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是克莱·舍基创作的社会学类著作，首次出版于2009年。

克莱·舍基在他所写的《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一书中对社会革命的后果是好坏给予了最明晰而富有穿透力的解析，并就人们是谁、人们可以做什么进行了思考。”

在创作《未来是湿的》之前，舍基一直从事有关互联网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写作、教学和咨询工作。同时，身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新文化最敏锐的观察者”，以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哈佛商业评论》《连线》等知名报刊的撰稿人，舍基对未来媒体的形态也有独到的见解。舍基指出，以出版业为代表的媒体行业已经呈现出“大规模业余化” 和“ 去职业化”的趋势。以前信息由媒体以权威的姿态“先过滤后出版”，但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社会性媒体”的出现已经让信息“ 先出版再过滤”。发布的信息能被多少人看到是“评论”和“顶”这些代表受众选择的功能决定了信息的价值和生命力。当出版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当媒体不再掌控机构特权，当大规模业余化的旗帜被高高举起，当社会性媒体清除了公众表达的障碍，当任何人在任意时间都可以发布任何事情的时候，这就是“人人皆记（者）”的新时代的到来。对此，舍基有一句结论很是精辟，他说：“诸如博客、论坛类的社会性媒体已经铲平了却也伴生着残忍的经济逻辑：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

事实上，有关互联网的书已经很多了，但舍基还是希望通过本书的创作为人们带来了新的视角、观点和理念。舍基说，他的最大期望是读者在读完他的书之后，能够为两样事情而激动：“一是存在多种社会实验的可能性，二是还会有更多的社会性工具的新用法被发明出来。”不管舍基的希望能否最终实现，但通过互联网，人们能够各抒己见，能够为权利而斗争，能够为目标去集结，进而影响和改变社会。而这正是舍基为人们描述的互联网未来的美好一面。

（一）序，未来为什么是湿的？

1.工业化，工业化在本质上，是干巴巴的。用启蒙运动的术语，叫祛魅。工业化好化台烘干机，将社会关系中一切带有人情味的东西烘干，然后用原子式契约将个体联系起来。人们把烘干的社会关系，或者把社会关系的干，称为组织。

2.人人与人民的不同。人人是一个具体的、感性的、当下的、多元化的人。他们之间的组织是基于话语的、临时的、短期的、当下的组合，而不是一种长期契约。传统时代的组织，是基于长期契约而存在的。

3.“湿”的概念。①湿少同合作的态度，是社会资本的积累，是思维范式由一维到万维，是政治文化从一元到多元， 是交流空间打破鸦雀无声走向众生喧哗。②基于爱而展开的群体行为可以看成一个梯子上的递进行为，按照难度级别分为共享、合作和集体行动。

4.对于“共享”的观念。共享最简单，共享之上是合作，Linux是好例子。合作比单纯的共享要难，因为它牵涉到改变个人行为与他人同步，而他人也同样改变自身行为与人同步。协同生产是一种更深入的合作形式，如果没有许多人的参与，项目不可能发生存在，最终，也没有人能将所创造出来的生产成果归功于自己。再就是集体行动，这是最难的一种群体行为，因为它要求一组人共同致力于一件特定的事，其实行的方式更要求集体的决定对于每个个体成员都具能将所创造出来的生产成果归功于自己。再就是集体行动，这是最难的一种群体行为，因为它要求一组人共同致力于一件特定的事，其实行的方式更要求集体的决定对于每个个体成员都具有约束力。

5.“科斯地板”①它指向企业的存在理由：众所周知，科斯自何自答了经济学上的一个问题：如果市场的主意如此美妙，为什么还需要企业呢？为什么要有那些组织枢架？为什么不能让所有人互相提供服务，用市场和协约来解决一切？ 科斯的发现是，巨大的交易成本使得企业在某些情况下与市场比较具备相对的经济优势。②自从科斯的论文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以后，每个人都知道“科斯天花板”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公司的扩大越过了某个点，就会导致其自身的崩溃。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公司变得太大了呢？

舍基说，大多数人都错过的一件事情是科斯地板的作用，总有一些群体活动尽管也会创造价值，却不值得形成一个机构来从事价值创造。由于交易成本，许多可能的商品和服务都没有变成现实；但随着新的技术工具的出现，曾经阻碍全范围内共享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了。可以将这些行为看作他们落到了科斯理论的地板底下：它们对一些人有价值，但以任何机构方式做都太昂贵，因为欲使机构成其为机构，其基本和不可拆卸的成本都决定了那些行为不值得实施。

（二）从一场“人肉搜索”说开去

一部丢失了的手机的故事描绘了未来的变化一有些变化是好的，有些则是坏的，大多数变化则复杂得无法贴上标签它们正影响着群体集 聚和合作的方式。这些变化是极为深远的，因为它们正放大和延伸着人们的基本社会技巧，还有人们特有的社会失败。

1.新技术使得新式群体的形成成为可能。从不同专业阶层转移出来的这些能力到了公众手中，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建筑在出版商所称的“开放参与的架构”之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机构都生活在某种矛盾之中：它们存在时为了利用群体的努力，但它们的某些资源又为了引导这些努力而慢慢流失。人们可以将此称为”机构困境”。 因为个机构耗费资源以管理资源， 在这些机构理论上的能力和实际上的能力之间存在一条沟，机构越庞大，产生的成本也越大。妨碍群体行动的大多数障碍倒塌了，失去了这些障碍，人们得以自由地探索群体在一起做好事的新方式。 群体在没有金钱动机和缺乏管理监督的情况下所能从事的工作的数量和种类都在增加。企业、学校、政府这些机构的绝对优势井未散去，相反，正在发生的事是，它们的大多数相对优势消失了，这里相对的意思是说， 相对于它们所代表的人群的直接活动。具备新能力的群体在形成，它们的工作无须遵循管理规则，克服了限制其有效性的传统桎梏。

（三）分享是机构困境的解药

1.人们使用“组织”一词来表示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指被组织起来的状态，另一层意思是指行驶组织功能的群体。

2.机构的自我保存。没有一家机构能够把自身的所有能量投入到对其使命的追求之中；它必须耗费可观的努力来维持纪律和结构，这样做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机构的自我保存成为头号人物，其明示的目标反倒被排在了第二位甚至更低的位置，不管这家机构的使命宣言是如何陈述的。由于组织最初的最低成本相对较高，某些组织活动虽然拥有一定的价值，但这个价值不足以使人们以有组织的方式去追求它。而新的社会性工具正在通过降低群体行动的成本而改变这个方程式。像Flickr这类工具的基本功能改变了群体行为的旧法则，从先集中再“分享”转变为“先分享再集中”。人们通过照片发现彼此，之后联结起来。

3.合作比信息的共享要难。因为它牵涉到改变个人行为与他人同步，而他人也同样在改变自身行为与人同步。对于共享，群体仅仅是参加者的集合。与之不同的是，合作创造出群体的身份。集体行动是最难的一种群体行为，因为它要求一组人共同致力于一件特定的事，而且做事的方式更要求集体的决定对于每个个体成员都具有约束力。信息共享使参与者有共同的意识，协调生产依赖于创造的共享，而集体行动通过个人的身份与群体的身份紧密联结起来，建立了共有的责任。

4. “公地的悲剧”。有关集体行动最普遍的问题可以表述为“公地悲剧” ，生物学家用这个词描述当个体受到激励去损害集体利益的情形。虽然每个人都同意普遍克制对大家都有利，个体受到的各种激励却常常阻碍那样的结果成真。对于公地悲剧，可以两个办法择其一：一是取消公共事业，将其各部分的所有权转移给个体，使后者得到激励保护各自的资产；二是管治，或者如Hardin所说的“一致赞同的相互强制”。

（四）这是“人人皆记”的时代

1.职业的相关概念。①职业的关键在于行业标准及成员之间的关系。部分职业是基于某种资源的偶然稀缺，如新闻记者、出版商、摄影师、职业作家等都是基于出版资源的稀缺。②去职业化：互联网技术大大提高了社会的传播和出版能力，资源不再稀缺，这些职业与其他职业的界限也就被打破。③大规模业余化：在互联网时代，生产、复制、出版变得空前容易，对媒介的控制不再限于专业人员，而是扩散到全社会领域。

2.先出版、后过滤的游戏规则。媒体的两种类型：广播媒体与通信媒体。过去两种媒体的界限清晰，如今两种媒体相混淆，使人们常常困惑于公开的信息却不是给自己看的。大量用户产生内容的出现，使得仅靠专业人员来过滤变得不可能。用户根据各自的兴趣聚集在社区，实现对海量信息的过滤。

3.当个性化动机遇上协同生产。不受管理的劳动分工，即自发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通常是与高度管理的环境相联系的，然而它对这里实施的方式却远远缺少管理。一篇wikipedia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产品，因而它永远也没有完成的时候。如果在一个体系里，任何人都能自由地开始一件事，做得不好也没关系，那么一篇短短的信息贫乏的文章可能会支持一篇好文章的最终出现。正是这种不足驱使人们对它做出改进：那些愿意改进一篇差文章的人比愿意从头写一篇好文章的人要多得多。

（五）集体行动给机构常来的桃战

1.集体行动带来的挑战。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则在于通过消除两大障碍一信息的地方局限和集体性反应所面临的壁垒，从而改变公众反应的范围、力度，尤其是持续的时间。既然现在形成群体变得出奇简单，原来的限制松弛了，对于那些把地理位置当作核心组织原则的组织，会发现这些原则正面临挑战，即使它们曾经是过去世纪的基石。社会性工具并没有创造集体行动，它们只是消除了对于集体行动的障碍。

2.越来越快的行动能力。共享的认识使得本来互不协调的群体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的方式共同工作，当一种通信手段变得越来越 普及和为人所熟悉，实时的协调也将越多地取代事先的安排，而群体的反应将越发难以预计。

3.社会性困境的解决之道。①那些具备高储量社会资本的特征的社会，比起只具有较少杜会资本的社会，在从犯罪率、精英企业的各种成本到经济增长等同样宽泛的系列衡量指标上，总体上都做得更好。②社会生活的高度可见性和可搜索性意味着，想法相同的人们现在拥有了找到对方聚集起来并互相合作的能力，而不受社会赞成与否的态度制约。③集会自由带来的社会损失：a.最明显的损失发生在那些以解决先前某个难题为职业的人。b.破坏现有的社会契约。c.最为严重，由于拥有更好的通信手段和更灵活的社会结构，网络化的组织具备了更好的韧性，然而这对于恐怖组织、犯罪团伙和维基百科用户乃至学生示威者都是一样的。

4.没有代价的失败。不要代替用户做任何事，而是提供个平台让他们互相帮忙。 新的群组崛起和老的群组消退都不是商业性的决定，而是用户行为的副产品。

5.承诺、工具、协议。社会性工具的成功应用并无诀窍，但该书的故事都依赖于一个值得相信的承诺、一个有效的工具和用户可接受的协议的成功融合。承诺对于每位要参加一个群体或者为它做贡献的人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工具帮助的则是“怎么做”即如何克服协调困难，或至少把它控制在可控水平；协议则确立了路上的规则，如果人对于这个承诺感兴趣并采用了那些工具，人可以预期得到什么，以及群体将期望人做到哪些。群体所需要的成员数目越大，它就越难于发动，因为潜在的用户会更怀疑（他们是正确的）是否有足够的人加入从而使他们付出的时间值得。

处理这个问题的几种策略，最显而易见的一种就是使加入变得容易，从而使承诺看上去更易于实现；其他的一些策略包括为用户个体创造私人价值，而让社会价值稍后才显现。另一个普遍的策略就是按小世界的模式将人群进行细分，这样使小型群体比大型群体更容易支持密集的社会交往。小型群体的核心特征在于其成员可以更加紧密地互动可为小型群体比大型群体更容易支持密集的社会交往，小型群体在达成并维护一致和共识上更有效。 工具与需要它们支持的群体互动模式紧密相关。协议有助于确认人可以期望于他人的和他们所能期望于人的，协议的核心部分在于用户必须赞同它。最后，承诺和工具可能都是有效的，而协议毁掉了全盘。

《连线》杂志副总编、畅销书《长尾理论》作者克里斯.安德森：“在这本极具可读性的书里， 每页都闪烁着智慧和洞见， 它将彻底变革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由社会性媒体主导的新纪元。极力推荐。”

《连线》 杂志的提稿人兼编辑、《坏事变好事》作者史蒂夫、约翰逊：“克莱·舍基是互联网革命中最伟大的思考者。但本书绝对不仅仅是一本技术方面的书，它引人入胜地将我们指向整个社会的未来。任何对人类群体的力量和影响感兴趣的人，都一定要读这本书。”

克莱·舍基，被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新文化最敏锐的观察者”，从事有关互联网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写作、教学与咨询，特别关注社会网络和技术网络的交叉地带。在纽约大学的互动电信项目中任教，其咨询客户包括诺基亚、宝洁、BBC、美国海军和乐高公司等。

多年来，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哈佛商业评论》《连线》和《IEEE计算机》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广受读者追捧，并经常在技术会议上充当主题演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