后在梅北一带流动。随着“清乡”的深入，朱英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风餐露宿，形单影只。“清乡”刚过，留在常熟的抗日骨干，只有朱英与戈仰山等一二十人，枪也没有几支。敌人严密封锁，各地党支部名存实亡，众多关系中断，活动异常困难。特别是朱英，被多家敌特机关悬赏通缉。此时，身在苏北的通海行署主任任天石和负责苏常太工作的薛惠民等派政治交通员周一航过江与朱英联系。周一航第二次过江，带上朱英一起到苏北。1942年2月，朱英参加了设在通海的军政训练班。学习期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英在苏北参加了著名的“汤团行动”。“汤团”，以团长汤景延得名。“汤团行动”，是以七八百人之众用假投降的方法进入敌人内部，里应外合打击日顽的一个特殊行动。时任三营副营长的朱英，置身于复杂的环境之中，肩负“统战”的使命。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以收徒弟、拜“老头”、结金兰、认寄亲等形式，让土匪、海盗、伪职人员等乖乖地为我所用。这样，不但方便了南来北往的我方人员，保障了军需物资的运输，而且确保了人民群众，尤其是江中渔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朱英在“汤团”度过了不平凡的163个日日夜夜，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全团凯旋，受到了粟裕等苏中军区领导的嘉奖。1943年3月，上级决定从苏北派出一支小分队进人苏常太地区。6月，朱英率领陆小康等3人南下与先期到达的戈仰山等会合。武装小分队到达常熟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寻找失去联系的抗日积极分子，特别是党员骨干。在恢复工作期间，小分队曾跟敌人打了一次以少胜多的大仗。朱英一行12人在横泾活动，由于叛徒告密，敌人组织常熟、昆山、苏州三地300多伪军围袭。朱英指挥队员奋勇杀敌，迫使伪军不敢靠近。敌人发起三面包围，朱英命令队伍突围，自己断后掩护。他扔出手榴弹炸死两个伪军打开了血路。战斗持续到傍晚，敌人才灰溜溜地收兵回巢。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武装小分队发展到50多人。1944年9月，薛惠民从苏北回到常熟具体领导“清乡”后的恢复工作，并宣布成立苏常太武装工作队，任命朱英为武工队大队长。10月，在通海地区集训的长枪排和民运干部陆续到达常熟，充实苏常太地区的武装力量。武工队既搞武装斗争，又做民运工作；既是军事战斗队，又是政治工作队。根据这一原则，武工队加强了对东乡一带的政治攻势：将《江南挺进报》分发、投送给伪乡长、保长及敌军头目；朱英以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五大队大队长的名义发信给敌特机关和伪职人员，告诫他们弃恶从善，向人民靠拢。这些举措，收到良好的效果：古里伪乡长姚三甥、伪镇长徐湘先后成了武工队信得过的朋友；横泾的伪保长、催头（负责帮地主收租）不但让武工队吃住在自家，而且交出部分“捐款”充实部队的活动经费。朱英还派绰号叫“木花阿金”的队员打入唐市敌特机关，在掩护被困的武工队员、避免流血牺牲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

1944年冬，日军策划向农民收租收粮，由地方伪军督办。吴市区伪区长杨振亚、高浦乡伪乡长王宇平狼狈为奸，趁机搜刮民脂民膏。两个汉奸在吴市镇上设立租栈，并张贴布告。朱英领导的游击队做出了“捣毁租栈，镇压恶霸”的决策。冬至那天，装扮成日伪军的15名武工队员长驱伪区公所，捣毁了设在那里的租栈，焚烧了所有的征粮账册，又直奔伪警察所，聚赌的伪警全部落网，枪支弹药“照单全收”。后来在镇上的鸦片铺逮着了王宇平，又在瞿家床底拖出了杨振亚。杨振亚在逃跑中被击毙，王宇平在街梢伏法，武工队以新四军江南挺进军的名义贴了布告。此次行动，狠狠地打击了日伪的器张气焰，武工队的声威从此大震。在恢复江南工作时期，筹集抗日经费是个重要内容。上级指示将目标锁定在大汉奸、大奸商身上。浒浦一个大奸商，拜梅李伪警署署长谭国忠为“老头”，思想极其反动。为了敲山震虎，朱英决定拿其第一个开刀。奸商被抓后半个月，交上“罚金”一万元。不久，朱英又盯上了吴市一个与日本人合开商行的汉奸。经过周密部署，决定智取皮棉船。一天深夜，商行的皮棉船行至青墩塘某地，武工队佯作阳澄湖土匪将两船皮棉“抢劫”一空。组织起来的群众将皮棉分拨众多小船，迅速离去，分给附近各农户保管，继而按人口廉价销售。日本人事后追究，刚好一条真正的强盗船撞在枪口上，成了“替罪羊”。这笔共计3万多元的皮棉款被全部送到了上海薛惠民那里。

1945年8月，即将投降的日寇在我游击区中心地段唐市、白茆一带加紧活动，妄图决一雌雄。14日那天，一股敌伪人员到西宅基搜刮钱财，朱英率领武工队奔赴现场与其交火，敌人溃散。部队转移至徐家宅基，晚上10点多钟，船至三塘址桥近处，被守敌发现。朱英向桥面上抛出一颗手榴弹，舱里的10多名战士爬上船头船稍，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向人声嘈杂的敌群，炸得敌人鬼哭狼嚎，朱英等乘机脱险，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胜利的消息传遍四面八方，常熟城乡一片欢腾，各地出现了群情激奋捣毁敌巢的行动。朱英按苏常太工委指示，帮助群众对汉奸、特务开展斗争，正确对待“两面派”人物，保护我方派任的伪职人员。同时，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收缴各集镇伪军的枪械，不让他们趁机溜跑，同月，任天石重返江南，会合沙洲杨民奇率领的六分区特务连来到常熟，苏中四地委所属东南警卫团五连也调到常熟，成立常熟警卫团，陈刚任团长，朱英任副团长。警卫团成立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在太仓，投入兵力200人攻击横泾的伪军。激战两小时，击毙伪军队长、士兵共3人。9月中旬，打击驻谢桥仲炳炎伪保安队，击毙击伤敌人10多人。1945年《双十协定》签订后，地委决定苏常太武装及其有关人员北撤。朱英奉命带一连武装先去苏北成立运粮处。1946年12月，原苏常太部分干部返回江南，继续开展武装斗争。朱英回到常熟，任梅李区委书记。1948年9月后，统一领导苏常昆太武工队工作。1949年4月27日，他带领武工队从梅李出发，进入常熟城，宣告常熟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朱英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兢兢业业的工作。他晚年时期，特别关心对下一代的教育和老区群众的生活。2008年的12月31日清晨安然离世，走完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