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华（1897～1988）名承洵，字仲华，浙江绍兴人。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一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绍兴市一位德高望重，备受赞誉的开明人士。1956年加入民革，曾任绍兴县政协副主席、绍兴市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委员、民革浙江省委会委员、民革绍兴市委会主任委员等职。

朱仲华1897年出生在绍兴城内的一户儒商之家。父母亲均知书达理，为人仁厚，朱仲华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进入私塾后，遍读四书五经，攻读古文诗词，打下国学基础。1913年考入上海复旦公学，与孙越崎先生为同窗好友，四年毕业后，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他考入复旦大学文学系深造，是该校最早毕业生之一。四年大学生涯中，品学兼优，深得师友的爱敬，曾在全校英语演讲中荣获冠军，还担任级长并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在校期间，适逢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消息传至上海，时任复旦大学学生会长的朱仲华，在老师邵力子先生的指导下，立即发起邀集上海市各大学及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组织，于5月11日成立了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在会上，复旦同学何葆仁被推为主席，朱仲华被推为总干事兼总会计。5月30日上海学联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为被北洋军阀杀害的北京学生郭钦光开追悼会，会上群情激昂。会后，2万余名学生分两路上街游行，其中一路由朱仲华率领经老北门，冲过法租界，经河南路至上海总商会，敦促商界一起行动。终于在6月3日发动了规模更大的工、商、学三界的游行示威活动。其间，朱仲华以学联代表的身份，向当局慷慨陈词，提出了“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罢免曹汝霖等三个卖国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正义要求，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赢得了舆论的赞扬。

五四运动期间，孙中山先生正在上海，他对上海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很大的关注和支持。朱仲华以学生会代表的身份，先后三次去莫利哀路中山先生寓所晋谒，每次接见时，孙中山先生都对朱仲华勉励有加，还当场书写“天下为公”四字横幅相赠，并特别题上“仲华先生属”五字上款，这在孙中山先生题写过的众多“天下为公”横幅中是极为罕见的。孙中山先生当面对朱仲华说：“天下为公，要的是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这就送给你作个纪念吧！”另一次，孙中山先生还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由他亲自译注的《会议通则》，并在书的扉页上又题写了“仲华先生惠阅”六个大字，当面赠给朱仲华。从此以后，“天下为公”四字深深地印刻在朱仲华的心里，成为他毕生的坚定信仰，指引朱仲华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追求真理，追求进步。

朱仲华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曾短期出任绍兴县政府秘书等职，但不久即辞去公职，担任绍兴农民银行经理达十年之久。此后即以参股等形式从事银行钱庄业务，而以主要精力从事于地方的文教事业和公益事业。他联络复旦在绍校友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免费招收学生入学，自兼英语教师，对贫困学生还资助书籍和学习用品，深得社会的好评。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绍兴城内虽已有四五所初级中学，但没有一所高中。众多学子只好远去沪杭，负笈他乡。相当一部分学生因此而无法深造，影响了当地人才的培养。1932年，朱仲华与邵力子、金汤侯、姚慧尘、张琴荪、刘振一等共10人，每人捐助1000银元，购买原绍兴府学宫旧址80亩土地，创办了绍兴第一所完全中学——稽山中学，朱仲华出任校董，后被推为董事长。几十年间，这所学校成为绍兴的著名中学，桃李满天下，培育了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徐光宪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为绍兴的文教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创办稽山中学的同时，朱仲华还担任上海复旦大学的校董，绍兴成章小学、培德小学的校董，为之出钱出力。

绍兴是座历史文化名城，春秋战国时，已是越国的都城。自宋代起即有编修地方志书的传统，但自晚清至民国时期忽焉中断，当政者咸以经费不足而延搁不办。朱仲华与王子余先生一起，决心由民间来承办此事，成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他是最年轻也最热心的一位委员。在修志过程中，正逢抗战爆发，由他设法将修志办公室迁移至开元寺内办公，同时解决修志人员的膳食和日常开支，终于在1938年编印出版了《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为乡土史料的积累作出了贡献。直至改革开放之后，又是他第一个提出了盛世修志的提案，得到了中共绍兴市委和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新中国第一部《绍兴市志》于1996年顺利出版，并荣获国家一等奖。

抗战期间，因交通受阻，绍兴一度发生粮荒，米价飞涨，居民叫苦不迭。朱仲华与金汤侯两人利用个人的信誉向银行贷得巨款，前往江西采购大米，解决了绍兴的粮荒。

抗战期间的1941年4月，古城绍兴不幸沦陷敌手，为了坚持民族气节，朱仲华避开了敌人的搜捕，化装出逃，浮海而进入上海租界内避难。并出资在租界内恢复稽山中学分校，坚持抗战教育，坚决不向敌伪低头。同一时期，他动员自己的子女离开沦陷区投奔大后方，他的大儿子朱吉仁流浪颠沛至贵州，毕业于当时迁址遵义的浙江大学化工系，立即赶赴玉门油矿开采石油，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困难年代，贡献了自己的才能。

朱仲华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早在1932年，即皈依印光大师，从此信佛茹素，精研佛学。在上海避难期间，法名圆信，经常参加法会，祈祷抗战早日胜利。后来他成为绍兴佛教界妇孺皆知的一名大居士。

1949年5月7日是绍兴解放之日，绍兴从此回到人民手中。当天晚上朱仲华收到他的恩师邵力子先生从北京发来的一份电报：“闻吾邑解放，希尽力协助”。几天后，绍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朱仲华立即前去拜访军管会负责人马青同志，表示自己迎接解放的喜悦之情。第二天，马青同志专程回访朱仲华，他是军管会负责人第一个访问的党外民主人士。解放之初，人民解放军给养不足，朱仲华以个人名义送去大米三千斤和一大批木柴，这种出于挚诚的劳军行为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事隔数十年后，当马青同志从江西省粮食厅长任内离休返绍时，又一次专程拜访朱仲华，并深情地对他说：“你是我在绍兴结交的第一位党外朋友，你对我党工作的支持，使我永不能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朱仲华始终被列为绍兴市的重要统战对象，他先后担任浙江省和绍兴市的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担任市政协委员，他认真参加各种会议，积极提出各种建议。特别是1956年他参加民革以后，他与陶冶公先生一起，积极开展社会联系工作。他认为民革的社联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教育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知识分子、社会人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影响和带动一大批社会人士走出家门，跟上形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幸的是，在1957年那场“反右”的风暴中，朱仲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了1959年建国10周年前夕，这位戴着“右派”帽子的人却将家中珍藏的10件珍贵文物捐赠给政府作为献礼，其中包括孙中山先生题书的“天下为公”墨宝和名贵碑帖，均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在“文革”动乱中，朱仲华又一次遭到了无情的迫害，红卫兵抄了他的家，他本人遭到游斗，最后甚至“扫地出门”，被遣送到农村监督改造，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六年。由于他淡泊处世，或许还由于他笃信佛学，他顽强地挺过来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拨开云雾见青天，朱仲华是绍兴市第一个落实政策的“三九类”人员，从农村搬回老家居住。“文革”中被查抄的财物折价归还，召开平反大会，恢复一切名誉。朱仲华以80高龄担任绍兴县第三届政协副主席、绍兴市第一届政协委员、浙江省第五届政协委员，还担任了民革绍兴市委会主任委员和民革浙江省委会委员，开始了他晚年又一段十分灿烂的岁月。

1980年10月，绍兴展览馆发还了在“文革”前向朱仲华借用的一批古式家具和名人书画。他的家中自从“文革”被抄家后已空无长物，但他认为这批劫后余剩的古式家具和字画，已属不可多得，除留下一顶祖传的红木方桌外，其余的全部捐献给文物部门，计有玉如意1只，红木锦屏1只，大号瓷三星3件，硬木搁几1只，郑板桥竹石书法大型木刻12块，康熙御笔《兰亭集序》银杏木刻4块，何绍基、胡公寿、陆懋薰书法板对各1副，以上文物均系无偿捐献，朱仲华不收分文奖金。

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待兴，众多风景名胜、文物古迹急待维修，有关部门由于资料奇缺而遇到许多难题，被誉为“绍兴活字典”的朱仲华成了他们访问咨询的主要对象，一时，前往朱家访问的机关干部、工程师等络绎不绝，朱仲华对每个来访者都热情接待，使他们满意而归。朱仲华认为这是盛世即将到来的好现象，老年人能为此出点力是令人高兴的。但他认为个人的力量有限，应当发动更多的人来投入这项咨询工作。于是经他提议，民革绍兴市委会专门成立了文化咨询小组，他亲自担任组长，先后编印了20多期历史文化名城咨询资料，免费提供给各有关单位，博得了很高的赞誉。与此同时，朱仲华还主动给各文保单位、名胜古迹义务撰写碑记、楹联，还免费赠送展品，例如兰亭右军祠内的康熙御笔《兰亭集序》银杏木刻，大禹陵碑亭前两株百年古槐，都是由他赠送的，为景区增色不少。

1986年9月，年高德劭的朱仲华正逢九秩华诞，众多亲友都要向他祝寿，他却说了这样一席话：“我已经90高龄了，来日无多。鉴于建设四化需要科技知识，我想在晚年创办一所科技图书馆，亲友们欲为我祝寿，不如对图书馆有所赞助。”这件事感动了许多人，朱仲华在海外的亲友沈家桢、汤之屏、王华甫、朱卓贤、许松林等立即响应，纷纷汇款寄书。朱仲华的子女和绍兴民革成员也纷纷捐钱出力，不到两年时间，一座拥有一千平方馆舍和近万册科技书籍的越华书楼终于建成。

1988年2月，朱仲华因肺部感染导致心力衰竭而驾鹤西归，哲人离去，里人同悲。遵其遗嘱，丧事从蕲简，不收一只花圈挽联，为移风易俗，节约公家开支，朱仲华又一次给人们作出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