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帝乙、帝辛 (纣) 别都。即今河南鹤壁市新区南部的鹿台遗址及附近。西周为卫国都。春秋属晋。《左传》： 襄公二十三年 (前550)，“齐侯伐晋，取朝歌”。战国为魏邑。《史记·魏世家》： 景湣王二年 (前241)，“秦拔我朝歌”。秦置朝歌县。

淇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河南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古称朝歌，曾为殷商末四代帝都和春秋时期卫国国都，两朝故都。因有北方漓江之称的淇河流经与此而闻名，具有3000多年的文明史，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这里人杰地灵，英才辈出。被孔子誉为“殷有三仁”的箕子、微子、国神比干，纵横家、军事家、教育家鬼谷子，刺秦义士荆轲等都出自这片古老的土地。林姓、卫姓、康姓、商姓、殷姓、孙姓以及韩国康氏、琴氏等姓氏均起源于此，是中华民族姓氏的重要发源地。

　淇县古时称殷国、雅歌、朝歌县、临淇县。古称朝歌，曾为古代商朝殷商末四代帝都。西周卫国都朝歌近四百年，春秋时期改为朝歌邑，属晋国。战国时期属魏国。秦朝时期朝歌邑属三川郡。秦朝末期，西楚霸王项羽分魏地析置殷国，都城设于朝歌。西汉初期，于殷国旧址设朝歌县，属河内郡。新王莽时改朝歌为雅歌。东汉时期又复置朝歌县，汉建安时期年改属魏郡。

三国时期曹魏国升朝歌为郡属冀州，辖朝歌、汲、共、林虑、获嘉、修武六县。晋朝时期改朝歌郡为汲郡，朝歌县属之，属冀州。南北朝时期，刘宋政权改朝歌县属司州部河内郡。北魏十七分朝歌西北置临淇县，属林虑郡。东魏天平元年复置朝歌县，东魏天平二年分朝歌县北为魏德县。北周武帝改义州（今河南卫辉）为汲郡，治所在朝歌。隋朝时期初年改汲郡为卫州，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废清淇县和朝歌县，改置卫县，改置汲郡于县治。

唐朝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改朝歌殷墟地以西为卫县鹿台乡。五代时期、宋朝时期、金国时期因之。元朝宪宗五年（公元1255年）于鹿台乡置淇州，卫县废为集，并置临淇县；元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废临淇县入淇州。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淇州为淇县，属卫辉府。清朝、民国时期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淇县因之。1954年淇县并入汤阴县，1962年恢复淇县建制，1986年由属安阳市辖改属鹤壁市辖至今。

淇县有7处文物保护单位入选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淇县古称朝歌。曾为殷商帝都、卫国国都。朝歌与封神榜于2008年被收入鹤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相关争议

关于晚商时期朝歌的政治地位，学界有很大争论。郭沫若在其1931年所著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确定帝乙20年之后徙都朝歌。但在其1933年所著的《卜辞通纂·后记》中，根据晚商铜器戊辰彝铭文有武乙配偶妣戊的记载而卜辞不见，结合《帝王世纪》的文献记载，认为商代末年商都“殷”的地域扩大，包括现在的安阳与朝歌，而帝乙末年确曾移徙其政治中心于朝歌，但安阳旧都仍然存在，商代的宗庙仍在安阳，因此，是所谓的“更不徙都”。1962年，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又认为“从盘庚迁殷到商纣灭亡的二百七十三年的时间里，除商纣有时居于朝歌 (今河南汤阴县) 外，现在的安阳小屯是商朝的都城”。显然，郭沫若对朝歌地位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开始认为“徙都”朝歌，后来认为安阳与朝歌是同时并存的两个政治中心。

还有学者认为，安阳与朝歌是一前一后的都城，帝乙时期把都城从安阳迁到朝歌。如白寿彝认为“帝乙……又把都城迁到了朝歌”。现代也有学者认为帝乙之后，商王朝徙都朝歌。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朝歌是离宫，但最晚在帝辛时期 (即商纣王时期) ，升为“辅都”。

分析以上意见，可以看出大部分学者都同意，在晚商时期朝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不同意见在于对朝歌政治地位的认识：一是认定朝歌是主都，晚商政权从安阳迁都于此；二是认定朝歌是陪都而安阳为主都。

晚商时期，建立了许多离宫，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则在帝辛时期，至少有朝歌、邯郸、沙丘三个离宫，而从“南距”“北距”等词来看，在朝歌、邯郸、沙丘之间，应该还有一些离宫别馆。《括地志》云：“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这里明言朝歌原本为“妹邑”，可能本来是一个聚落，离宫是商王武丁始建的。由以上记载来看，在兴建之初，朝歌的离宫地位应是毋庸置疑的。

到商代末年，朝歌的政治地位越来越凸显。武丁之后，妹邑仍为一重要的政治中心。如《史记·三代世表》言庚丁时“殷徙河北”，《史记·殷本纪》又言帝武乙时“徙河北”，《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从以上说法来看，庚丁、武乙、帝乙三王都曾迁都，且迁往同一地方——河北，即朝歌。有学者就根据这些记载认为商王朝后期徙都朝歌，这种说法显然是说不通的。但是，文献记载又是如此，如果不是记载有误，只能是后人的理解有所偏差。这里不把“徙”看作是单纯的迁都，而将之视为商王往返于朝歌与另一政治中心之间的话，会显得更加合理。此外，文献中较少有关于“沙丘”“邯郸”等离宫别馆的记载，也可以说明，朝歌已经逐渐超越了一般离宫，其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要。除了指明某王“徙”往朝歌之外，古代文献还有不少记载，确切指明朝歌为“都”或“殷虚”，如:《尚书·酒诰》载:“明大命于妹邦。”郑玄解释曰:“妹邦者，纣所都之处也。”《左传·定公四年》载:“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杜预注曰:“殷虚，朝歌也。”《史记·卫康叔世家》载:“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虚。”《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汉书·地理志》载:“河内本殷之旧都……而河内殷虚更属于晋。”颜师古注云:“殷虚，汲郡朝歌县也。”《汉书·地理志》载:“朝歌，纣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卫。”为什么会有“都”朝歌、“徙”朝歌、“殷虚”的说法呢？这可能与帝乙、帝辛常居朝歌导致朝歌政治地位日益重要有关。有文献记载在帝乙、帝辛时期朝歌的政治地位非常重要。帝辛时期，朝歌新建许多大型建筑，如鹿台、琼室等，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朝歌还有“社及商纣宫”，甚至还有防御性设施城墙。甚至《史记·周本纪》在记载武王伐纣后，提到“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其正义则注曰“谓至朝歌”，这就可见朝歌的政治中心地位。也正由于朝歌在纣时的政治地位非常重要，于是古文献才有朝歌为“纣都”的记载。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朝歌的政治地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兴建之初，朝歌是作为离宫之一而存在的，到了商代末期，朝歌地位超越一般离宫，甚至被称为“纣都”，成为商政权的政治中心。

纵观古代文献对朝歌的政治地位的陈述，有称之为离宫的，有称之为都城的。对于朝歌究竟是离宫还是都城这一问题仍有待考证。因为，虽然安阳殷墟从盘庚至商代末年“更不徙都”，但主要政治中心有了变化。由于商代末年帝乙、帝辛长期居留，朝歌成为主要的政治中心，有离宫等多种大型建筑是毋庸置疑的。但它是否拥有都城所必须具有的大量居民，这是牵涉到朝歌最终地位，确认朝歌是离宫还是都城的重要问题。在文献资料里，没有发现相关记载，这就需要翻阅考古资料。“关于朝歌周围的遗迹，当地文物部门曾进行过调查和试掘，收集到一些陶器和骨器等殷代文化遗物，其年代约自武丁至帝乙、帝辛时代，与安阳邻近的浚县、辉县分布有殷代遗址的现象近似，但由于工作太少，对遗址的内涵、年代等问题还不清楚。”因此，关于朝歌的考古资料欠缺，也无法从考古资料上证明朝歌是否有大量的普通居民。所以，朝歌是否由离宫转变为陪都还不能定论，只能确认朝歌为商代末年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

鹿台遗址位于淇滨区南约3公里处，东西、南北均长约2.5公里，作为商代晚期都城朝歌的一个重要遗存点，省政府于2000年9月25日公布鹿台遗址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鹿台由原来的大平台分割为6个平台，其中4个已成平地，只剩下两个。据文物专家考证，鹿台为商朝纣王时期的宫苑建筑，同时也是纣王藏财聚宝之处，后纣王兵败，自焚于鹿台。

箕子、微子、国神比干，纵横家、军事家、教育家鬼谷子，刺秦义士荆轲、许穆夫人