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福星，字申卿。15岁入浙江第七师范。1915年日寇占青岛逼迫当局签“二十一条”时，愤然率同学50人投笔从戎。从此成为抗日名将，他兴学重教，并以精湛医术，无偿救死扶伤并著书。

东征北伐，战功显赫，官升三级。1932年日寇犯沪，遂调任抗日总预备队代团长，同年进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毕业后任上校团长。震惊中外的“八·一三”抗日之役，率6师33团血战七昼夜，击溃吴淞登陆顽敌，保卫宝山之役重创日寇，身负重伤，经国际仁爱医院抢救脱险，战后擢升为少将旅长。后回家疗伤，旋组织抗日救亡。日酋胁逼十四都乡交十万银元，他英勇无畏冒死抵制，未送一丁一粮一分钱，使十四都乡成为抗日根据地，他是前线后方双重抗日英雄。他兴学重教，腾出己屋办学育人。他为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忘我奔波，德高望重，被誉为十四都乡庇荫大树。新中国成立，选为各界人民代表，一度蒙冤，仍以精湛之医术，无偿救死扶伤并著书立说不辍。1975年含冤去世，1983年平反昭雪，1991年市政协统战部召开隆重追悼大会。1997年8月在东阳市举行百年诞辰纪念会，缅怀他为官清廉、光明磊落、一身正气、爱国爱民、无私无畏的光辉人生，颂扬他的座右铭“造福者不为享福，善始者还当善终”显示出来的人格力量。他的业绩刊载《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东阳市志》、《中共东阳组织史》、《东阳史志》、《中共东阳党史》、《中共东阳党史大事记》、《东阳市文史资料选辑》、《八一三淞沪抗战》、《朱福星传略》、《朱福星》以及《朱福星——一片丹心为人民》等。2005年9月，东阳市巍山镇人民政府在怀鲁眠牛山公园建《抗日名将朱福星纪念亭》，勒石昭彰以镜后人。2015年9月9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抗日名将朱福星先生纪念像落成仪式在其家乡巍山镇甲丘村看芝举行。2017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2周年之际，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和浙江省东阳市档案馆联合举办的《淞沪抗战名将朱福星将军生平史料展》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揭幕，此次展览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图片以及遗物，通过“投笔从戎、淞沪会战、回乡抗日、崇学兴教、悬壶济世、名垂青史、遗物展示”等7个板块，图文并茂，详细介绍了抗日名将朱福星“前线后方抗日英雄，办学行医惠泽乡里”的光辉一生。

许秀堂

作为战场的斗士，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与军阀、 日寇浴血奋战，视死如归。不屈不挠的浩然正气为全体官兵所称道。

作为乡里的长者，他为了保一方安宁，披肝沥胆，忍辱负重，周旋在复杂的环境之中。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为广大乡民所赞颂。

作为家庭的严父，他为了子女成材，含辛茹苦， 谆谆善诱，居深山而望天空。忧国忧民的豁达胸襟，永远成为后辈的楷模。

朱福星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一生， 是安贫乐道、造福社会的一生。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格言：“造福者不为享福，善始者还当善终。”

人民永远怀念他！

（引自传记《朱福星》第一版序）

1912年朱福星以优异成绩考上浙江 金华师范学校。因家境清贫，父亲决定借钱供他上学，为了使他知道借钱的难处，就带着他一道去借。先后跑了十八户人家，因大家都穷，仅借到一元银洋。最后到邻村一位腌火腿的人家，才借到五块银元。家境的贫寒和借钱的困窘给他留下深刻记忆:“天下有多少象自己一样的穷人，没有文化，救不了天下穷人。”他在校读书期间，中外学科、时事政治，无不悉心钻研，各门功课均名列前茅。他的作文常被打上许多赏识的红圈，时有优秀评语，被老师推荐为范文在班上诵读。时值民国初创，辛亥革命的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取，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专制独裁，故1913年孙中山发布讨袁檄文，黄兴在江苏就任讨袁军总司令，袁世凯把持的北洋政府指其为“孙黄之乱”，兴兵镇压，平民饱受苦难。朱福星奋笔撰文抨击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写了《论时局》文：“民国始建而战乱不息，民不聊生，有指时局动荡起于‘孙黄之乱’者， 吾观之，乱始于袁氏也…… 窃以为袁氏不如下台，让孙文、 黄兴来治理国家，庶几天下能安定，民国可兴旺。”

朱福星不仅品学兼优，还十分注重锻炼身体，常率同学晨练登山，认为体魄强健，将来方能吃苦耐劳，担当得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他以自己的为人和优异的学业赢得同学们敬重爱戴，被选为级长。

1914年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青岛，次年又逼袁世凯签订了二十一条，这完全是企图灭亡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主张对日作战。朱福星偕同学访问驻金华大洪山寺防营时，却发现驻地官兵全无文化、不识时势，更不明白军人保卫国家的责任，深感不安。 他意识到，要拒侮救国，军队的改造迫在眉睫，那里十分需要爱国的知识青年。恰逢浙江招考志愿兵，他就和同学相约当兵抗日，带头签名请求校方准予从军。但学校规定：学生离校，必须有家长签名盖章。时间紧迫，但学校离家百余里，况且做父母的也不一定就会同意。怎么办呢？只有“先斩后奏”了。他见到校园里有棵大芭蕉，灵机一动，就挖了一块芭蕉根，刻了父亲姓名的图章，递上了离校从军申请书，终于得以批准，毅然加入了志愿兵，在他的带动下，全班五十位同学悉数同行，他的拳拳报国之心也终于得到了父母的理解和支持。

1937年“七·七”事变时，朱福星任国民革命军第6师第17旅第33团上校团长，奉令抗日，日夜兼程，下陇海线，北渡黄河。朱福星在带回家的旧军服中，藏着一份遗书，抱着抗日保国 捐躯沙场的决心。

1937年8月13日上海告急，6师受命挥师东进抵苏州，编为总预备队，先后归第九、第十五集团军调遣，8月23日开抵南翔，沿铁路线设防，8月31日奉令增援吴淞炮台湾守军，即向东线进击，浴血奋战数小时，于凌晨3时30分，一鼓作气扫荡孙家庄、蒲家庄、炮台湾之敌，粉碎了日寇对吴淞炮台湾的围困，迫使日寇纷纷向吴淞镇溃退，继而配合邻团左右两翼攻击，控制了自蕴藻滨至宝山的重要防线，9月1日天亮，我军阵地暴露在日军飞机和炮舰的视野中，数十架飞机和江面所有炮舰集中火力，向我6师阵地狂轰滥炸；日军陆战队在飞机舰炮掩护下， 在吴淞等处源源不断登陆，向我守军发动猛烈攻击。我军伤亡越来越大，邻团守军抵挡不住开始后退。朱福星见状向邻团喊话，“敌人尚在我们包围圈中，顶住！”但日军猛烈的炮火和没命的冲杀，使邻团无力防守。33团阵脚也在动荡，情势万分危急！朱福星奋不顾身，跃上显要位置，高呼：“团长朱福星在，跟我冲！” 顿时全体将士一呼百应，同仇敌忾，向日军冲杀。 日军震慑，开始溃退，我军伤亡也十分惨重。1937年9月4日下午，日舰集中火力向我6师阵地炮轰，两个小时间发射炮弹达一千四百余发，日寇步兵借炮火掩护多次向我33团阵地突击。朱福星团长率部冒死奋战猛力反攻将敌击退，至此，在火线指挥作战已经连续七天七夜。6时30分，日寇疯狂反扑，朱福星团长亲临阵前率部冲锋，士气大振，全体官兵向敌突击肉搏，终于杀退日寇，而朱福星团长不辛被日寇三颗子弹穿进了胸部，失血过多，昏倒沙场。

1937年秋，朱福星先生参加淞沪抗战身负重伤，部下拼死将他抢救下火线，用专车急送杭州陆军医院，再转国际仁爱医院奋力抢救一周，始得脱险。

朱夫人苏霖闻讯赶赴医院照护，朱先生因失血过多，身体衰弱，夫人设法买了一支别直参， 蒸煮了放入热水瓶，准备给他喝一点补身体。部下有个连长， 左腿受伤锯掉了，住在隔壁房间，柱着拐棍：“团长，团长”喊着过来， 痛哭失声诉说疼痛难忍。朱先生对夫人 指指热水瓶， 要她把热水瓶里的原汁参汤倒给那连长喝了，第二天连长来说：“这东西真好， 我昨天喝了，昨晚就不痛了。 ”先生又要夫人把第二次熬的参汤又全 给那位连长喝，他自己一口也没有尝……

在医院里，浙江抗日后援会来慰劳， 先生除留下一件绣有“乘风破浪，松鹤延年”的披风作纪念外， 其余食品均转送给本团后来的伤员。军事委员会送来了抚恤金，师部和师长也送来了养伤费。先生只见自己有，许多本师及友邻部队的伤员没有上级来慰问，就把自己 的养伤费分发给他们，以示慰劳。 先生说：“伤员们从战场上只带出了血和泥土， 身无分文 ，我给的钱虽不多，但也可使伤员们得到一点安慰 。”

勤务员应行健闻团长负重伤，冒敌机轰炸，抢出先生家属送来的腌鸭、火腿赶到杭州寻找团长。先生却批评他不该送到杭州来，要他把送来的东西连同在医院中省抗日后援会送来的营养品、衣物，一起送到上海前线，给战场上的指战员吃、穿，期望他们为祖国努力作战。

1937年冬，先生出院回家乡东阳看芝村养伤；1938年初，先生和中共东阳党组织在鹭鸶岭头召开十四都乡抗日自卫茶话会，先生被推举为十四都乡抗日自卫委员会主席和民众抗日自卫队队长，他白天组织队员操练，晚上组织他们 读夜校，亲自讲授抗日救亡的道理和报纸上的抗敌新闻。

1942年东阳沦陷，百姓们不仅时遭日寇搔扰， 还有许多借机发国难财的游匪纠合在一起，出没于山区，冒名“抗日游击队”， 实际却是抢掳财物、派粮派款、吊打无辜、残害百姓的败类。 朱先生常为排除这些灾难而奔走于十四都乡每个村落，对付扰乱的杂牌部队都能晓之以理，明之以义，促使他们改邪归正， 投身到真正抗日的行列中去。

一次，罗店村有人来报告说有一支队伍在乱捉鸡掳吃的， 来势汹汹，弄得村人躲的躲，避的避。先生随即赶到罗店，要他们的队长集合队伍， 对他们训了话，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拉起队伍，就应保护人民百姓，打击日本侵略者，如今反而到处骚扰百姓，就会丧失民心， 军队和老百姓如鱼与水，如果得不到百姓的爱戴拥护，就无立足之地。在此青黄不接的时节，农民在吃大麦羹、洋芋叶、野菜饭汤， 你们知道吗？也想想你们自己的家里人， 你们向百姓敲诈勒索成何体统……那些人自知理亏，悻悻离去。

于是，朱福星先生在一些要道旁村庄的墙上， 亲手写上“爱护人民的军队是好军队”等大字标语。

1944年，侵驻东阳城的日寇少野氏部队送来一封恐吓信，说“皇军”来东阳二年，各乡都有贡献，唯十四都没有，要十四都乡在十五天内筹送银洋拾万元，否则烧杀勿论……朱先生带病召集乡绅、各保和自卫队负责人会议表示：我们是中国人，决不能做亡国奴，不能向日本鬼子献媚送款。 我是乡长， 鬼子要来烧杀，必先杀我的人，烧我的屋。为抗日而牺牲我的妻子儿女，被烧去我乡长的屋，我决不会落泪，也无所恐惧！先生的话鼓舞了大家的勇气、爱国激情深深感动鼓励了在场人员， 大家都附和决议不给日寇派粮款。敌人也欺软怕硬， 更听说十四都乡有坚强的自卫力量而终不敢进山来侵犯。一直到日寇败退，十四都不曾给日寇一分钱、一粒粮，乡民都以不做顺民为荣。

朱福星先生在仁爱医院抢救脱险回家养伤时，随身运回10多只木箱。乡亲们都以为他在部队当了团长，一定带回了不少金银财宝。其实，先生的每一只箱子里 都装满了书籍， 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并鼓励乡民学文化。 抗日时期，山区教育落后，先生 着力整顿乡 校，排难兴学，培养人才，创办了东阳十四都乡中心小学， 自兼校长（不领薪水），以自家房子作校舍（不收租金）；又翻山越岭登门 求聘进步教师，缺少教材科本，就自己编印讲义，也让学生手抄。邻乡邻县的学生，也由家长挑着行李送来住宿就读。先生还 为交不起学米的贫困生代交学米 杂费。朱福星先生说：“要让孩子都有读书的机会，受到爱国的科学的教育，有空时还要参加劳动，懂得为祖国，懂得爱人民， 培养出这样的人，国家才会强大，才不会腐败， 外国侵略者也就不敢来侵犯我们的国家了”。在他的学生中，以后成为革命干部、科学家、教授者不乏其人。其时，郭沫若率文化工作队经过罗山，得闻先生兴学及领导乡民抗日的事情，热情赞扬鼓励。抗日胜利后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斗争。 50年代，朱福星先生 一度含冤入狱。直至1983年，东阳市为先生平反昭雪。遗憾的是老人未能等到这一天，已于1975年去世，享年78岁。

朱先生1924年肄业于上海中西医药函授学校，中西医学修养全面，尤长伤科，每在部队协助卫生所医生救治伤员。

抗日负伤回乡后，乡邻有病，常来找先生看治。有个演员重伤奄奄一息，经先生施治起死回生。 村民腿骨被重物压断 ，经先生正骨敷药而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先生还把伤科绝技传授给水带应村的应兰苟，使之成了远近闻名的伤科医生。有时，先生主动上门为患者治病、送药，往往不花一分钱就把病治好了， 群众从内心里感激，先生也从内心里得到安慰。

先生晚年蒙冤，除了参加劳动，就是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医药学，以精湛的医术，义务为民治病送药，深受百姓赞扬。先生不知老之已至，每每劳动回家，赤着脚，洗洗手，便拿书研读或提笔写作。室内光线弱了，看不清字，就打开后门用放大镜照着看。寒冬腊月，也早起看书，脚搁在尚未升火的烤火盆上，夫人问他“暖不暖？”他也说“暖、 暖！” 即使他病重不能 下床 ，还支撑着坐起来，研读医学，写录体会。他说： “我历来就喜欢看书，当我不看书时，生命也就结束了。”

为了治病救人，先生身体还好时常背个篓子，带着锄头、镰刀上山采 药 。为了 随时获得急救治疗所需的鲜草药，也为 保护一些本地少见的草药 ，就在房前屋后的空地里培育鲜草药。 他把喜阴的八角金盘、七叶一枝花，野参、顶叶白、杜蘅、野慈菇等 栽在屋后竹林下 ，向阳的菜园里则栽了南天竹、木瓜、白菊花、黄菊花、芍药、牡丹、玫瑰、牛膝、野茄子、萱草等 ，还在墙脚路沿撒种了许多车前草、凤尾草、虎耳草，更有满园四边的艾花、紫苏、薄荷…… 前前后后不下数百种 。在先生精心培育管理下，一年四季草药郁郁葱葱，鲜花绚丽，香气扑鼻，成了“百草园”。

朱先生在磨难中治病救人无数，又埋头研究中药制剂理论书籍，编写医药书稿，共写出外科便览、儿科指南、针灸法等44本医药书稿，给后人留下宝贵的中医药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