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晖（10年-89年），字文季，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东汉官员。

《后汉书·朱晖传》记载：年十三，王莽败，天下乱，与外氏家属从田间奔入宛城。道遇群贼，白刃劫诸妇女，掠夺衣物。昆弟宾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动。晖拔剑前曰：“财物皆可取耳，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晖死日也！”贼见其小，壮其志，笑曰：“童子内刀。”遂舍之而去。

永平初，显宗舅新阳侯阴就慕晖贤，自往侯之，晖避不见。复遣家丞致礼，晖遂闭门不受。就闻，叹曰：“志士也，勿夺其节。”后为郡吏，太守阮况尝欲市晖婢，晖不从。及况卒，晖乃厚赠送其家。人或讥焉，晖曰：“前阮府君有求于我，所以不敢闻命，诚恐以财货污君。“就曰：“朱椽义士，勿复求。”更以他璧朝。苍既罢，召晖谓曰：“属者掾自视孰与蔺相如？”帝闻壮之。及当幸长安，欲严宿卫，故以晖为卫士令。再迁临淮太守。

晖好节概，有所拔用，皆厉行士。其诸报怨，以义犯率，皆为求其理，多得生济。其不义之囚，即时僵仆。吏人畏爱，为之歌曰：“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人怀其惠。”数年，坐法免。

晖刚于为吏，见忌于上，所在多被劾。自去临淮，屏居野泽，布衣蔬食，不与邑里通，乡党讥其介。建初中，南阳大饥，米石千余，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者，乡族皆归焉。初，晖同县张堪素有名称，尝干太学见晖，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晖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晖以堪先达，举手未敢对，自后不复相见。堪卒，晖闻其妻子贫困，乃自往候视，厚赈赡之。晖少子颉怪而问曰：“大人不与堪为友，平生未曾相闻，子孙窃怪之。”晖曰：“堪尝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晖又与同郡陈揖交善，揖早卒，有遗腹子友，晖常哀之。及司徒桓虞为南阳太守，召晖子骈为吏，晖辞骈而荐友。虞叹息，遂召之。其义烈若此。

元和中，汉肃宗巡狩，告南阳太守问晖起居，召拜为尚书仆射。岁中，迁太山太守。晖上疏乞留中，诏许之。因上便宜，陈密事，深见嘉纳。诏报曰：“补公家之阙，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从，进无謇謇之志，却无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适我愿也。生其勉之！”

是时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上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又宜因交址、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时所谓均输者也。”于是诏诸尚书通议。晖奏据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寝。后陈事者复重述林前议，以为于国诚便，帝然之，有诏施行。晖复独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禄食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人穷怨，布帛为租，则吏多奸盗，诚非明主所当宜行。”帝卒以林等言为然，得晖重议，因发怒，切责诸尚书。晖等皆自系狱。三日，诏敕出之。曰：“国家乐闻驳议，黄发无愆，诏书过耳，何故自系？”晖因称病笃，不肯复署议。尚书令以下惶怖，谓晖曰：“今临得谴让，奈何称病，其祸不细！”晖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机密，当以死报。若心知不可而顺旨雷同，负臣子之义。今耳目无所闻见，伏待死命。”遂闭口不复言。诸尚书不知所为，乃共劾奏晖。帝意解，寝其事。后数日，诏使直事郎问晖起居，太医视疾，太官赐食。晖乃起谢，复赐钱十万，布百匹，衣十领。

后迁为尚书令，以老病乞身，拜骑都尉，赐钱二十万。和帝即位，窦宪北征匈奴，晖复上疏谏。顷之，病卒”

初，晖同县张堪素有名称，尝干太学见晖，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晖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晖以堪先达，举手未敢对，自后不复相见。堪卒，晖闻其妻子贫困，乃自往候视，厚赈赡之。晖少子颉怪而问曰：“大人不与堪为友，平生未曾相闻，子孙窃怪之。”晖曰：“堪尝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

《后汉书·朱晖传》有记载。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道德品质，也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保证，尤其是在为人处世上，人们更是看重信字。只有做到以诚待人，言而有信，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东汉的时候，河南南阳有两个人，一个叫朱辉，一个叫张堪。两个人原来并不认识，后来读太学期间，两人做了同学，结识后甚为投缘，才慢慢熟悉起来。朱晖不但知识渊博，且为人正直。当时的张堪已是朝廷重臣，很欣赏朱晖的学识与为人，再加上同乡关系，就有意提拔朱晖，可他却婉言谢绝了。这样一来，张椹更觉得朱晖是个可以信赖的人。

太学学业结束，两人归家分手之时，张堪推心置腹地和朱晖说：你是一个非常自持的人，倘若哪日我身体不好，乘鹤仙去，愿把自己的身家与妻儿托付你！朱晖忙道“岂敢岂敢”，但心却非常感激，毕竟有人把自己当作生死之交，也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当时他们身体都很好，朱辉也没把张堪的话当回事，并没有做出何承诺。

之后，两个人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联络。时光如水，没过多久，张堪便去世了。张堪为人为官，清正廉洁，家中少积蓄，妻儿生活非常拮据困难。然正当他们为生活困窘发愁之时，朱晖闻讯赶来，向张堪的妻儿伸出援助之手。以后就不断地给张堪的家里资助，年复一年的去关心他们。

朱晖的儿子非常的不理解，就问朱晖：“您过去和张堪并无深交，为何对他的家人如此厚待与关心呢？”朱晖感慨道：“我和张堪只是彼此倚重、生死相托的朋友，这就足够了。”儿子更是纳闷：“既然你们是好朋友，怎么不曾来往？”朱晖道：“我与张堪虽来往不密，但是张堪在生前曾有知己相托之言。他所以托付给我，是因为他信得过我，我又怎能辜负这份信任呢。况当时我嘴上虽然末置可否，心中却已答应。初时张堪身居高位，自然不需要我的帮助。而如今他不在了，其家人生活窘困，我又怎能袖手旁观？”

朱晖在家乡是一个扶贫济困非常有爱心的人，南阳太守很仰慕朱晖的为人，为了褒扬朱晖便想请朱晖的儿子去做官。可是朱晖却想把这个当官的位置让给张堪的儿子，于是去找南阳太守说：谢谢你的好意，犬子才疏学浅，不适合为官。我倒想向你推荐一人，是我故人张堪的儿子，他学习刻苦，非常守礼仪，是个可造之才，我愿意把故友的儿子推荐给你，让他去当官，为民众服务。后来张堪的儿子果然没有辜负朱辉的对他的信任，廉洁奉公，勤奋踏实，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

朱晖后来官至尚书令，却从来不炫耀自己。他背地里常常告诫儿子说：“你不一定要学我如何做官，但务必要学我如何做人。”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典故的来历：情同朱张。这个故事和很多其他的故事一样，足以说明我们传统的中国人是如何看重一个“信”字。这里并没有合同，没有文书，甚至没有一句公开说出口的承诺，然而朱晖却这么去做了。做人能够真正做到一诺千金，不计得失，世所少有。朋友去失之后，能主动出手相助，这种深厚而纯真的情谊，实在难得。 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和反思的。

儿子：朱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